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心中的秘密(4)

他吵着要和这个艺伎赌酒，而且举杯便饮，艺伎才喝了一杯，他早已两三杯下肚，不久便喝得酩酊大醉。宋子扬等人见状，只好雇辆人力车把他送回下宿（即租住的公寓）。

回到下宿，徐树铮仍不承认自己喝醉了酒，也不肯让人搀扶，就自己趔趔趄趄地上了楼梯。上是能上，只是走两步却要退一步，还没走上几级，就失足滚下了楼梯。

宋子扬等人赶紧上前查看，躺在地板上的徐树铮已经鼾声大作，呼呼睡去，而且怎么推都推不醒。无奈之下，大家不得不像拖死猪一样把他拖到房内睡下。

第二天，醒过来的徐树铮还有些头晕，但仍然又硬撑着跑进昨晚那家料理店，并且和那位艺伎接着赌酒，直到痛饮一场之后，方才罢休。

徐树铮是士官七期的学生，上面有六期，下面有八期，这三期学生的留日日期相差不远，平时经常来往。在三期士官生中，要论大言不惭、狂妄过人，只有八期的杨宇霆可与徐树铮媲美，二人特别气味相投，日后都成了民国军政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兵谏

在日本留学的最后一年，徐树铮进入日本军队见习。见习期满，他便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了中国。这时的徐树铮更加踌躇满志，因为他过去的身份只是一个秀才、师爷，如今则通过士官毕业取得了军人资格，已经是“文武兼资”了。

让人郁闷的是，徐树铮回国之时，正是北洋系遭受严厉打压之际。段祺瑞先在第六镇当统制，等徐树铮通过陆军部的复试，主动要求分发第六镇时，段已离开第六镇，到保定办理陆军学堂去了。

已经到了第六镇，不能马上说走就走，徐树铮只得暂时在第六镇屈就一个小小的队官。后来得知段祺瑞被任命为江北提督，他立即离开第六镇前去投效。

对旧部来投，段祺瑞自然十分欢迎。虽然徐树铮已取得军人资格，但他仍以幕僚相待，段的部下也依旧称呼徐树铮为徐师爷。与之前不同的是，徐树铮从此不仅替段祺瑞办理笔墨文案上的事务，而且对于军队的训练调配，也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了。

当段祺瑞由江北启程赶赴信阳时，徐树铮即被委任为第二军总参谋，参与各项军务的运筹襄赞。对于信阳的混乱局面，他与段祺瑞一样，都认为应该抓住机会整饬军纪，只是他比幕主更加狠辣绝情——段祺瑞交给他处理的肇事士兵被他一个不留，全部予以正法！

这就是徐树铮后来一贯的行事方式，即只要认准了应该做，便来个干净彻底，既不给别人留后路，也不给自己留后路。

听说徐树铮把肇事士兵全都杀了，段祺瑞大吃一惊，忍不住摇了摇头。尽管连段祺瑞也觉得有些过分，但乱世用重典，在关键时刻，此举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和效果，第二军的军纪因而有了明显好转，信阳的混乱局面大为改观。

大家说某人手狠心黑，说的都是徐树铮，段祺瑞则赢得了治军有方的美名，而正是因为徐树铮敢于做这些幕主不便亲自去做，但又必须有人代劳的事，他才能够得到段祺瑞越来越多的信任和重用。

就在段祺瑞设法稳定信阳局面的时候，北方突然传来惊人的消息，新军两镇一协的高级将领在滦州通电实行“兵谏”。

认真说起来，这次“兵谏”其实是满人“中兴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结果。“中兴派”里的良弼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对新军中武备生受到重视、士官生遭遇排斥的状况十分不满，因此提出让大批士官生进入新军，从而以士官派对抗武备派的计划。计划一经提出，即获得了载沣的支持。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载沣、良弼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将一批士官生安排到新军中担任高级职务。“兵谏”的主角张绍曾、蓝天蔚都是士官生，他们分别担任了统制、协统，而在袁世凯下台之前，这些位置都属于袁氏亲信所有。

载沣、良弼所不知道的是，他们一心要扶植的这些士官生在政治理念上却跟他们大相径庭。早在清廷准备举行滦州秋操时，张、蓝就有过秘密协议，打算在参加秋操的过程中私带子弹，然后突然发难，解除禁卫军的武装，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突然爆发，秋操被中止，该计划才未能实施。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1911年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太原发动起义，杀了巡抚，宣布独立，同时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清廷闻讯，急忙传令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前去征讨。

接到命令后，张绍曾召集部下们商讨对策，一部分将领主张就此举行起义，直捣京师。张绍曾、蓝天蔚虽然也与清廷不是一条心，但他们受康梁学说的影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不太赞成搞过于激烈的革命。其他一些将领的态度则更趋保守，都担心过激生变。

大家商量下来，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以电奏清廷的方式实行“兵谏”。他们在“兵谏”中列出了“十九信条”，要求清廷让权国民，实行立宪，如果清廷不答应，将立即举兵入都。

滦州“兵谏”与太原起义发生在同一天，它对清廷的打击比武昌起义更沉重、更致命。以载沣、奕劻为首的满洲皇族心惊胆战、方寸大乱，不得不答应“兵谏”的部分要求，同意实施“十九信条”。按照“十九信条”，满洲亲贵均不得参与政权，奕劻、载涛等人乖乖地同时“谢政”，也就是辞去了原有职务。

可是清廷的让步太晚了，社会舆论认为他们只是故作姿态，借以缓和局势，一旦风头过了，肯定还要反悔。在“吾民勿受欺”的舆论推动下，上海、江苏也随之宣告独立。

眼看大浪不止，处于旋涡之中的京城更加岌岌可危，满洲皇族和官员纷纷外逃。隆裕太后也已准备偕溥仪逃往热河，经袁世凯去电力阻，才没有成行。

此时整个清廷都把转危为安的希望寄托在曾被他们疑忌和迫害的袁世凯身上。在奕劻的建议下，清廷解散了原有内阁，转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同时频频下旨敦促袁世凯入都，以重组责任内阁。

虽然意外地从中得利，可是袁世凯并不高兴。因为他对于此次重登政治舞台信心十足，且已制订通盘计划，滦州“兵谏”打乱了这一计划。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超出他的掌控范围。

在北方风波得不到平息之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入都的。他援引“十九信条”中的“总理由国民公举”，称自己不敢奉诏，应由资政院选举后才能成行。

攻心为上

1911年10月31日晚，袁世凯乘专车南下督师。抵达信阳站时，他召见了驻信阳的高级将领，接见完毕，又特地把段祺瑞留在车中密谈。

在与段祺瑞的谈话中，袁世凯重申了“北方比南方重要”的观点，认为南方革命军只是一些乌合之众，清廷失尽人心，大势已去，同样不足为虑，要说麻烦，就麻烦在掌握军队而且胆敢“造反”的张绍曾等人身上。

此时南方战事吃紧，倘若分兵北上征讨，不但无取胜把握，还要冒顾此失彼的风险。鉴于参加“兵谏”的不少将领都曾是段祺瑞的学生，张绍曾等也未真正投向革命军，袁世凯决定攻心为上，派段祺瑞北上进行“安抚”。

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张绍曾并非袁氏一党，他对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一节很是不满，又发表通电表示临时政府须由国会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清廷这样的任命方式不合宪法。

看到妥协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载沣、良弼只得再派吴禄贞前往滦州做说服、疏通工作。

吴禄贞是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期士官生，同时在旧学方面也颇有根底。回国后他曾在东北帮办延吉边务，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因此早早就在军政界崭露头角，并拥有较好的声誉。

吴禄贞恃才傲物，但与良弼有着不错的个人交情，这就为他的仕途开了绿灯。经过良弼极力向载沣、荫昌推荐，并亲自出面保奏，吴禄贞迎来了与张绍曾等人一样的机遇，得以出任第六镇统制。

派吴禄贞去滦州，是因为吴禄贞与张绍曾、蓝天蔚是好友，三人在日本留学时即志趣相投，人称“士官三杰”。可是载沣、良弼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吴禄贞也是当初滦州秋操发难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而且他的思想比张、蓝更为激进，张、蓝要的只是改良，他却恨不得立马把清廷掀个底朝天。

吴禄贞到了滦州，不但没有劝张绍曾息事宁人，而且还鼓动他乘清军南征，合力进攻北京。

张绍曾手下的协统之一潘渠楹此前已被袁世凯收买，袁世凯向他许诺，只要“兵谏”平息，即让他代替张绍曾做第二十镇统制。一听吴、张可能要联兵攻打北京，潘渠楹赶紧把消息透露给了袁世凯。

包括袁世凯、荫昌在内，清廷内部的一些高层人物本来就已经对吴禄贞产生了怀疑。原因是吴禄贞自当了统制之后，在部队人事方面与陆军部时有龃龉，给北京的函件也常常表现得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但凡提一个条件，你同意还好说，若不同意，不满之情马上就在奏章中直接流露出来。试问，哪一个统制会这么嚣张呢？

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来京，曾向荫昌自告奋勇要“南下平乱”，说自己是湖北人，如果让他去湖北，一定可以过江劝谕革命军解甲投降。

荫昌哪敢答应。等吴禄贞一走，他就对随员说：“吴禄贞若到前方，必靠不住，当遇机除之，以绝后患。”

荫昌说是这么说，但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也不敢冒失。现在潘渠楹的告密坐实了大家的猜疑，袁世凯立即授意军谘局发出两道命令：一是把滦州附近铁路上的列车全部调进北京，断绝第二十镇进军北京的交通工具；二是将吴禄贞从滦州调开，命其带兵入晋平乱。

吴禄贞何等乖觉，一收到电令就知道他与张绍曾之间的密谋已经暴露，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建议张绍曾联合晋军攻打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