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三句话推倒了清家皇上(5)

在北京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的讨袁之役一上来就出现极度被动的局面。不到两个月，独立各省全都一败涂地，国民党在南方的地盘尽失，孙中山、黄兴也作为“乱党”头目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打败国民党之后，袁世凯还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在10月举行的正式总统选举中获胜。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有资格参加选举的议员须有三分之二出席投票，而获胜者得票数应达到四分之三。当时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至少有三百五六十人，这可都是一些坚决不买袁世凯账的主。

选举法规定，一轮投票达不到法定数，还可以再投第二轮。两轮投票都无人当选的，以第二轮投票中得票数最多的前两名进行第三轮决选，过半数者获胜。

第一轮投票就当选，连袁世凯自己都没有把握，他只能寄望于第二轮和第三轮，但一轮投票约需四个小时，三轮共需十二小时，一天是办不了的，至少得两天或三天。遇到这种延会的情况，国民党人就很可能会以不出席进行抵制，从而使得选举一再延期。

面对这些坐而论道的国民党人，袁世凯及其幕僚必然会有一种有力也无处使的感觉——“乱党”可以直接“剿灭”或通缉，国会议员却有国家法律作为后盾和保障，轻易触碰不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手无寸铁的议员其实也并不比国民党都督们更好对付。

选举延期，不仅意味着夜长梦多，也会让袁世凯的脸面受损，影响他在社会上的声誉和权威，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袁派为此绞尽了脑汁。

逼选

作为新生事物，民初的选举制产生了不少滑稽可笑的奇闻逸事。当时中央政府无人口册籍清册可查，就采用自下而上造报的方法选举议员。按照这个办法，选民愈多，产生的议员就愈多。

浙江太平县（今温岭市）在选举时，觉得人数不够，有人就脑洞大开，提议由选举工作人员回去把自家的宗谱翻出来照抄。这样一来，那些死去的人也同活人一样成了选民，结果太平县的选民之多在全国各县中跃居第一，其议员数竟和云贵两省之和相等。

袁派人马用太平县式的思维对选举进行研究，最后终于想出了“逼选”的办法。

1913年10月6日，国会在众议院会场举行选举。国民党议员在京者全部出席，进步党人及各小党派也踊跃参加。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各不相同，前者大多是想反袁，后者大多是想拥袁。

当天统计到会选举人超过了应出席者的三分之二，但在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后，不出所料，袁世凯所得票数仅仅过半，距法定票额相差太远。

此时已近中午，吃饭休息时间到了，可是议员们却发现会场已被军警装扮成的“公民团”重重包围，所有人许进不许出。议员偶跨大门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议员们这下惨了。烟瘾大的没法出去抽烟，在会场内被憋得眼泪直流。烟没得抽倒也罢了，肚子总不能饿着吧，可是又不让出去吃饭。进步党本部闻讯送来两担面包点心，“公民”不许他们入门，经解释是亲袁议员所用，才准予放行。国民党本部依例而行，但“公民”一听说是国民党的，不仅不放行，还破口大骂，说：“饿死也是活该！”

第二轮投票，袁世凯的票数虽然多了些，但还是不到法定票数。这样就得进入第三轮投票，即从得票数较多的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中二选一。

第二轮计票时已经薄暮，可是会场外仍被包围着，显见得是“不交考卷就不许出考场”的架势，于是只好马上进行决选。在这次投票中，十之八九都挨饿的国民党议员基本都选了黎元洪——本来他们也不想选黎元洪，可若选袁世凯以外的其他人的话，就要按废票论，而废票是不起作用的。

限制被选人之后，票数相对集中。统计第三轮计票结果，袁世凯得票数总算过半。主持选举会的主席大声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宣布时，台下掌声稀稀拉拉，原因是国民党议员不肯鼓掌，进步党和其他小党的议员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

虽然如愿当了总统，但袁世凯并不高兴，认为国民党让他下不来台，而进步党又太无能，尤其是在不得不进入决选时，居然让他和黎元洪并列，实在是贬低了他的身价。

所有这些抱怨最后都会被归结到对共和制度的不满上来。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后的第二个“双十节”，袁世凯在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典礼的第一个程序是读誓词，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有人离袁世凯的座位非常近，侧耳静听，袁世凯先高声读了一个字“余”，继而读“誓以至诚”，声音却微弱到了几乎听不到的程度，接着再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调门恢复至洪亮有力。到了“谨誓”，重又变得低沉起来。

言为心声，不诚无物，袁世凯读誓词时声音的忽高忽低，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真正感兴趣的其实只是“执行大总统之职务”以及由此所享受到的权力。

下午，为庆祝总统就职，袁世凯下令北洋军举行阅兵仪式。已卸去代总理职务的段祺瑞以陆军总长身份担任阅兵总指挥。在袁世凯阅兵的时候，他始终陪同其后，亦步亦趋。

因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有“功”，段祺瑞被封一等勋位，此次担任阅兵总指挥，更标志着他的声望和政治优势全面超越“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冯国璋，真正成为北洋系中排名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

有评论说，这时的段祺瑞已被袁世凯倚为“干城肱股”。在袁世凯正式就职总统初期，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当时凡袁世凯碰到有关大局之事或难以处理的问题，一般都会安排段祺瑞亲自出马。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最不放心的人，已不再是流亡海外的孙中山、黄兴，而变成了湖北的黎元洪。黎元洪为人处事一向唯唯诺诺，对袁世凯也从没有表现出什么“不臣之心”，但湖北地处要冲，战略位置显要，黎元洪身上又有着“开国元勋”的光环，一旦有了异志，登高一呼，其后果实难预测。

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二次革命”初起时，黎元洪就曾通电劝告国民党息兵，并有“元洪誓以铁血担保共和”之语。虽然立场仍是站在北京政府一方，可与袁世凯、段祺瑞坚决予以武力镇压的态度毕竟还是有所不同，这也导致有些国民党人对黎元洪尚存好感。

再退一步说，就算黎元洪本人能够一直安分下去，也难保别人不借他的声望来反袁。总统选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之后到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一次投票即当选，全场一致鼓掌，掌声比袁世凯当选那天晚上不知响亮了多少倍。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国民党人的功劳，而国民党人这样做，目的无非是要给袁世凯难堪。

经过一番暗中运作，袁世凯决定以迎黎北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办法也得到了黎元洪的配合——自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虽然位高名显，但一直受部下挟制，所以也有急于脱离湖北的愿望和想法。

黎元洪是湖北地方可以利用的一块金字招牌，倘若迎黎北上的消息被提前泄露给当地军政界，就很难轻易脱身，同时黎元洪一旦离开，湖北也必然会出现人心动荡的情况。这都是让袁世凯感到棘手的地方，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派段祺瑞到南方进行具体操作。

裂痕

1913年12月8日，段祺瑞南下武汉拜访黎元洪，之后宣布北归，黎元洪过江送行。到火车站后，段祺瑞下车，黎元洪则留在车上并就此乘车北上。

整个计划天衣无缝，而且事先被高度保密，仅段、黎及一两个高级幕僚知道实情。

送走黎元洪，段祺瑞即奉命暂代黎元洪的湖北都督一职。早在辛亥革命时，他就署理过湖广总督，现在以中央大员身份兼任地方，自然没人敢说不行。

按照黎元洪临走前留下的计划，段祺瑞对湖北军事进行了整理。由于行动周密，准备充分，一切程序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因黎元洪北上而在短时间内掀起的波澜也迅速归于平静。

不到两个月，已稳住湖北局面的段祺瑞又被袁世凯调回北京，用以对付另一个大患——白朗起义军。

白朗起义是北洋时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自在河南揭竿而起后，以“打富济贫”为口号，应者云集，声势浩大。其影响之广，连南方的国民党都对此引起重视，“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就曾写信给起义领导人白朗，要求配合讨袁。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虽然也可以称之为革命，但起义领导人的政治诉求基本都局限于“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而且起义本身对社会经济具有极强的破坏性。据记载，白朗军在占领洮州后，城中所有房屋大半被付之一炬，葬身火海者不计其数。老百姓在争相出逃的过程中互相践踏，各城门“积尸高至数尺”。白朗军也因此被称为“狼匪”，领导者白朗更被称为“白狼”，可见其在时人眼中，行为几与土匪无异。

北洋政府成立后，袁世凯调动军队对白朗军进行过多方“追剿”，但白朗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日益壮大，三年间经略中原，征战千里，破城四十余座，夺关隘无数，引得朝野上下一片惊恐。

负责“追剿”白朗军的主将是河南都督张镇芳。张镇芳在清末考中过解元（即举人第一名），读书应试是一把好手，唯不知兵，用袁世凯的话来评价，乃“一介书生”。在他的指挥下，许多参加“追剿”的北洋正规军都受到了很大损失，甚至还有全军覆灭的。

由于张镇芳“剿”办不力，袁世凯决定免去他的职务，由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全权指挥对白朗军的“围剿”。

1914年2月，段祺瑞赶到河南信阳，召开鄂豫皖三省剿办会议，并在会上制定了“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作战方略。

白朗军和历来的农民起义军一样，都具有作战灵活机动的特点，一旦散开，官军根本就抓不住。冯玉祥也参加过对白朗军的“围剿”，他回忆那时经常从上司那里接到十万火急的电报，一会儿说白朗军到了这里，一会儿又说到了那里，弄得他疲于奔命，乃至于都不知道对方是“打哪里窜走的”。

段祺瑞取“合围聚歼”之策，是吸收了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经验。同时，陆军总长的身份，也使得他在调兵遣将上运用裕如——陆军部前后共抽调了北洋正规军和三省地方军数万人，已足以形成合围之势。

由于袁世凯担心陆军总长一直在外，反而会让各国驻华公使对白朗军更加重视，从而影响他及北洋政府的声誉，所以在段祺瑞尚未完成“围剿”目标之时，就将他调回北京。虽然段祺瑞没能亲手消灭白朗军，但他所主导的各省“会剿”还是把白朗军逼入了不归路。几个月后，白朗中弹身亡，白朗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就在段祺瑞不辞辛劳，替袁世凯鞍前马后东征西讨的时候，二人之间的裂痕却在不断扩大。

袁、段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二次革命”前，按照制度设定，国家军事大权本应由陆军部和参谋部分掌。可参谋部只是个毫无实权的空壳，以至于袁世凯想让黄兴当参谋总长黄兴都不愿干，最后只得由当时尚在武汉的黎元洪遥领。参谋部的具体事务由参谋次长负责，实际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更谈不上对陆军部进行牵制。

袁世凯为此在总统府设立了军事处，规定军机要务须由陆军部、参谋部提出处理方案，呈请总统批示执行，具体怎么执行，由军事处研议。

就像民初的国会和政党政治一样，制度听上去都不错，但实际运作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军事处原处长李书城是同盟会会员，毫无权力，甚至于连文件都看不到，到任不久就气得挂冠而去。李书城一走，日常事务便由副处长傅良佐完全负责。

傅良佐也是段祺瑞的幕僚出身，他自然不会对陆军部的事多插手，而段祺瑞也根本就不把军事处放在眼里，有时对袁世凯交代要办的事都爱理不理。

由于缺少制约，军事大权中的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军官的任免，一直被陆军部所掌握。对军官的进退，段祺瑞往往不请示袁世凯就直接下达命令，在他所提拔的军官中，又有很多是门生旧部。段祺瑞与这些军官函电往来，广泛联系，外人看来，从中央到地方已隐然形成一个派系，其势头犹如当年袁世凯与北洋系。

后来段祺瑞所谓的皖系当时实际并未形成，但袁世凯还是感到非常不安，他对段祺瑞的猜忌也开始一步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