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民国十七年（1928）(3)

“行动不自由”的茅盾，1927年10月请鲁迅与周建人来家“坐了一回”时，双方只是说了些客套话。一位是新文学运动的乘势英雄，一位是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重要文艺评论家，客气地走动一下，是当时文学圈子里的正常交往。况且周建人与茅盾都供职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登门晤面，更是情理之中。

彼时隐居的茅盾，暂时无党的工作，载戢干戈，正可专心从事小说写作。况且那些他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结识的革命年轻人，特别那许多“新女性”的音容笑貌、思想意识、人生命运，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早就产生描写她们的冲动。

就在鲁迅、周建人来访前的9月下旬，茅盾完成了中篇小说《幻灭》。

又三个月，《动摇》写毕，到1928年6月，又创作了《追求》。这三部中篇小说，带有连续性，表现的是大革命前后，知识青年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思想状态、生活经历和命运跌宕。

三个中篇都先后发表在王云五当家的《小说月报》。《幻灭》交送《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以“矛盾”为笔名，似可窥到革命处于低潮时，茅盾内心存在着矛盾。

《蚀》表现的正是这种矛盾。当然，我们从他1928年上半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创造》中，已经看到他已从苦闷中振作起来。

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他秘密东渡日本。离开景云里时，他没有向鲁迅告别，那是为了保护鲁迅。王蕴如发现斜对门的沈家太太有几天没有碰面时，沈家已人去楼空。周建人、鲁迅得知消息，也未惊奇，他们知道，茅盾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他的天地很宽阔。

茅盾比郭沫若到日本避难晚五个月。茅盾赴日，也为了避开国民党的通缉，同时也为了“改变一下环境”，并且使“精神苏醒过来”。这两句话，是从他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摘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对自己内心存在的矛盾，作了审视和剖析。

茅盾在日本避难一年半。这期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篇）。茅盾在《〈虹〉跋》中说，这部小说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但小说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为止。

《虹》的主人公依如《蚀》，乃知识女性梅行素。她是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的女性。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她追求新生活和自我价值，也产生彷徨和苦闷。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梅行素开始觉醒。

《虹》没能通过生活的表象并洞穿表象揭示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虽然我们通过小说看到了严肃艺术对历史的延续和联系，但并未看到鲜活人物内心深处有人性的复杂存在。梁刚夫形象不够饱满，梅行素的思想变化缺少足够的依据。当然，梅行素的觉醒和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

同时，《虹》反映了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产生的悲观彷徨情绪已明显消退。

茅盾给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现在依然光芒四射。人性的弱点，茅盾也很难避免，我们要反省和克服这些弱点。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通俗文学之武侠小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蔚为大观。

在现代通俗文学中，武侠小说是渊源最深远、读者最广泛的一种文本。鉴于武侠小说能开拓人们的想象，从中传递出与现实性有关的社会图景和人生的况味，特别是侠客能作为具有超世本领的入世力量惩恶扬善，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就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1985年3月1日《光明日报》）。但多年来，武侠小说一直饱受雅文学的歧视，文学史家也对它持有偏见，视为不入流，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

韩非《五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仗剑出游之武士侠客，周秦时即已出现在社会生活与政治、战争风云中。《史记·游侠列传》对侠客予以很高评价：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先秦西汉之《庄子》《列子》《左传》《汉书》诸典籍中，都记有游侠、勇士之行迹；魏晋之《列异传》《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书中，更多涉游侠。唐时之“传奇”故事，宋、元、明话本，演说武侠，更是绵延不绝，开武侠小说之先河。清时朝中重臣如纪昀都以文言笔记体写短篇武侠作品，至晚清，侠义小说日趋繁盛，《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等纷纷亮相，武侠小说占去文坛的半壁江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武侠小说以新的面孔姿态，充满活力地跃上文坛，在上海掀起足以让新小说望尘莫及的阅读潮流。其具有代表性的武侠小说作家有平江不肖生、顾明道、赵焕亭、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等。

最早杀入武侠小说园地的是平江不肖生，其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自幼习武，崇尚侠古之风，广交武术名家和民间侠义之士，怀有强烈民族意识。曾两度留学日本，返国后到上海落户，鬻文为生，以笔名“不肖生”自嘲。他的第一部作品，为《拳术讲义》，卖给《长沙日报》，筹得再赴日本的川资。

让他在文坛暴得大名的是《留东外史》，与武侠无涉。而是别出心裁地写一儇佻之徒留日学生的龌龊生活，在国内时“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民国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过着“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小说虽有一定的认识作用，而被猎奇者追捧，但其格调不高，难入大雅之堂。

平江不肖生一旦进入武侠小说疆域，他的才学、见识、心胸、灵魂，显露无遗。他的神怪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1923年起先在《红杂志》连载，后又在《红玫瑰》连载，大获好评。成书后，读者争相传阅，风靡全国，畅销东南亚。后被改为电影《火烧红莲寺》，大众争相观看，轰动各大城市。由于观众如云，电影《火烧红莲寺》不断续拍，一直续了十八集，创中国电影续拍数量之最，至今无与比肩者。

小说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地民众争夺地盘发生械斗为背景，勾连出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冲突、大动干戈的江湖恩怨情仇故事。小说刻画了昆仑派的红姑、笑道人，崆峒派的甘瘸子、常德庆等众多人物，演绎了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命运，谈不上个个鲜活，却各有奇特经历。然而作者并不专意呈现奇人怪事，而是通过奇特幻想，在世俗愿望与审美意象两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艺术魅力。

武侠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神怪，都意在表现最具普遍性的世俗愿望，即正义战胜邪恶，真善美制服假丑恶。武侠小说构筑的刀光剑影的剑侠江湖，实际是充满世俗价值观的现实世界。故事中的张汶祥刺马、火烧红莲寺，集中表达了丑恶可猖狂一时，最终还是要受到惩罚的世俗心理。而昆仑派开山鼻祖乃为明朝一皇子，此派侠客却抱有反清复明的宗旨，又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

但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评论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他称之“侠义小说”）时，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就有偏见。清末武侠小说多写侠士除暴安良，伸张社会正义。鲁迅的上述评价，如果针对俞万春写的《荡寇志》是剀切的，但以此概括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就未免以偏概全，失之史家之识力和公允了。《江湖奇侠传》正是反“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的格局，而写正邪两种力量的较量，并以此构成内在冲突的波节线和审美的张力。此外，《江湖奇侠传》在表现神怪因素的同时，又以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为背景，将侠客、术士、常人与飞剑、法宝糅合一起，使小说既有侠气、神气，又有市俗气；既有江湖恩怨的热闹，又有民俗民风的审美观照。所以才使《江湖奇侠传》成为武侠小说之奇葩，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左联作为左翼作家的社会团体，在什么是“革命文学”的问题上与鲁迅争得面红耳赤，甚或彼此动粗口谩骂讥讽，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革命文学”；而在“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上，左翼作家也争吵不休，莫衷一是。倒是已成为左翼作家一颗新星的丁玲，在谈到“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时，发表了真知灼见。她没有像左联一些作家那样，将《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没有理论支撑的苍白无力的批判，而令人瞠目地提出：

借用《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的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

我们可以视之为，在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之前，丁玲的借鉴通俗文学的发言是最为有见地的意见，实属难得。

较之《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的另一部近百万字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表现侠义英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杰作。平江不肖生在此书首回，就申明：“这部书本是为近二十年的侠义英雄写照。”主要人物有霍元甲、大刀王五、山西老董、赵玉堂、杨露蝉等一干英雄好汉。大刀王五与谭嗣同的生死之交，霍元甲武功盖世，侠烈英气，被日本医生秋野毒害身亡等江湖事迹，使小说成为回荡着凛凛正气的英雄悲歌，洋溢着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最为可贵的是小说反帝而不排外，把书中反映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提升到放眼世界和民族文化自省的高度上来，殊为高妙。

后来流行的以霍元甲、大刀王五等人事迹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美术作品，大都照搬或改编或受启示于《近代侠义英雄传》。而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武侠小说，深受平江不肖生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

武侠小说，当时有“南向北赵”之说。“南向”，指湖南之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而“北赵”，系说河北玉田武侠作家赵焕亭。1941年《万象》杂志上，有一篇徐文滢写的《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文中说：“赵焕亭与向恺然一起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并非过誉。但本书只关注在上海聚集的作家，赵焕亭及“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将在下部书介绍。

在我国，比武侠小说略晚出现的通俗小说，还有唐宋、明清的“公案小说”。所谓“公案”，是指官府如何勘断各类案件，叙述这类故事的小说，谓之“公案小说”。随着“翻译文学”输入特别是外国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经当时有影响的作家天虚我生、严独鹤、周瘦鹃、程小青、刘半农等十人用文言文翻译出版，相继又有《侠盗亚森·罗苹》《杜宾侦探案》《桑狄克侦探案》等上百种外国侦探小说的推出，在中国也出现了阅读侦探小说的热潮。

熟稔中国“公案小说”的一批作家林纾、包天笑、刘半农、陈蝶仙、秦瘦鸥等，在翻译过程中领悟外国侦探小说之道后，自己也仿效着写起侦探小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孙了红创作的《侠盗鲁平奇传》、陆澹安创作的《李飞探案》等也占去侦探小说的半壁江山。随之，专门刊载侦案小说的报刊，《侦探世界》杂志、《福尔摩斯》小报等也应运而生。上海侦探小说出现了全盛期。

侦探小说之所以受读者欢迎，是因为它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文本。其曲折故事、新型人物形象和新的知识火花的审美趣味，为众多文化消费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体验。

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在审美内蕴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是为社会伸张正义，讨回公道，战胜邪恶。在社会精神气质上，都契合了读者的审美愿望，正如《侦探世界》创刊宣言所道：“本刊舍侦探小说之外，更丽以武侠冒险之作，以三者本于一源，合之可以相为发明也。”侦探小说受读者欢迎之处，还在于小说常常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缜密推断与惊人发现，往往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种超人的智慧与正义结合，拨开迷雾，拆穿阴谋，抓住元凶，昭雪受害者，既是侦探小说的艺术魅力与思想力量的体现，也是对读者对正义诉求的满足。

侦探小说先驱者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丛书、《东方福尔摩斯案》等作品，在中国侦探小说中成就最高。但因他虽出生于上海，二十二岁出道之前，已随家迁苏州定居。故不能在此书详细介绍。

上海宝山人孙了红创作的侦探小说，可与程小青比肩。1923年发表的侦探小说《傀儡剧》，写的是侠盗鲁平盗古画、与侦探卢伦斗智斗勇的故事。孙了红创作的系列小说《侠盗鲁平奇传》，主角就是鲁平，他足智多谋、杀富济贫，却玩世不恭、诙谐幽默。其形象丰满，性格生动，深受读者喜爱。

新文学一开始，原本天生就带有平民性质，但新文学倡导者如鲁迅、胡适、周作人等过于专注严肃文学的创作，虽硕果累累，却忽略甚至卑视与雅文学共为文学两轮的通俗文学，结果另一轮也转动艰难，这是一大教训。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1928年，上海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倪焕之》，它的作者是叶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