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薛侃录(2)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看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5]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6]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注释
[1]无善无恶:语出《坛经·行由第一》:“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应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2]“无有作好”等句:语出《尚书·洪范》:“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意为没有自私的好恶。遵王之道,意为遵行王道。会其有极,意为会归于法度、准则。这是《尚书》中有关王道的名篇。
[3]裁成辅相:语出《周易·泰卦·象传》:“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裁成,意为剪裁成适用的样子。辅相,意为辅助、帮助。
[4]行不著,习不察:语出《孟子·尽心上》:“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意思是,这样做了,但不知道本来应当这样做,习惯之后,又不知道为什么应当这么做,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5]伯生:孟源,字伯生,王阳明弟子。
[6]周茂叔: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湖南道州营道(今道县)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颐的老师,世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
译文
薛侃在清除花间的杂草时,顺便问:“天地间为何善难以培养,而恶难以去除呢?”
先生说:“这是因为人们没有培养善也没有去除恶。”过了一会儿,又说:
“像你那样看善恶,都是从表面上去思考,自然有错。”
薛侃不理解。
先生说:“天地间万物生生不息,像花草一样,何曾有善恶之分?你想赏花,就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你想用草,就以草为善。这样的善恶区别,都是由你心中的好恶而产生的。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说:“那么就没有善恶的分别了吗?”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动。能让气不动,就是无善无恶的状态,就是至善。”
薛侃说:“佛教也讲无善无恶,这与先生的主张有何异同?”
先生说:“佛教住在无善无恶的状态上,其他的一切都不管了,这样就不能够治理天下。圣人讲的无善无恶,只是要‘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随便让气息摇动。然而‘遵王之道’,‘会其有极’,都是对天理的遵循,如同《易经》中说的那样‘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
薛侃说:“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就不用将草去除了。”
先生说:“这样说就是佛、道的主张了。草如果碍事的话,你除掉它又有何妨呢?”
薛侃说:“这样又是在为善为恶了吧。”
先生说:“不作好恶,并非完全没有好恶之分,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了没有知觉的人了。所谓不作,是指人的好恶要遵循天理,不夹杂丝毫的其他心意。这样,就像不曾有好恶一样。”
薛侃说:“除草时怎样才能做到遵循天理,而不着他意呢?”
先生说:“草妨碍到你了,按照天理应当除去,那就除去得了;偶尔有些没有除去,也不要记在心上。如果心中有一分在意,那么心体就会被它所累,便会有许多地方被意气所动。”
薛侃说:“那么善恶全然与事物无关了?”
先生说:“善恶只在你的心里。遵循天理就是善,动了意气就是恶。”
薛侃说:“那么事物本身终究是没有善恶的?”
先生说:“在心是这样,在物也是这样。后世儒者独独不知道这个道理,才会舍弃本心的存养而去心外追求事物,是他们把格物的学问搞错了,整天在心外寻求,最终只是做得个‘义袭而取’的事情,终身做事开始时不知其然,习惯后又不知其所以然。”
薛侃说:“对于喜欢美色,厌恶恶臭,该如何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遵循天理的结果,天理本应如此,天理本来就是不因私欲为善为恶。”
薛侃说:“像喜好美色,厌恶恶臭,怎么能说没有私欲呢?”
先生说:“这是诚意,不是私欲。诚意就是遵循天理。尽管遵循天理去做事,不能掺杂丝毫私欲。因此有一丝激愤、怨恨、喜欢、高兴,那么心就不能保持中正。必须要大公至正,这才是心的本体。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未发之中’了。”
孟源说:“先生说:‘草妨碍到你了,按理应当拔掉。’为何又说这只是从表面上思考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自己在心里仔细体察。你要除掉草,这一念生起时你生的什么心?而周茂叔不拔掉窗前的草,又是什么样的心呢?”
为学须有头脑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1]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2]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3]。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注释
[1]惟患夺志:程颐语,语出《河南程氏外书》:“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意为不怕科举耽误、妨碍对圣道学习,只怕因科举丧失了为圣的志向。
[2]崇一:欧阳德(1495~155),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王阳明的弟子。
[3]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语出宋范浚《香溪集·心箴》:“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
译文
先生对学生说:“做学问必须有个宗旨,这样功夫才有着落。即使不能无间断,也应该像船有舵一样,关键时刻一提便明白。否则,虽然是做学问,但也只是‘义袭而取’罢了,只能行而不明,习而不察,这并非圣人的中和之道。”
先生又说:“若真明白了圣人之道,不管怎么说都是如此。若这里说得通,那里说不通,是因为还没有真正明白圣人之道。”
有人问:“为了父母而做学问,难免被科举所累。”
先生说:“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学习,那么,为了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吗?程颐先生认为:‘只害怕丧失了志向。’只是担心做学问的志向不够坚定。”
欧阳崇一问:“平时心意很忙乱,有事时固然会忙,无事时也会忙,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天地间气息的运行变化本来就没有瞬息中断过。因为有了一个主宰,变化时才会不先不后,不急不缓,但即使千变万化,而主宰却是一成不变的,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如果人的主宰恒定不变,就像天地运行一样永无停息,即使日理万机,却也从容自在,也就是所谓的‘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气息便四处奔流,怎么会不忙乱呢?”
做学问忌好名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功夫好名!”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1],‘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2]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3],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4]安肯以此忘人!”
注释
[1]疾没世而名不称: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此句有二解,一为,到去世时名字不为人称道,君子引以为憾;二为,到去世时名声与自己的实际不相符,君子引以为憾。王阳明从第二种解释。
[2]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语出《孟子·离娄下》:“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意为盛名超过了自己实情,君子会以此为耻。
[3]四十五十而无闻:语出《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4]是闻也,非达也:语出《论语·颜渊》:“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达人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帮必闻,在家必闻。’”这是孔子对达人和闻人的著名定义。
译文
先生说:“做学问容易犯的一个大毛病是好名。”
薛侃说:“从去年起,我自己觉得我这个毛病已经减轻了许多,但是最近仔细体察,才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好名仅仅是指向外与人争声名吗?只要听到赞誉就高兴,听到诋毁就郁闷,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
先生说:“十分正确。好名与务实相对,务实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轻一分;如果全是务实的心,就没有一丝求名的心。如果务实的心犹如饥饿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哪有时间追逐名利呢?”
先生又说:“‘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读去声,也就是‘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意思。实际和名声不相符合,活着还可以补救,死了就没办法再改了。‘四十五十而无闻’中的‘闻’是还没有听闻圣道的意思,并非没有名声。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他哪里会以是否有名气来对待别人呢?”
“替圣人争分量”背后的心思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德章[1]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功,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2]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什么,可哀也已!”
注释
[1]德章:姓刘,王阳明的学生。
[2]良知良能:语出《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译文
薛侃经常后悔。
先生说:“悔悟是治病良药,然而贵在改正。如果把悔恨滞留在心里,则又是因药而生病了。”
德章说:“听先生用纯金比喻圣人,以金的分量轻重比喻圣人才智的大小,用金的锻造提炼比喻学者的修养功夫,最为深刻贴切。只是把尧、舜比作万镒之金,而把孔子比作九千镒之金,我怀疑不太妥当。”
先生说:“这又是只从表面上考虑,所以要替圣人争分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尧、舜比作万镒也不算多,把孔子比作九千镒也不算少。尧、舜的万镒也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是尧、舜的,原本就没有什么你我之分。圣人之所以称为圣人,只看心体是否‘精一’,而不论才智的大小。只要心体至纯至精为天理,就都可以称为圣人。如果论及他们的才智气魄怎么可能完全相同呢?后世儒者只知道在才智大小上计较,所以才会沦落成功利之徒。如果去掉了比较才能的心,每个人尽自己所能,只在存养天理上下功夫,那么人人都会有成就,个个都会功德圆满,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完美纯粹。这才是实实在在、明善诚身的事情。后世儒者不明白圣人的学说,不知道从自己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追求认识自己所不能认识的事情,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一味地好高骛远,爱慕虚荣,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桀纣的心地,却还动不动就想做尧舜的事业,这怎么能做到?只能是终年劳碌奔波,直到老死,也不知道到底成就了什么,真是悲哀啊!”
体用一源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1]?”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