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薛侃录(1)
持志如心痛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功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功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功夫上又发病。”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注释
[1]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译文
薛侃问:“坚持志向好比心痛,一心在痛上,哪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说:“刚开始学习时功夫这样做也好,但是要让自己明白心体的神明原是‘出入没有固定的时间,也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这样功夫才有着落。若一味死守志向,恐怕又会在功夫上出毛病。”
薛侃问:“如果专注天性的涵养而不讲求学问的仔细研究,错把私欲当作天理,该怎么办呢?”
先生说:“人必须知道学习。对学问的仔细研究同时也是对天性的涵养,不仔细研究只是涵养天性的志向不够坚定。”
薛侃说:“怎样叫知道学习?”
先生说:“你姑且说说为何学习?学习什么?”
薛侃说:“曾经听先生讲过,学习就是学习存养天理。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体察认识天理,是要自己的内心没有私念。”
先生说:“如果这样,则只需要克制自己的私欲就是了,还愁什么不明白天理、私欲呢?”
薛侃说:“正是害怕认不清这些私欲。”
先生说:“还是志向不坚定。志向坚定,眼睛看、耳朵听都集中在天理上,哪里会有认不清私欲的道理?‘辨别对错的能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到心外去寻求。研究学问也只是体察自己的本心所见,不必再去心外另寻他见。”
善心更真切是功夫增长的标志
先生问在坐之友:“比来功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1]。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2],方是真切功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有。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功夫。”
注释
[1]虚明意思:由静坐而产生的超觉体验。
[2]见善即迁,有过即改:语出《易经·益卦》:“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即改。”
译文
先生问在座的朋友:“近来功夫有什么进展?”
一位朋友说自己因静坐而产生的超觉体验。先生说:“这是讲那边的风光景色。”
一位朋友讲述了过去和现在的异同。先生说:“这是讲做功夫的效果。”
两位朋友茫然不解,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我们现在用功,只是要使为善的心更加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就会向往并靠近,有过就会痛恨并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功夫。如此一来,私欲才会日渐消亡,天理则会日益光明。如果只在那里寻求感应、说效果,这样反倒助长了向外求的弊端,再不是真切功夫了。”
圣人心同,才力可能不同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1]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希渊[2]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3]。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此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4]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煅炼之功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煅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5],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看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此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注释
[1]毫厘千里:语出《论语·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
[2]希渊:蔡宗兖,字希渊,号我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王阳明的同乡和得意弟子,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四川提学佥事,曾任白鹿洞书院洞主。
[3]镒(yì):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一说为二十四两。
[4]人皆可以为尧舜:语出《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5]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语出《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译文
朋友们在一起看书,常常批评、议论朱熹。
先生说:“这是故意求新求异,是不对的。我的主张和朱熹时有不同,主要是在学问的入门功夫上有毫厘千里之别,不能不分辨清楚。然而,我的心和朱熹的心是相同的。就像朱熹对文义解释的清晰精准之处,我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
蔡希渊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在才智上终究有所不同,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原因何在?”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为天理而没有掺杂丝毫人欲。犹如纯金之所以为纯金,是因它的成色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杂质。人心纯为天理时才能称为圣人,金到成色充足时才能称为纯金。然而,圣人的才智也有大小之分,正如金的分量有轻有重。尧、舜好比万镒的纯金,文王、孔子好比九千镒,禹、汤、武王有七八千镒,伯夷、伊尹则为四五千镒。他们的才智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心纯为天理方面是相同的,所以他们都可以称为圣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但只要成色十足,都可称为纯金。把重五千镒的纯金熔入重万镒的纯金之中,成色相同;把伯夷、伊尹和唐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心都纯为天理。之所以为纯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之所以为圣人,在于纯乎天理而不在才智大小。因此,即使是普通人,只要肯学习,使自己的心纯为天理,同样可成为圣人,比如重一两的金子,和重万镒的金子相比,分量的确相差很远,但就其成色十足而言,则是毫不逊色的。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就在于此。学者学习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存天理罢了,好比炼金以求得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离足赤相差不大时,功夫可节省很多,容易成为纯金。成色越差,冶炼就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的区别,对于圣道来说,有生来就知道并且能自然去实践的人,有通过学习才知道并能顺利实践的人。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需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需用千分力,但他们最后在心底所取得的成就则是相同的。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心体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做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浪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推理。这样,知识越渊博,私欲反而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蒙蔽。正如同有的人,看见别人有万镒纯金,却不肯在成色上冶炼自己的金子以求无逊于别人的金子,而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的万镒,把锡、铅、铜、铁都掺杂进去,如此一来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越来越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是金子了。”
这时徐爱在一旁说道:“先生这个比喻,足以击破世儒造成的圣道支离破碎的困惑,对后来的学者大有裨益。”
先生又说:“我们用功,只求每天减少,不求每天增加。减去一分私欲,便是恢复一分天理,这样多么轻快洒脱,多么简捷易行啊!”
朱子晚年悔倒做
士德[1]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2]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着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悟’[3],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4],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5],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注释
[1]士德:杨骥,字士德,王阳明的学生,广东潮州人。
[2]文公:朱熹死后谥“文”,故称。
[3][4][5]“向来定本之悟”句、“虽读得书”句、“此与守书籍”句:均出自《朱子晚年定论》中所录朱熹强调内心觉悟的书信。
译文
杨骥问:“格物之学,像先生所教的一样,简单明了,人人都能理解。朱文公聪明绝世,对格物之学反而没有弄明白,这是为什么?”
先生说:“文公精神气魄宏大,早年他就下决心要继往开来,所以一直在考索和著述上下功夫。如果他先切身自修,自然就无暇去考索和著述了。若真这样,等到德行很高时,果真担忧大道不行于世,像孔子那样退而删述‘六经’,去繁就简,启发后学,也不用费那么多工夫去考索了。文公早年就写了许多书,晚年才悔悟,原来功夫做颠倒了。”
杨骥说:“文公晚年的悔悟,就像他说‘向来定本之悟’,又说‘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还说‘此与守旧籍,泥言语,全无交涉’,这正说明他到这时候才悔悟自己以前用的功夫错了,才真正开始切己自修、涵养天性。”
先生说:“是的。这是文公高于别人的地方。他才高智广,一旦悔悟就马上能转到正道上来。只可惜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过去的许多错误都没来得及改正。”
周敦颐不除草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1]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著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2],‘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3]。”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是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看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