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昔日爱丽丝泉(5)
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家。离开寄宿学校的铁窗和宿舍管制之后，我就和一大帮朋友一起，立刻进入了廉价合租房的公社生活。在这里，我有一整座城堡，在这里，我是皇后。从太多劣质的陪伴突然转换到完全无人相伴的境界，真是愉快的震惊。就像从繁忙街道的喧嚣进入一间拉上百叶窗的房间的寂静。我漫游徘徊在我的领地、我的私人空间里，嗅闻着它的精华，接受它对我宣称所有权，把每一粒尘埃、每一张蛛网都纳入我占有的幸福狂欢中。这个张牙舞爪的破败老石墟，正优雅地沉入它所诞生的地面；这堆赏心悦目的无顶石头，伴着强悍繁盛的无花果树和让人窒息的高草；它永恒的客人，蛇、蜥蜴、昆虫和鸟类；它戏剧性的光影图案；它的密室和幽深之处；它没上铰链的门，以及它安处在阿兰达石阵中的合乎时宜；这是我的第一个家，我在这里感到一种解脱感与归属感：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任何人。
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以为寂寞是我的敌人。没有人在我的周围，我似乎就不存在。但现在我理解了，我一直都是个孤独的人，这种身份是种天赋，而非该去畏惧的东西。我独自在我的城堡里，能清楚地看到寂寞是什么。我头一次有了顿悟，我这一生的行为模式一直是在保留自己的那种疏离感，一直在保护那处高远、清澈的地方，一旦分享，它便有被破坏的风险。我一次又一次用片刻神经质的绝望为此付出代价，但都值得。不知何故，我一直与我不喜欢或者特别不靠谱、根本没希望保持长久关系的男人建立联系，以抗衡我的渴望，渴望一个穿着闪亮铠甲的骑士出现。我无法否认这件事。它明明白白地亮在不够格与挫败感下面，自我执导的聪明计划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达到这一觉悟。我相信，潜意识总是知道什么是最好。是我们受到制约、被极度高估的理性思维搞砸了一切。
所以，在人生中第一次，我的孤独感是我如珠宝一般守护的财富。如果看到有人开车来看我，我多数会躲起来。这种宝贵的欢乐时光持续了一两个月，但，和一切一样，它也不得不遵循变迁定律。
我最近的邻居是艾达·巴克斯特，一个俊俏的原住民女人，有着狂野热情的天性和一颗温暖慷慨的心。她喜爱热闹时光和大壶的红酒。她的棚屋坐落在巴索农场后面，与小溪另一边她亲戚家的潦倒小屋截然不同。棚屋是她一连串白人男性朋友中的其中一位为她建造的（对艾达来说，与白人结交意味着地位），屋里是珍贵的小摆设和与物质社会有关的配件，她已经接受了那个社会的一部分，但它本质上不属于她。她经常过来分享佳酿，如果她觉得我需要保护，就在地板上扎营。尽管她不能理解我对独处的渴望，她的陪伴却从不侵犯我的隐私，因为很多原住民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可以毫不生硬地触碰和动情，可以舒适地与沉默共处，这对他们很容易。她一直以“我的女儿”称呼我，是一个我求之不得的和蔼而宽容的母亲。
关于这个非凡的女人，以前住在那里的陶工给我讲过一个很滑稽的故事。有一晚，他们都坐在家中，听着回荡在艾达营地的醉酒打斗声。突然，吼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迫，我朋友过去看是不是出问题了。他及时赶到，眼见艾达的男朋友踉跄地绕着棚屋走，一路上倒空了一罐汽油，然后哆嗦着手指弯下腰去，打算点火。那时汽油都已经渗进灰土里了，所以还没有真正的危险，但艾达哪里知道。她已经去了柴堆，操起一把斧子，一下子把那个男人抡倒。他仰面倒地，血从伤口流到地上。我朋友心想艾达肯定把他砍死了，高呼别人赶快去叫救护车。他很确定自己没法处置这具血淋淋的尸体，仍竭尽所能，而艾达当时已经惊呆了。他双手颤抖着用毛毯裹住她，递给她一点龙舌兰。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呻吟。男人撑起一只手肘挣扎着坐起来，目光摇曳地瞪视我朋友，说：“老天爷，哥们儿，你看不出来她喝得够多了吗？”
就在搬进巴索农场之前，我遇到了一群年轻白人，在从事原住民权利方面的事情。像我一样，他们也带来了各种良好教育背景下的理想主义和义愤填膺的道德感。很多本地人所谓的“城里来的空想派麻烦鬼”就是针对这个小群体的。就算刚开始这句话是对的，也向来是对的，但后来就很难说了，因为爱丽丝泉的生活很快用精明取代了政治上和个人的天真。我喜欢这些人，赞同他们也支持他们，但我不想让他们在身边。我全靠自己赢得了这么多，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至少我在心理上感觉自给自足。我不想让潜在的友谊把事情变得复杂。毕竟，友谊需要精力，我的精力要用在骆驼之旅上。但是有两个人很特别，詹妮·格林和托利·萨万科，他们用诙谐、温暖与才智追求我，向我示好，直到我开始暗暗期待他们的来访，以及他们带来的芝士和红酒，这是我现在简朴的修道士生活中的极大奢侈。他们逐步巧妙地攻破了我的自我保留，直到几个月后，我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地依赖他们的鼓励和支持，直到他们变得与那个时代难解难分，我一想到那个时代，就一定会记起他们。
接下来几个月的扭曲记忆都一并储存在我的大脑里，像一团缠结的蛇窝。我只知道，生活从巴索农场如此美妙的开端急转直下，堕落成一场闹剧，几乎让我相信宿命。而且这宿命与我作对。
我仍与科特和葛莱蒂来往。一方面，我的手腕变得足够巧妙，想利用科特的院子、设施和知识。这件事我依靠自己的乖巧、歉意以及科特所赞赏的一切学徒品质成功做到了。但我付出了代价。哦，他真的让我付出了代价。我们之间完全没有先前试探性的革命情谊。它被彻底的仇怨取代。再加上葛莱蒂。我想维持与她的友谊，她那么需要友谊。他敷衍地尝试以天价出售牧场，因而她一直说要离开科特。葛莱蒂想再坚持久一点儿，至少等到出售成功，那样她还能拿到一些钱——作为未被打败的象征，而非对金钱本身的渴望。再加上弗兰基和乔安妮，这是两个从南希山营地来的原住民孩子，葛莱蒂和我都跟他们相处了很长时间。
乔安妮是个美丽的姑娘，大概十四岁，有天生模特胚子的优雅和姿态。她也极其伶俐，反应很快，已经非常了解绝望。我理解她的抑郁，那是面对难以逾越的差距时产生的一种无助感。乔安妮想从生命中得到一些东西——因为肤色，因为贫穷，她永远够不着的东西。
“我有什么盼头？”她会说，“喝酒吗？嫁给一个每晚揍我的人吗？”
弗兰基稍微好一点。他至少有希望取得一个过得去的身份，当个剪羊毛手或牧场工——最多是个流动的散工，但这能让他有一定的自我价值。他天生是个小丑，弗兰基。我们爱怜地看着他穿着太大的靴子，模仿着别人的招摇步伐，从孩子变成青年。他会来巴索农场看望我，说话行事都是一副大人样，然后突然间，他注意到天色变暗，就怯懦地变回了男孩，问：“嘿，你不介意陪我走过小溪吧，嗯？我夜里害怕。”
一开始，营地的几个男人无法理解一个女人独居这种事。他们跟一两个镇上来的暴徒一起，有时深更半夜出现，希望来点酒后调情。我给自己买了一杆枪，点222大功率步枪，20号口径霰弹，双筒立式——一把美丽的工具，但我对它全部的了解就是，你握着一头，子弹会从另一头出来。我从来、从来没有给它上过膛。不过，这种把枪举出门外、躲在背后骂上几句粗话的行为未必不能让人印象深刻。我告诉朋友们我真的拿枪指过人时，他们都吓坏了。好吧，没有直接指人，我赶紧让他们放心，只是漫无目标地伸到门外，瞄向暗处。我能看出他们觉得我失去理智了，但我为自己这种与日俱增的乡巴佬心态辩护，鉴于我身处的状况以及对被侵犯感和财产的高度意识，这似乎完全合理。我后来获悉，枪的小插曲在营地里一次次地引起无休止的欢闹，带有一种敬佩的色彩。事实上，几个月过后，他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别的不说，我现在受到保护，有人帮我盯着，有人照顾我了。如果他们觉得我有一点癫狂，也是建立在好脾气的基础上。通过乔安妮、弗兰基、葛莱蒂和艾达，我开始更了解他们所有人，开始克服羞怯和我的白人负疚感，越来越了解复杂的问题——物质上、政治上和情绪上那些原住民要对付的问题。
爱丽丝泉及周遭有大概三十个营地，坐落在一块块公有土地或郊外的安置保留区里。这些营地是多年来为周围不同部落组织的成员建立的传统地方领土，他们从远在澳北和南澳几百英里以外的家园定居点到镇上来。城镇的一个主要吸引点就是容易搞到酒，但还能找到其他重要的地区资源。包括原住民居民法律援助、卫生部门、原住民工艺中心、原住民事务办公室、专门欺诈原住民的二手车行，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大城市的东西。爱丽丝泉的住地与家园定居点之间有相当规律的人员流动，尽管有些人变成了永久居民，用矮树木架、二手铁皮和在市垃圾场找到的任何能凑合用上的部件给自己搭了小屋。有五个水龙头为所有三十个营地供水，很多人穷困潦倒，依靠垃圾桶过活，吃在垃圾场找到的被丢弃的食物，以及在街上乞讨要饭。很多人是酒鬼，所以不管他们拿到多少钱，都直接送进便宜的大酒壶里。小孩和女人受苦最多，营养不良，遭受暴力，身患疾病。
南希山是小镇在经济上最成功、最有组织、最有社会凝聚力的营地。小房子（抗艾滋组织出资）开始取代了小棚屋，还在建一块洗澡区。相比较而言，最糟的营地就是托德河干涸河床里的那些，就在镇子的最中央。这里的人没有水、卫生设备和住所，除了酒，没有支撑。由于河流所有制的原因，这是流动原住民主要的宿营地。他们受到镇议会的威胁，议会一直试图把河边土地的租约范围扩展到河床本身——这是除掉营地的一种干净手法，为了游客，把环境变得干净美好，毕竟他们花了大把的钱从店里买假的原住民工艺品。
根据我在南希山的见闻，人们靠共享金钱过活，包括他们从兼职放牛工作挣来的钱、儿童捐助金、寡妇和被抛弃妻子的抚恤金，以及极少、极稀有的失业补助支票。赌博是一种财富再分配，而非获得财富的方式。关于原住民的其中一个谬见是，他们都是长期“领救济金的混混”。事实上，接受社会福利的黑人比白人要少，然而他们的失业率却高十倍。
即使少数和白人一样住在镇上的混血原住民也遭受各种形式的隐性种族歧视。这是爱丽丝泉黑人的日常经验。这加强了他们自身的卑微感和自怨自艾。无法改变命运的持续挫败感让很多人放弃了希望，把他们变成酒鬼，因为至少酒精提供了某种形式的解脱感，离开无法承受的处境，最终，赐予他们湮灭。
正如凯文·吉尔伯特2在《因为白人永远不会这么做》里写的：
我的论点是，澳洲原住民遭受了那么深刻的灵魂强暴，以至于这种摧残仍存在于今天大多数黑人的头脑里。尤其是这种心理上的摧残，导致了我们在保留地和教区见到的情况。一代代人重蹈覆辙。
教育一直是个问题。学校是混合的，黑白混杂，部落混杂。必须读那些关于迪克、朵拉和他们的猫毛毛的故事，必须学习历史书，书中叙述库克船长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个人，“构成万物最低人种的土人”“在白人奋勇前进之前就快速消失了”，等等，就好像嫌这些还不够，且不说还得带裹着牛皮纸的砖块而不是午餐去学校，因为没有钱也没办法准备午餐，且不说因为没写作业就被骂出学校（有可能在锈蚀的车身里就着火光写作业吗），且不说鼓膜穿孔、眼部感染，有疮有营养不良，且不说得应付很多老师固有的种族歧视，那些都姑且不提——他们可能还不得不坐在某个部落宿敌的孩子隔壁。
怪不得孩子们不想经历这种格格不入的险恶环境。它不会教任何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们唯一可能得到的工作就是流动牧场工，这不需要读书写字的能力。怪不得说他们无可救药、学不进去、猪耳朵。“啊，对，”白人悲哀地摇头说，“这东西流淌在血液里。他们永远无法被同化。”
在大型矿业公司开始垂涎原住民保留区的土地之前，“同化”实质上就是秘而不宣的政策。它对原住民实际的生活方式几乎不起作用。如今，它是一种把原住民赶离他们的土地、赶到镇上的手段，而土地是唯一能赐予他们一点自尊的东西，他们在镇上找不到工作，必须越来越依赖白人的体系过活。它同样也为政府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公关演练，这样总理就能大声地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维护干净的国际声誉，同时依旧执行一种表面看似与种族隔离相对立的政策，但进一步检验后，其实产生同样的效果。即这一政策确保原住民的土地再次落入白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是多国白人的手中），通过清除所有黑人的伦理和文化痕迹，提供廉价劳动力，纯化白人人种。这正是南非建立种族隔离政策意图实现的。同化政策是反土地权、反民族自决的，黑人不愿接受。再次引用凯文·吉尔伯特的话：
每一个……原住民被问起时，都会一再重申，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澳洲白人给黑人一块公正的土地基地，以及公正的金融手段，让社区开始自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