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三句话推倒了清家皇上(1)

从袁世凯的思想基础和个人利益考虑，能够一直维持南北均势显然是最好的。一方面，在经历被迫“回籍养疴”的遭遇之后，他与清廷已没有多少情分可言，犯不着为这些曾迫害他、以后还可能会继续迫害他的满洲权贵们拼死拼活地捍卫江山。

另一方面，清廷之所以拿八抬大轿请他出山，讲穿了不过是被南方革命军逼着才不得不这么做。换句话说，一旦他真的傻乎乎地把革命军全给“剿”灭了，很可能接着就会迎来历代功臣都可能遇到的悲剧，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时别说做内阁总理，就算再“回籍养疴”都没机会了。

如此一来，袁世凯所能采取的立场和策略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了，即他既不能把革命军全部“剿”灭，同时又要给革命军以一定的打击。

对他的这些心思，段祺瑞心领神会，可是前线的冯国璋却一直糊里糊涂。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有两种比喻：一种比他为“豹”，喻其勇猛；另一种则比他为“狗”，喻其忠实。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步步提拔起来的，他既是袁的部属也是袁的门生，甚至他的婚姻也跟段祺瑞一样，系由袁世凯撮合而成。对于袁，他自然很忠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忠于清”。

头脑里没有政治

每个人对事物乃至社会问题的看法，都可能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冯国璋代理过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陆军贵胄学堂里曾设立了一个王公讲习班，摄政王载沣以下很多满洲亲贵都是这个讲习班的学员，在此期间，他们建立了较好的感情基础。以后载沣当国，对袁世凯及北洋系极力打压，唯独对冯国璋笼络有加。

冯国璋固然不肯背叛袁世凯，为此只好采取竭力回避的办法——先是以坠马受伤和原配夫人病丧为由，多次向朝廷请假。请假未准后，又来了个装聋作哑，假痴不癫，从此“钳口结舌，随声画诺，不复言天下事矣”。

冯国璋接替荫昌出任第一军总统，乃出于袁世凯的奏请。袁世凯当时就对他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那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你慢慢走，慢慢看，不要急着打革命军。

冯国璋对袁世凯这种挟敌自重、渔翁得利的复杂思路根本就不能领会。他只知道袁世凯复出后，两个忠现在可以归于一个忠，也就是忠于清了，他正好可以借此大展拳脚、建功立业。

早在离京南下之前，冯国璋就兴奋地对一位部下说：“这一来，咱的黄马褂算是穿上了，兴许后人还会世袭罔替哩。”一到湖北前线，他就铆着劲与革命军作战，甚至不惜纵火烧城。

看到冯国璋不能领会自己的意图，袁世凯很是不快，他对段祺瑞说：“华甫（冯国璋的字）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头脑里没有政治。”

为了不让冯国璋干扰其既定方针，袁世凯决定把段祺瑞调到汉口，并让他署理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

眼看着身处后方的同事突然变成了上司，自己在前线卖命却未得升迁，冯国璋心里自然不会痛快。尽管如此，他还是派参谋长张联棻代表自己北上迎接段祺瑞。

一见到张联棻，段祺瑞就问他：“你还想做清廷的官吗？”张联棻是北洋陆军学堂的毕业生，算是段祺瑞的学生。段祺瑞如此发问，让他不明所以，只好顺着对方的意思回答道：“我跟着老师走就是了。”

第二天，段祺瑞就让自己的参谋长给冯国璋打电话，要调一协的部队去后方维护治安。冯国璋不听则已，一听更加生气：你来我这儿到底是帮忙还是添乱？不增援就罢了，居然还抽我的兵！

他一个兵也没拨给段祺瑞。

其实段祺瑞的这个决定乃是袁世凯的主张。袁世凯调段祺瑞来汉口，为的就是要让冯、段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抽去冯国璋的一协之兵，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减弱前线攻势，同时也能借此对冯国璋进行暗示。

在冯国璋拒绝抽兵后，袁世凯又通过朝廷发来电谕，直接命令他抽出一协给段祺瑞。

你有上策，我就有对策，牛脾气上来的冯国璋索性和张联棻商量了一个花招。首先，他们拍一份电报给朝廷，假装没有收到电谕，请求朝廷增兵前线，以用于进攻汉阳。接着，再发一封电报，说是刚刚收到电谕，尊重朝廷抽兵的安排，可是前线已经打了起来，战事吃紧，兵力单薄，一时难以抽调。

朝廷哪里知道里面的隐情，收到冯国璋的请示后，便同意暂时不再抽兵。冯国璋利用这一机会，在打退革命军对汉口的反攻后，就集中兵力进攻汉阳。

1911年11月27日下午，汉阳沦陷。因“收复”汉阳之功，冯国璋被朝廷封为“二等男爵”。当他在汉口的第一军司令部里奉到这一电旨时，心情异常激动，忍不住对自己的秘书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封了爵啦！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报效。”

冯国璋边说边流泪，等到话说完了，竟然大哭起来。

在这种亢奋情绪的支配下，冯国璋三番五次地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时机万不可失”，又说“武昌唾手可得”，要求乘战胜余威，尽快给他下达攻克武昌的命令。

袁世凯怎么可能下这样的命令，他怕就怕冯国璋真的打下武昌。

汉阳失守之后，武昌方面人心惶惶，担任前线指挥的黄兴与黎元洪等人在战略战术上发生严重分歧，一气之下离开武昌返回了上海。这使得形势更加危急，黎元洪手足无措，对清廷和北洋军的态度也随之软了下来，甚至表示可以放弃共和，接受君主立宪。

对袁世凯而言，这正是他处心积虑想要达到的又一个利益平衡点，不过到了这一步也已经探底，不能再往前面去了。于是他急电冯国璋：“不接指示，不得轻举妄动。”与此同时，还警告冯国璋必须严格约束部下，决不能向武昌发动进攻。

“奸细”

为了让冯国璋这个榆木脑袋开窍，袁世凯除了一日连发七份电报外，又特地遣使火速赶往汉阳，继续对冯国璋进行暗示。

第一次派来的使节自己没有露面，只是暗中指使冯国璋的亲信向冯进言。这位亲信找不到其他不进攻的理由，就极言攻武昌之难，比如武昌倚长江之险，须有海军进行协助，但此时海军已经归附了南方政府。

冯国璋不以为然：“我打汉阳不是也没用着海军吗？不能从正面进攻，难道不可以从湘赣两省进兵，取迂回包围之势？”

亲信赶紧说，迂回包围不是不可以，可是用兵太多，而现在后方已没有多少可增援的部队了。即便能调一些过来，也旷日持久，不能像汉阳那样速战速决。

任亲信怎么强调困难重重，冯国璋仍然一门心思沉浸在扬名建功，为清室和袁世凯同时效力上——没有援军，我自个儿也扛得下来；援军来得晚，没事，我能等！

见旁敲侧击不顶用，第二次派来的使节只好直接去见冯国璋，当面劝他应“权衡轻重，量力而行”。冯国璋不但听不进去，还以当代文天祥、史可法自许，声称：“倘有不测，我当为国尽忠，以报天恩，他非所欲也。”

袁世凯第三次派遣的使节原本是去武昌的。此人名叫朱芾煌，系同盟会员，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日本东京，获悉起义的消息后才即刻回国。

在当时力主与南方和谈的袁府人物中，袁克定乃中坚分子。他与朱芾煌有旧，于是便派朱芾煌前去与黎元洪接洽和谈。

事情办完后，朱芾煌由武昌返回江北，不料却被哨兵当成“奸细”给抓了起来。冯国璋听完报告，对他的参谋长张联棻说：“交军法处正法得啦！”

冯国璋满脑子都是如何跟革命军打仗，如何直取武昌，对其他细节漠不关心。张联棻则注意到朱芾煌手上还拿着“直隶总督袁”所填发的护照，这种护照四边周围印着很多龙，故称龙票。

虽然一时难辨龙票的真伪，但张联棻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回答冯国璋：“这件事且慢来。他既然拿着袁宫保（袁世凯）发给的龙票，还是问一问的好。”

冯国璋觉得张联棻言之有理，便亲自对朱芾煌进行审问。不料朱芾煌一看到他就说：“宫保叫你班师回京。”

冯国璋感到十分突然，忙问道：“有命令吗？”

“宫保大人叫我口头传达。”

见事情如此蹊跷，冯国璋只得出面发电报给袁世凯，问朱芾煌所言是否属实，以及请示究竟该如何办理。

袁世凯看了电报不由暗暗叫苦。他不能明言朱芾煌所说皆实，就在回电中说：“此人不是好人，专门在外破坏我们弟兄的名誉，请你按军法处理。”

可在电报末尾，他又加了一句看似莫名其妙的话：“克定（袁克定）不在北京，此事也可以问一问克定。”

冯国璋虽然迟钝，人却也不傻，一看后面这句就知道别有隐情。他依言再给尚在彰德的袁克定发报，很快就得到了袁克定的回电：“朱（朱芾煌）就是我，我就是朱，你们要是加害朱，我就到汉口与你们拼命。”

发完电报，袁克定犹恐不妥，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冯国璋，说：“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

朱芾煌终于得以虎口逃生。通过这件事，冯国璋也总算了解到袁世凯暗地里在和南方议和，其真意是“不打”，自此以后就不敢再给袁世凯频发电报催着进军武昌了。

手下将领们跟冯国璋原先的想法一样，都认为武昌唾手可得，恨不得立刻过江“穿黄马褂”。现在发现冯国璋突然不起劲了，他们不知何故，纷纷跑来司令部请战。大家讲着讲着，就在司令部里吵闹起来，其中尤以标统张敬尧吵得最凶。

冯国璋心里本就窝着一团无名之火，见状不由大怒。他一把将桌案推翻，正告诸将：“如再抗违，决以军法从事。”张敬尧等人至此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尽管冯国璋已没有那么冲动，对手下也进行了约束，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想通，对已经形成的南北议和局面也反应冷淡，以至于当袁世凯再派代表试探他“革命军一旦反攻过来，你将如何办”时，他的回答居然还是“只有忠心报国，不知有他”。

袁世凯再也忍受不了了，他下令将冯国璋召回北京，任命他为禁卫军总统官。冯国璋被调走后，湖广总督段祺瑞同时兼任第一、第二两军军统，掌握了湖北前线的全部军事指挥权。

儒将之风

段祺瑞之所以能够顶替冯国璋，成为袁世凯走马换将的最适当人选，自然是因为他在和与战、共和与君主立宪等问题的看法上与冯国璋有着很大的区别。

段祺瑞不仅缺乏“忠于清”的牢固思想基础，在北洋系遭遇整肃的那段黑暗时期里，还被载沣、良弼等人穿过小鞋，这导致他对满洲亲贵十分不满。同时，他也有充分理由认为，大清江山弄到现在这种样子，全是这些无才无德却又嫉贤妒能的“小爷们”一手造成的。

以后袁世凯拟就了一个未发电稿，里面有一句话切中要害，可谓是对段祺瑞等人心声的直接反映：“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

有人夸说段祺瑞：“段氏本主张革新之人，自居江北，又久吸南方之空气，所辖军队……无不富有革命思想。”这纯粹就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从段祺瑞当时所处环境、地位及其个人性格、从小接受的教育等因素上来分析，实在找不到他已有共和思想的明确证据。至于称段和段的军队“富有革命思想”，那就更是往泥菩萨脸上搽金粉了——“段氏”、“段家军”什么时候成革命党人了？

应该说，段祺瑞原先对“立宪”、“共和”这些舶来品都不是很感兴趣，也没有太深研究。不过他后来逐渐发现，无论是立宪还是共和，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一旦施行，君权将被削尽，满族权贵们也必须靠边站。这是最符合他心意的，由此段祺瑞才开始对政体变革表现出一定的好感和热情。

在冯国璋被调走之前，南北双方在武汉已达成局部停战协议，基本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手下将领仍有跃跃欲试之心，前线士兵寻衅滋事、破坏停战协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段祺瑞到任后恃其旧日声势，数日之间不与各将领见面。此举莫测高深，将领们没人敢主动跑来搞什么请战。与此同时，他又令徐树铮组织执法队，上街维持秩序。

徐树铮自信阳整饬军纪开始，在士兵们中就有了狠辣绝情之名。他所率领的执法队一律佩大刀、军棍，发现不良行为立即制止，情节严重的就地正法、枭首示众。

冯国璋在进攻革命军的过程中曾经纵火烧城，汉口许多地方都被烧成了一片瓦砾。段祺瑞为此电奏朝廷，请求拨款赈救和赔偿损失，这也使得他大得人心，一时间外界都盛传段祺瑞颇具“儒将之风”。

一俟稳住局面，段祺瑞即考虑如何同南方进行谈判。袁世凯、段祺瑞最希望的谈判对象是黎元洪，毕竟曾在北洋一个炕头上吃过饭，比较容易打交道。此前袁世凯派往湖北的朱芾煌找的就是黎元洪。当时朱芾煌带去了汪精卫致黎元洪的信件，内容是约定南北联合，逼迫清室退位，而后举袁世凯为总统。黎元洪对此已表示同意。

可是自汉阳失守，黄兴以及追随者返回上海后，武汉“首义之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上海转而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和谈地点也由武汉移往上海，事情要解决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1911年12月18日，南北谈判代表团在上海正式展开和谈，结果谈判一开始，双方就产生了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北方代表坚持立宪，南方代表主张共和。

北方代表秉承的是袁世凯之意。其实袁世凯并不是真的想立宪，共和对他来说更好，当然前提是必须让他当总统。问题是现在谈判对象变了，原先答应让他当总统的黎元洪已经插不上手，能够插上手的是上海方面，而上海方面却从没有做出过类似的承诺。

设想一下，万一他袁世凯顶着清廷的压力，同意改建共和了，可自己却当不上总统，那岂不是白忙一场，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