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呈现三角式的分工关系：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特征的金融产业和虚拟经济，加快去工业化进程，成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需求方；二是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依靠具有劳动力密集特征的制造业出口成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供给方；三是以石油输出国为代表的中东国家，依靠其资源密集特征的能源出口为美国和东亚国家与地区提供能源保障。由此可见，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即是各国以一种或几种特定要素参与全球化条件下的生产，形成产能在少部分国家和地区集中的要素分工合作模式的集中体现。

尽管储蓄与投资失衡可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并成为被大多数学者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之一。但投资储蓄失衡不能解释东亚高储蓄国家如日、韩等对美贸易顺差比重下降的现象。本书认为投资、储蓄失衡仅仅是伴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背后存在着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要素的流动、集聚、分工与合作，对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要素分工的视角来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是应对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在要素流通与合作中发生深刻改变的现实选择，能在较大程度上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予以解释。

要素在全球流动过程中出现的要素扭曲、要素集聚等不均衡的状况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中的长期因素，如人口、资源、技术等决定全球经济格局。除非美国出现了可以产业化的重大科技创新浪潮，或者产业转移趋势发生逆转，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才能得以根本扭转。反之，在基于要素差异的产业差异的作用下，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各国经济增长并存的动态均衡，无法逆转，也难以通过汇率等政策性因素的调节在短期内得以改变。

中美两国各自分属于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及其在世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中美两国经济失衡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深远影响，进而影响并波及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本书从中美两国要素差异及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入手，进而研究并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及机理。

全球要素流动存在着结构性偏向，流动性强的要素国际间差异较小，流动性较弱的要素则保持着国际间巨大差异，由此呈现流动性强的要素向流动性弱的要素流动并靠拢的格局。要素分工表现为资本、技术等流动性强的要素追逐劳动力、基础设施、法律制度、产权体制等差异要素，实现要素的重组与合作共同创造出经济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的出口不再是本国产业竞争力的表现，而仅仅是成为全球要素集聚的平台或载体，为要素所有者提供要素红利的表现。按要素所有权的利益分配模式和按产品原产地的贸易统计标准导致各国名义利得和实际利得的偏差。

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是包括人口红利在内的比较优势的结果，但中国产能过度扩张还存在着要素扭曲的原因。要素扭曲主要包括市场机制的功能性扭曲和价格低估，其根本原因在于要素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商品市场的发展。建立在低成本要素依赖模式上的出口扩张容易使人造成廉价劳动力即是产业竞争力的错觉。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决定了生产性要素与金融性要素流动方向上的差异。随着生产标准化的到来，产品的生产成本由生产要素价格决定时，产业资本向生产成本最低的区间流动。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到来，金融产品收益率由金融体系效率决定时，金融资本向金融效率最高的区间流动。全球经济呈现两端不同的集聚模式，一端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资本、生产技术、品牌等生产性要素向东亚新兴市场国家流动形成产业集聚，另一端则是金融资本、金融专业人才、金融机构等金融要素向欧美等发达国家集中形成金融集聚。

产业集聚与金融集聚的发展关系表现为互助共生的特征：一方面，产业集聚为金融集聚提供承载空间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的神经中枢和驱动引擎。正是产业集聚和金融集聚的互助合作关系，形成了全球商品循环和资本循环的“双循环”的共生模式，并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显现出全球范围内“金融国”与“贸易国”的分工格局。

全球经济失衡不是一种短期现象或偶然现象，而是世界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的、基本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反映。世界还没有形成对其有效的调节手段，尤其是全球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等多种领域调节的滞后，形成全球经济整体运行的系统失衡和利益冲突，掣肘全球经济运行，使世界经济失衡状况加剧，调整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