第5章 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史中有关类型的问题(4)

科维修道院院长帕斯卡西乌斯·拉伯图斯（Paschasius Radbertus）大约于9世纪中叶发布了一篇有关圣餐礼（Holy Communion）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将圣餐礼中的酒和神圣的薄脆饼看成是基督的血和肉的化体说（transubstantiation）。这一观点后来发展成一条我们都熟悉的教规，该教规使基督化体的过程在“真理、现实、实体”（intruth， inreality， insubstance）上完成了；尽管做为“偶然物”（accidentals）存在的圣餐礼上的酒和薄饼外观上仍未发生任何改变，但实际上，在信徒们的眼中，它们早就被当成了基督的圣血和圣体。僧侣拉特拉姆尼斯（Ratramnus）与拉伯图斯同在一个修道院，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种相反的意见来反对这种化体说。然而，对于拉伯图斯来说，拉特拉姆尼斯还不是最难对付的敌手，中世纪早期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埃里金纳（Scotus Erigena）才是最让他头疼的。在赫斯（Hase）所著的《基督教教会史》一书中有如此描述：埃里金纳在他那个时代是那么的鹤立鸡群、高不可攀，甚至达到了经过了数个世纪教会内部才敢有勇气对其进行批判和谴责的程度。大约是公元889年，身为马尔姆斯伯雷（Malmesbury）修道院院长的埃里金纳死于本院僧侣之手。对埃里金纳来说，真正的哲学与真正的宗教是一回事，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不同，他可以进行独立的思考而并不盲目追随和服从任何权威。在他心里，理性远比权威更重要，也许这与那个时代有些格格不入，但正因如此，人们才能在数个世纪之后仍然正确地去看待他。在埃里金纳看来，就连那些在人们眼中无可挑剔的教会神父，如果其著作中挖掘不出人类理性的宝藏，也不能被称作是权威人士。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圣餐礼只是纪念耶稣与他的信徒们所举行的最后的晚餐的一种形式罢了，确切地说，不论是在哪个时代中，只要是具有理性的人就都能接受他的这种观点。虽然他的思想明晰且简明易懂，从中也根本看不到一点儿想要诋毁神圣典礼涵义和价值的意思，但在埃里金纳身上，却找不到任何与他那个时代精神的相似之处，他与周围世界的各种愿望也总是难以共融；这一点，从他最后被自己的修道院同僚出卖并杀害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因为他能理性地进行思考，所以四面楚歌，很难取得成功；和他相反，拉德柏提斯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这位院长根本不会思考，却能把实在的物体象征为“圣体”，使人从感官上获益，而这很幸运地趋合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因为刻意追求宗教体验具体化正是那个时代的潮流。

在这个关于圣餐礼的辩论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先前我们讨论中所遇见的一些基本因素，也就是朝向客体的具体观点以及拒绝同具体事物接触的抽象观点。

尽管在现代人看来拉德柏提斯的教条显得有点荒谬，但我们不能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否定拉德柏提斯和他的成就，认为它在历史上根本毫无价值。没错，拉德柏提斯的教条简直可以代表人类可以犯下的最大的谬误，但我们仍不能一开始就判定它毫无价值。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先将其放在过去几百年的宗教生活中去考察，看它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再回到现代看看它还在间接影响这个世界的哪些地方。是的，我们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比如说，在这种堪称奇迹的现实（基督化体）中，它确实是一种要求从纯粹的感官中释放心理过程的信仰，而这种释放必然会影响到心理过程本身。如果感性占据了太高的域限值，就不可能再进行思维定向。因为假如感性的域限值太高，必定会侵入人的心理内容，并在其中对以排除不相容心理因素为基础的定向于思维的功能造成破坏。如果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思考，那么，就连那些纯属投机取巧，或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证明其自身价值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教条也会显现出实际重要性，至于那些被教义的信仰所控制的个体所产生的直接而特有的宗教印象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对埃里金纳的评价越高，也就越不能对拉伯图斯的成就不屑一顾。不过，我们能从上述事例中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能将内倾型思维与外倾型思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因为它们的决定因素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实质——内倾型思维是理性的，而外倾型思维却是程序式的。

在此我要强调一点：以上论述并不能表示我对这两位神学家的个体心理做出了决定性判断。因为我们对埃里金纳知之甚少，所以无法对他的类型做出明确判断。以我们所掌握的少得可怜的材料来看，也许将他归为内倾型更为合适。而对于拉伯图斯，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我们只知道他有着迥异于常人的思维，但他却以情感的逻辑对他的时代将接受什么、什么才是符合这个时代潮流的作出了准确的预言。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倒是容易将他归为外倾型。因为我们对这两位神学家缺少了解，所以暂时无法准确地判断他们的人格，特别是对拉伯图斯来说，情况也许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比如拉德柏提斯很可能是内倾型，只是因其智力水平有限而无法超越他那个时代的一般水平，加上他没有创造性的逻辑，所以，他只能从现有的教会神父文章的主旨中推导出浅显的结论。同样，如果埃里金纳生活在一个以常识为特色且只有符合常识才被认为是正确而加以接受的环境中，那他也可能是个外倾型。不过，这种情况尚不能被证实是真的。此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那个时代热切期望所有的宗教奇迹都是真实存在的，正是在这种时代特征的映衬下，埃里金纳显得过于冷酷和僵化，而拉伯图斯能将每个人所期盼的东西具体化，所以会使人感到振奋。

第四节 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

这场发生于9世纪有关圣餐礼的争论事实上只是一个更大的冲突在初露端倪；在其后的数个世纪里，在之后的数个世纪里，这个冲突对人们的思维进行了划分并产生了巨大的后果。这就是唯名论（nominalism）与唯实论（realism）之间的冲突。人们一般认为唯名论是一个主张共相（universals）的流派，而所谓的共相指的是美、善、动物、人等一般的或普遍的概念，在这里，它们只是一些名称和词语而不是实在而具体的东西。或者开句玩笑，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声息（flatusvocis）。法朗士（Anatole France）[21]曾说过：“思维是何物？人如何进行思考？我们用词来思考；感性的词会让我们重返自然。这就是思维！一个形而上学者用以构建他的世界体系的，不外乎就是一些修饰过的猴子和狗的叫声而已。”[22]事实上，这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当尼采把理性理解为“言词的形而上学”时就是这样的。

而与之相反的是，唯实论宣称共相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且先于事物，而普遍性概念的存在方式则是柏拉图所说的观念。无论其与教会有何联系，都不能否认唯名论是一种怀疑论思潮的事实，它对具有抽象特征的独立的存在形式持否定态度。它是一种以刻板的教条主义为栖身之地的科学怀疑论。它的现实概念一定是符合事物的感觉现实的；事物的个别性体现的是与抽象观念相对应的现实性。与之相反的是，严格的唯实论却将抽象物当成了现实的中心，认为观念和共相存在于事物之先。

一、古代的共相问题

正像我们在论及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时所表明的那样，目前我们讨论的冲突并不是新出现的而是非常古老的。柏拉图将犬儒学派（Cynicism）[23]和麦加拉学派（Megarians）[24]这些哲学流派中的代表者暗讽为“老态龙钟、迂腐守旧的学者”“精神贫瘠的人”，用某些非常尖酸刻薄的语言如“灰白胡须、迂腐过时的学者”与“精神贫乏者”来暗指代表人物，他们与柏拉图所提倡的精神是互相抵触的。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安提西尼（Antisthenes）[25]，虽然他很接近苏格拉底学派的精神氛围，还与色诺芬（Xenophon）[26]是朋友，但他却依然公开地反对柏拉图美妙的理念世界。他甚至在一本专门攻击柏拉图的小册子中，将柏拉图的名字写成Σáθωυ，这个单词的涵义是男性，但因其源于希腊文σáθωυ，即阴茎一词，所以特指的男性的生殖器——这种做法完全是在进行人格侮辱；如此看来，安提西尼是在用这种一贯的投射方式，微妙地向我们暗示他为何痛恨柏拉图。也正如我们所见，这也正是作为基督徒的奥利金要以自我阉割的方法来竭力控制的妖魔，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顺利地走进那经过盛大装饰的观念世界中去。但安提西尼是一个早期基督教的异教徒，从很早以来，男性生殖器被公认为是感官愉悦的象征，这也是安蒂斯兹尼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对此感兴趣的绝不只是他一人，正如我们所知，整个犬儒学派都是这样的，要知道，“回归天性”正是此学派一再强调的主旨。安提西尼极为看重具体情感和具体感觉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他是一个无产者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这直接导致了他生性好妒。作为一个希腊人，他的血统并不纯正；他居住在希腊周边，在雅典城门外进行教学活动，并在此耗尽毕生心血对无产者的行为进行研究；这些无产者是犬儒派哲学的典范。更准确地说，正是无产者或是一些边缘人才构成了整个犬儒学派，而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传统价值的一种破坏性批判。

继安提西尼之后，该学派出现了另一个杰出代表，他就是第欧根尼（Diogenes）[27]，他将自己的称号定为“犬”（Kúωυ），还用产自帕罗斯岛（Parian）[28]的白色大理石雕刻成犬来装饰自己的坟墓。尽管他也满含温情的来爱整个人类，尽管他的整个天性中也散发着人类理解力的光辉，但这都不能阻挡他对同时代人发自内心敬奉的那些东西的嘲讽。他嘲笑那些因为看到舞台上的堤厄斯忒斯（Thyestes）准备吃人肉点心[29]，或是看到俄狄浦斯（Oedipus）[30]发生乱伦悲剧时而心生恐惧的观众。他认为吃人肉没那么可怕，因为人肉也没什么特别的，与别的肉也没什么两样，乱伦也不等于罪孽深重，家禽牲畜经常这么干，大家不也都看到了吗？总之，综合各个方面来看，麦加拉学派与犬儒学派都关系匪浅。对雅典人来说，麦加拉是一个失败的对手。该学派在创立之初可谓一帆风顺、前途无量，特别是该学派在西西里（Cicily）的拜占庭和希伯来的建立更是标志着他们已发展至巅峰状态，然而从那以后，该学派内部就爆发了争论，这场争论几乎耗尽了麦加拉的精力，以至于他再没能东山再起，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再也比不上雅典人。在雅典人的习惯用法中，“麦加拉式戏谑”是被用来形容那些粗俗的农夫们的机智的，这反映出的是一种被打败的民族遗传自母亲那里的嫉妒，这种情绪可以为许多麦加拉哲学的特征提供解释。这种哲学同犬儒学派一样都是名副其实的唯名论，都与柏拉图思想观念的唯实论刚好相反。

斯蒂朋（Stilpon）是麦加拉学派的重要代表，在他身上发生过一件很有特点的事，很值得一说：斯蒂朋来到雅典时，在护城上看到了菲狄亚斯[31]雕塑的栩栩如生的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e）。因为斯蒂朋是一名虔诚的麦加拉信徒，所以他说，这是菲狄亚斯的女儿而不是宙斯的女儿。这句诙谐的话恰恰暴露出了麦加拉式思维的全部内涵，因为斯蒂朋口中的一般性概念既没有真实性也不具有客观有效性。由此观之，当我们以全称来谈论“人”时，其实并没有涉及任何人，因为这里的“人”不是指这个个人，也不是指那个个人。蒲鲁塔克（Plutarch）[32]说斯蒂朋曾这样说：“一事物根本不能断言另一事物的性质。”[33]这与安蒂斯兹尼斯的教诲很类似。若是提到这种思维陈述类型最早的代表应该追溯到拉姆尼斯的安蒂芬（Antiphon of Rhamnos）头上，他是一位生活在苏格拉底时代的雄辩术教师，他有一句名言一直流传至今：“一个人可以知觉到某修长物体，但对于其长度，他既不能用眼睛看到，也无法用心灵来辨认。”[34]该陈述直接否定了一般性概念的实体性。显然，这种思维类型撼动了柏拉图理念的整个地位，因为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才是永远有效的，“现实的”和“多”都不过是瞬间的观念反映。与此相反，犬儒—麦加拉派的批判则立足于现实，把重点放在个别事物上，认为一般性概念根本就不是什么实体，只是纯粹的诡辩和描述性名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