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民国十七年（1928）(2)

新潮社成立两年后，停止活动，张静庐转到《商报》工作，1924年出版以小说为主的《单恋集》，反响不俗。次年又出版《薄幸集》，以简练委婉的笔致，描写女主人公英英的早恋经历，有苦涩哀凉的情绪。张静庐的小说揭示了当时年轻女性的爱情婚姻的悲剧，反映那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

1926年岁末，张静庐有一次与好友沈松泉到南昌观光。那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革命已从广东开始，继而破武汉，进军浙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随总司令蒋介石迁驻南昌，张静庐在《弁文》一文中写道：“旅赣凡四阅月，从事记者二月，担任统税监察又二月。”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南昌的经历：

十五年（1926年）冬，总司令部驻在南昌，我和松泉同到南昌观光。后来又开办了一处光华书局的南昌分店……这一回，我住在南昌有好几月，在南昌大旅社（应为江西大旅社，当时一度作为“总司令行营”）长期包定一间小房间，凡是上海来的朋友，很多住过我的小包房的。除兼管书店事务外，还承陈布雷先生的介绍在南昌财政委员会派驻市汊（离南昌八十里）统税局的监察委员。

监察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事实上贪污横行，贿赂公然也决不会容许你做出理想的或可能实现的成绩的——我曾经写过一个小册子《革命后的江西财政》。革命军克复京沪后，急忙又回到上海。

张静庐在《商报》工作时，陈布雷任该报主笔，潘公展任该报电讯编辑。张静庐、沈松泉去南昌，陈布雷、潘公展也应蒋介石之邀到南昌，与张、沈二人同住江西大旅社。

1990年的上海《出版史料》中，载有一篇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回忆二人在南昌的那段经历和见闻：“在南昌期间，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气象，工人开会，农民开会，妇女开会，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张静庐、沈松泉、陈布雷、潘公展“我们四人每天晚上总是同坐在一个房间里聊天”。还曾与张静庐拜会过时任“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

张静庐1927年4月返回上海。先出版了他在南昌编著的《革命后的江西财政》。10月，完成了中篇小说《革命外史》的创作。

《革命外史》1928年2月在上海出版，作者署翁仲，显然是一化名。翁仲，《辞海》曰：“传说秦代阮翁仲身长一丈三尺，异于常人，始皇命他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就称铜像、石像为翁仲。”

《史记·陈涉世家》有“铸以为金人十二”，司马贞索隐，“各重千石，坐高两丈，号曰仲翁”。作者寓辟邪、守护之义。因为张静庐在后来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及一些回忆文章，均未提及《革命外史》及翁仲笔名，多年来外界无法破解作者之谜。直到沈松泉写《怀念张静庐先生》，人们才知道，这部以深邃的目光、犀利的笔触最早揭露国民党及其统辖的革命政权令人发指的腐败小说《革命外史》的作者，是当时并不显山露水的张静庐。

《革命外史》是继郭沫若1927年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罪行的檄文之后，最早形象地从国民党内部，揭露其党、其政权的巧取豪夺、贪污索贿、假公济私丑行的力作。

随着白色恐怖幽灵的徘徊，杀戮的血腥味弥漫，郭沫若逃到日本避难，《革命外史》的出现，在寂静沉默的文坛再次闪起一道电光。

《革命外史》有十二章，叙述的是1927年北伐革命期间，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国民党政权内部的人和事。作为小说，它不具有思想精妙、深刻，字里行间跳出让人拍掌叫绝的艺术，也不是细节赏心悦目的那类小说，抑或作者在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坚持自己非此即彼的立场，人物尚不丰满。但是小说一直将笔触深入到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中，对准每个人物，透过其表象，洞穿和揭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从那些人物、那些事件中，或许还看不到人性的复杂性，但却看到一种极为腐败的精神现象，令人惊心动魄：

吴局长说：“本来吃烟也不是件什么大坏事，我在军队上混了这些年，见过的上级军官也不少，大部分是喜欢的；惟黄埔里出来的，新军官，才不吃这个的。”沈院长笑道：“人总是有个嗜好的，不吃烟，就爱色；他们年青的，都喜欢玩女人。听说从前在江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军官，总有一个女人。江西省党部的《民国日报》上，每天说这个‘皮带恋爱’的事情，听说据他们略略地调查一下，南昌一城，在革命军占领三个月里，皮带结婚已经有四五百起，那不结婚的还不算呢！”吴局长笑道：“这话倒是真的，那时兄弟还在政治部里，我们的报上便天天驳他们，那首最传诵一时的黄华女士的诗《我爱皮带，我不爱你这长袍马褂》，就是我们的黎秘书长做了，经葛主任修改过发表的……”

吃烟，个人嗜好，无可厚非。《革命外史》写革命军人玩女人，搞“皮带恋爱”，看似轻描淡写，但却让我们感到，在革命队伍中弥漫着醉生梦死的糜烂之风。

《革命外史》还巧妙地表现出革命政权内部以革命名义，任人唯亲、假公济私、拉帮结派的腐败现象。借小说中姜队长的话说：

说起谋事，这里从老总驻节以后，余伏虎又任了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总部和全省财政机关，阿拉同乡已挤了满坑满谷，而来者又多自田间，不懂政治，所以常常闹出笑话。大旅社住的候差人员，比那里更多，满屋乡音，简直变做宁波同乡会了；还有不知好歹的，在旅客名牌，特地标出“奉化”二字，以示阔绰，真是贻笑大方……《革命外史》还有一节，写经姜队长介绍而谋得三江口统税局监察员一职的章煌竹，他的升迁，是得了即将卸任的江西财政委员会主任的恩典。这位旧主任并不买新上任主任的账，在下台的当天下午“他就委了一大批统税局的监察员”。小说暴露了政权内部，官员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明争暗斗的现象。革命政权里当官的买官卖官，巧取豪夺，贪污受贿，也是普遍存在：一位方姓的局长，在湖口局弄了个肥缺，“先后七个月，刮到八十多万（雪花银），他的儿子是湖口局里的检查，也弄到十万元，在皇城侧盖了一所洋房叫风庐，在上海也盖了一所洋房，花了十几万”。

《革命外史》，实际上是张静庐将自己在江西的所见所闻，在恪守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故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如果说《革命外史》别具价值，那就是它写了一种严酷的真实，记录了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政党、政权，其机体、精神已开始腐烂的悲剧。

作为小说文本，《革命外史》也独具特色，它像文学性小品，又像新闻采访化的二人转，还有点像情景喜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背景下，为免遭“党国”和其控制的舆论加害，又要《革命外史》顺利出版，张静庐不得已而为之地赋予小说含蓄幽默的特质。他在《自序》中所说，“在革命的狂潮中，拾些有趣的故事，把它演成这样几卷通俗的小说，给人们做些茶余饭后的消闲品。这其间没含有诋毁吾党同志的恶意”云云，淡化小说揭露批判黑暗腐败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不是胆怯，而是一种斗争智慧，甚或说，它意外地构成了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

张静庐在《革命外史》的《自序》中还说：

我总胆小，所以脱稿了两个多月，却没给它见过人面；一来怕好事之徒，捕风捉影，硬将这里面所记的不相干的事，派在自己的头上，说是有意的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清不白地赏赐你一个“反动”的罪名，于是乎“小说者流”变成反动分子，这本小说也就不免要中途夭殇了；二来，怕忠实的同志们，说这些故事，都是清党以前的事，做书的没有加以说明，囫囵吞枣，怕看小说的人们误会到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身上，使对国民党的信仰低落，为保全党的威信，给你一个“停止发卖”的命令。因此，我虽写成了这几卷无聊的小说，却不敢拿出来付印。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茅盾创作小说《蚀》

鲁迅到上海后，租住景云里，与茅盾成了邻居，但此前彼此并未谋面。茅盾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

虽与鲁迅相邻，但他们来往不多，茅盾也未曾到鲁迅的寓所去拜会。鲁迅与周建人也只到茅盾寓所“坐了一回”（茅盾语）。茅盾说，“那时我行动不自由”。

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门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陈学昭看到，鲁迅每天吃晚饭，他总喝一小酒盅酒，偶尔留她吃饭，他会固执地劝她也喝酒，弄得陈学昭很窘。鲁迅说：“虽然你不喜欢喝酒，喝一点实在是很好的，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说着已有半盅下肚了。

在茅盾家，则不同了，因茅盾夫人德沚女士与陈学昭很熟，彼此无须客气。饭桌上摆一瓶洋酒白兰地给茅盾斟一高脚杯，给陈学昭斟一杯，也给自己斟一杯。并不劝酒，自己端起杯很惬意地品着。茅盾也拿起杯，朝夫人和陈学昭举一下，很享受地喝一小口。然后说着趣闻逸事。陈学昭很自然地与他们同饮，她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行动不自由”，是茅盾对自己当时从事的革命工作身份的一种别样表述。茅盾是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个小组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于1920年7月在上海成立。

茅盾从杭州安定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因家境困难，不得不辍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离开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北京，并没影响他参加新文学运动的高涨热情。他在1920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并鲜明地提出新文学“要注重思想”。

这一年，在他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其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宣言》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次年茅盾参与创立文学研究会，并任于1911年创刊的《小说月报》主编。有的文学史说，胡适推荐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王云五支持守旧派，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按此说，茅盾的重要作品《蚀》怎么偏偏在《小说月报》先后发表呢？事实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十二人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将沈雁冰接管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和《诗》月刊等期刊。王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只是加强了科学管理。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现明显的守旧派，而骨干力量一直是茅盾、叶圣陶等人。茅盾成为共产党人之后，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不可能让自己陷入进步与守旧的斗争中。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工作，一是为了更好掩护自己，二是还要先后到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

1923年，茅盾接编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在广州，《民国日报》曾被粤军勒令停刊三天。1925年，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茅盾与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五卅惨案真相。

1926年，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均出席。会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留茅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接编《政治周刊》。2月，在毛泽东到湖、粤视察农民运动时，由茅盾代理他的工作。3月，国民党利用“中山舰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茅盾奉共产党指示回上海，继恽代英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并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

这年，茅盾正式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秋天，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从上海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接管《汉口国民日报》。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茅盾名列其中。茅盾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在他主编的《汉口国民日报》上，以“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为总标题，连续作了大篇幅报道。然后，茅盾按党中央指示到九江、庐山找党的关系，但未能找到党组织。只好潜回上海，住进景云里隐居。

用去了恁多的篇幅，权且当作为茅盾所说“行动不自由”的长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