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传播学

本文题目出自海外知名批判学者赵月枝教授的一篇学术访谈，借花献佛，借题发挥。

2010年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范敬宜辞世前一月，我也恰好辞去副院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此可以更专心致志地读书、教书、写书了。后来还不揣浅陋为学术刊物组织了一些专题笔谈，如《南京社会科学》的新闻学笔谈、《新闻记者》的传播学笔谈、《山西大学学报》的新闻史笔谈，有的文章还得以收入《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从这些笔谈中，我也获得不少学术新知与思想启迪，就像2015年第1期《新闻记者》的三篇传播学笔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沙垚的《重构中国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教授专访》、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维佳的《传播治理的市场化困境——从媒介融合政策谈起》、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讲师王晶的《最美好的时代？最糟糕的时代？——对崛起的中国互联网络民意的反思》。四位学者的这组笔谈，均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与批判传统，体现着鲜明的问题导向、政治意识和历史情怀，也蕴含着对新闻传播学科及其发展方向的深刻反思。

在《传播治理的市场化困境——从媒介融合政策谈起》一文中，王维佳针对如火如荼的媒体融合问题，从商业化、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及其政治后果展开独到分析，指出媒体的市场化发展路径不仅不是传播治理的有效手段，而且很可能造成南辕北辙的政治后果。在他看来，认为任何现代政治目标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达成的想法，只是没有充分认识媒体商业运行规律的天真误判而已：

在传媒管理的理念上，粗糙的决定论总是将媒体垄断和资本掌控看作实现舆论主导权的充分必要条件。一种有代表性的媒介融合思路即是如此：正如跨国商业资本掌握着西方主流媒体的所有权，进而能够创造出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政治氛围一样，只要国资出手搭建新平台，国家掌握所有权，就相应地掌握了政治导向的控制权。殊不知，只有媒体的运营方式、管理方式、媒体人的操作范式、价值认同等软性因素与媒体出资方的政治目标相协调时，这种以所有权为链条的掌控才能发挥作用。市场化媒体运作所特有的规范和手段伴随着欧美商业社会的成熟壮大而逐渐兴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完全能够将强势利益集团的政治性目标巧妙地融入它的专业化和商业化轨道当中。试图照本宣科式的搬用这套市场化媒体运行范式，服务于政治目标和所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的政治主体，极有可能适得其反、作茧自缚。

这一分析与赵月枝2014年一篇广受关注的文章异曲同工，所见略同：“任何鼓吹媒体和文化产业不仅能赚大钱，而且还能打赢意识形态战争的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就是痴人说梦。”仅举一例，即知大概。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2015年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我们的电视剧，现在一年超过了1.5万集，可拿着电视节目遥控器，翻来覆去，100多个频道却找不出多少好节目看。再比如，我们的电影，现在一年生产达到了600部，然而，近半数影片因质量等问题不能进影院。”其实，即使进影院又能好到哪儿去。诸如此类的问题及其论断，无异于再次提示了迄今为止的传播史及其定律：传播问题归根结底不在专业，也不在技术，更不在市场，而在人心所向与价值所系的政治或文化政治。就像王维佳针对媒体与文化政治所作的剖析：

当市场化的因素培养了媒体精英与都市商业精英相互依存的黏性，一个党派性的政治共同体会在商业逻辑的利益链条上慢慢形成。由此，很多与专业主义伦理背道而驰的现象会在市场化媒体中浮现，如彰显的阶级属性和文化品位、强烈的政治导向性和煽动性、黑箱操作和暗金资助等。现代商业媒体有着高超的专业操作技能，足以让强势社会阶层和特定利益群体的政治导向以普遍性、先进性、代表性，甚至普世性的面目出现，从而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追捧。此时高度资本化和商业化的媒体不仅会脱离民主治理的目标，更会脱离公共性和专业性的约束，成为各种社会话题集纳、发掘、过滤、设计、编排、发布的枢纽。如果社会控制机制相对健全，没有大的危机存在，这种商业化逻辑会导向美国式的传媒文化，它的日常运行围绕着商业原则展开，用媒体的议程代替公共政治的议程。眼球逻辑打着新闻自由和普遍代表性的旗号腐蚀民主政治，上演各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政治真人秀。而一旦社会危机总爆发，市场化媒体的政治面目和煽动力就可能随着颠覆性的力量一起释放出来。

总之，国家出钱改造传媒业，搭建新平台，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同时又把媒体控制权拱手让给市场中占据主导的政治力量，塑造与公共治理目标相互对抗的文化政治，如此思路的蹩脚之处是十分明显的，政治后果甚至也是可以预见的。

如果说王维佳的文章涉及当代传播的文化政治，那么王晶的文章则从其中一个具体问题入手探究了传播及其研究的文化政治，这就是网民与人民问题。2014年春季学期，王晶选修了我为博士生开设的专业课“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这篇文章就是课上研讨的话题之一。众所周知，近20年来，在传播技术形态急速变化的背景下，随着网络手机新媒体的突飞猛进，一个个乌托邦似的曼妙说辞也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其中网民就是一例。在前呼后拥的时兴理论中，网民及其正当性俨然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网民代表一切，一切尽在网民，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成为得网民者得天下了。与此相应，在业界学界不少人心目中，为人民服务也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异——为网民服务。看看不少媒体一天到晚追逐网上热点，而往往忽视调查研究与亿万人民的真情实感就知道了。

其实，不用大数据云计算，仅凭生活常识就不难判断，虚拟世界的所谓网民除了在触网这一点上相通，其他方面往往千差万别，无法一概而论。正如现实世界的人们除了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其他方面同样不可同日而语，甚至风马牛不相及。拿当下接近饱和的中国六亿网民和四亿手机上网网民来说，十之八九的日常上网不过是浏览，以及购物、聊天、炒股、游戏什么的。至于活跃的数千万乃至上亿网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基于社会阶层、职业背景、文化价值而形成不同群体。用毛泽东的话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少数活跃的网民在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上也不例外。按照一般的正态分布，即中间大、两头小，中派的活跃网民又居于多数，而左右两翼则是极少数。由此说来，互联网上看似热热闹闹的聚合，实际上一方面是相对十三四亿中国人的两个极少数对立人群，一方面则是占据网民主体的中派人群，而这部分居于多数的中派活跃网民，在十八大以来日渐晴朗的网络环境中，也越来越构成中国道路不可或缺的正能量。汪晖在《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一文中，从阶级政治角度分析了当下两种新穷人，一是传统的农民工群体即“新工人”，一是受过高等教育而蜗居城市边缘的小资白领：“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之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这类新穷人既属于活跃网民的两个极化群体，也是王晶文章讨论的主体：受过高等教育，掌握高科技，又在种种压力下拼搏的网络达人。

王晶首先从概念入手，分析了网民与人民的关系。依据她的辨析：无论是作为实体，还是作为文化与伦理共同体，人民的概念无不反映了某个社会的政治关系，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内涵，如人民共和国、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民主专政等。而网民只是从中分化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人口学意义上无法代表人民整体，在政治学意义上更无法等同人民概念。当大家担心“微博控”是否会影响年轻人日常生活、“低头族”是否会损害家庭亲密关系时，还有一大半中国人根本不会收发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呢。且不说十之八九的“普通农民、工人、农民工上网率极低，网上公共参与率更低”，更不说压根儿未入此列的、占人口一多半的“非网民”。而时下触目可见的各路传播理论，以自由、交互、共享、自媒体、人人都是记者、个个拥有麦克风等说辞，构建了一个反抗传统、挑战权威的所谓开放讨论和信息交流平台，甚至出现“信息共产主义”的曼妙想象。王维佳在第43次北大新闻学茶座的学术报告《赛博迷思的政治学》中对此剖析道：

“赛博迷思”的新经济和新政治许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顺利推行的关键思想资源。二者在理念构想上有着众多吻合之处。例如，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的控制论逻辑、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原理、不设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

在赛博迷思制作者们欢愉而简洁的乌托邦叙述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产业状况、所有权问题、网民社会经济背景等真实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数字化巫师们不仅不反对信息的私有化和垄断这些直接危害网络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传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积极推动者。他们把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十分复杂的平等和正义问题替换成了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机会平等的假象，让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小资文化彻底占据大众传播的主流，将那些质问传播权力本身分配不公的声音排除在外。

在诸如此类的政治想象中，许多人也想当然确认网络舆论的“公共性”，甚至“人民性”, “网民”这个十分可疑的词汇频繁调用，不但在无意识、无缘由的状况下确认了共同体内部的平等，而且抹去了网民的阶层属性、社会角色等与外部世界的文化、政治、经济之勾连。实际上，与人民的社会政治意味不同，网民或者说小部分活跃网民即使不论五颜六色的价值谱系，也如王晶所指出的：“就是掌握了计算机技术与拥有信息优势的年轻人和知识阶层，他们正迅速成为信息富人，他们在网络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影响力，他们的存在加深了卡斯特所描述的社会鸿沟和数字鸿沟。”

基于网民与人民的概念辨析，王晶又进一步探讨了网络舆情与现实民意的关系，得出两点结论。其一，网民群体所覆盖的社会阶层与现实中各个阶层的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村劳动者在网民群体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个零头，因此他们的声音显然不会在网民民意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二，利用网络进行政治参与和民主体验的网民，同样只占全体网民的一小部分。于是，显现的网络舆论在许多情况下既不能代表网民总体的想法，更遑论代表全体人民的意见了。王维佳等论述新浪微博与吴英案的文章，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在这场貌似声势浩大的公共讨论中，88%的博主身份为学者、媒体人、企业管理者以及律师，也就是说都市精英知识分子占据绝对主导优势。作为网络舆论中的意见领袖，这群活跃的公共性政治议题参与者掌握了相当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对重要公共事件的态度和判断非常一致，具有巨大的舆论动员潜力。面对这一现实状况，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径直将网络议政平台当作所谓公共空间，甚至将精英知识分子等同于全体网民，进而将网民直接等同于人民，那么就意味着认可极少数的商界、学界精英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体——人民，而这显然有悖事实，更有悖共产党与共和国的政治宗旨与政治价值。最后，王晶写道：

20年的互联网络发展为中国网民挑战“沉闷文化”和既定的权力结构提供了一定的契机，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如此不平衡，那些在一次次的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中贡献眼球、留下呐喊的网民，只不过是中国人民信息化之旅中“最幸运”的一部分。我们非但无法在“网络舆论”和“人民呼声”之间建立等同关系，而且应该看到网络的匿名性、自由性有时也会造成一部分网民的网络舆情表达失真、失控，进而经由网络这一渠道感染“志同道合”的网民，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因此，应该理性客观地看待网络民意，它不代表人民的现实民意，也并非总是全体网民的真实诉求。

既然网民并不等于人民，网络舆情也与现实民意往往千差万别，那么各级人民政府在应对网民或少部分活跃网民的利益与政治诉求之际，就不能不更关注在网络手机新媒体中“沉默”的、远为广大的各族人民及其心声，同时也不能不更关注虽然触网而“基本沉默”的广大网民及其心声。同样，新闻媒体不能只作充其量占人口十分之一者的代表或喉舌，而更应意识到邓小平的视野和思路，他在1990年一次视察中谈到：“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这组传播学笔谈排在当期杂志之首，赵月枝一文标题“重构中国传播学”还置于封面。了解学术前沿的人都知道，作为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与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是在国际学界卓有影响的传播学者，也是坚守马克思主义道统与社会主义价值的批判学者。她不仅在世界发出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傥言正音，而且也对中国传播研究产生积极影响。除了英文专著，如Global Communica-tions: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ommunication in China: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等，她还出版了若干颇受青睐的中文著述，《维系民主？西方民主与新闻客观性》与《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尤其广受好评。2014年，我在澳门科技大学讲授博士生“传播理论前沿”课程，将《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列为必读书。没想到，这部专业性、学理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居然脱销，有位学生几经辗转才购得一本：先在郑州网购，然后快递西安家中，再从西安带到澳门。除了此类学术大部头，她还用中文发表了一些高水平文章，而每一篇都如横空盘硬语，以历史与逻辑、传播与社会有机统一的视角，切中当代中国的传播命门，比如给我印象深刻的几篇：《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象力》（《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大众娱乐中的国家、市场与阶级——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分析》（《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东西方之间的批判传播研究：道路、问题与使命》（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28期）、《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经济导刊》2014年第7期）等。这篇《重构中国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教授专访》，不仅是她多年思考、研究及著述的又一成果，而且也以一个总览性方案，使30年来亦步亦趋的中国传播学科看到了一丝生机，为照猫画虎的传播研究开启了一条生路——切实而非虚幻的生路。

这篇文章是赵月枝与国家公派留学加拿大的博士生沙垚之间的一次学术对谈。由于2015年赵月枝会同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吕新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三位传播学界的“女将”，在浙江筹备组织召开“乡村、文化与传播”国际会议，对谈就从乡村与传播的话题开始。赵月枝开宗明义谈道，为什么关注乡村以及乡村与传播，这个问题既关乎中国传播学的前景，更关乎中国社会的未来，而绝非一个单纯的学科问题，更非一个专业化的研究分支问题。她明确说道，乡村与传播的研究不应仅仅视为一个新的学科方向，在本已支离破碎的传播研究中再辟出一个小分支，而应在城乡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大视野中，将城乡关系提升到定义传播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高度进行讨论。重构中国传播学离不开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语境，特别是由此展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实践，包括当下的新常态、有机农业、生态社会主义等。在《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Communication in China）一书中，她曾说到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主义，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应由前30年的“国家至上”与后30年的“市场至上”，转向社会至上，尤其是劳动者至上。而这一社会至上的思路，既是新中国一以贯之的价值所系，包括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共同富裕、习近平的群众路线等，也契合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主流与主线——从孔夫子的天下大同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无论古典中国，还是现代中国，乡土一直属于首屈一指的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无论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还是依土地而生的农耕文明，厚德载物的大地，都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赖以为继的根基。当今不管怎样现代化，也不管如何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中国都永远无法摆脱这一文明宿命，无法抹去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的底色。人口众多而资源稀缺的基本国情，更不用说传统、习俗、民族关系、当今国际环境等，不可能让中国像欧美那样存续发展，赵月枝称之为“城市中心主义”。而30多年来大规模引进的传播学，无论是北美的行政管理学派，还是欧洲的文化批判学派，不仅都是西方中心主义乃至美国中心主义的，而且也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尽管为人马首是瞻的中国传播学，在技术性、操作性环节上不无实际功用，如广告、公关、媒体经营等，但总体看来正如赵月枝所言，“基于西方经验的传播学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复杂的现实”。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与传播现象，传播学者往往无能为力，在社会科学纷纷介入重大问题及其理论讨论之际陷入失语。赵月枝举例说，在前20多年的剧烈政治经济转型中，“三农”问题日益凸显，抵制苛捐杂税、反抗剥夺土地、抗议环境污染等问题一度遍及城乡，而中国传播学并没有太多参与和发言，即便有也是基于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视角，认为只要普及电视、实现电信村村通、送文化下乡就可以万事大吉。有件事让她刻骨铭心，从而产生强烈的学术冲动，将批判传播研究落实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中：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去超市购物时，无意中看到一份免费的温哥华华人报纸《环球华报》，头版头条竟是两位云南青年与一位浙江缙云县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最后两位云南青年只来了一位，与那位浙江青年一起自杀于我老家所在的缙云县新建镇的一家小旅店，而那位浙江缙云青年是河阳村人，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庄。

沙垚：我在陕北做过一个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项目，就看到乡村中老年的男性农民用智能手机看黄片，并且他们还告诉我，可以定期去镇上的网吧更新，一个片子一块钱，形成一个微型的地下产业。

赵月枝：对啊，这些事情让我感到震惊，农村就算是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电脑，24小时能看到卫星电视，又怎么样呢？有了手机之后干什么？

面对诸如此类以及更加纷繁错综的现实问题，西方中心主义与城市中心主义的传播理论，往往只能作壁上观，既无法解释世界，又不能改变世界，充其量翻腾一点云里雾里的理论，可怜无补费精神，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如今迫切需要重构中国传播学，而发展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传播学，自然离不开乡土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城乡关系的核心关切。不仅如此，重构中国传播学非但不能忽略乡村、农民以及城乡关系等视野，而且更应该注重亿万人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真正把人民视为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公和创造者，而不是被施舍、被关注、被传播的对象。拿热热闹闹的文化下乡、送书下乡来说，赵月枝就毫不留情地批评道：

第一，你送的书真的是农民需要的吗？我们的图书出版业本身就是城市中心主义的。第二，青壮年都到外面去打工了，留守的老人小孩，谁会读农业科技的书？至于电影下乡，则更讽刺。刚上院线的片子太贵，因此送下乡的片子里，老掉牙的内容占了很大比例，这些片子农民都看了几十年了，都是些都市文化的“残羹冷炙”，这简直是在侮辱农民。我在调研中听到一个故事，在一个送电影下乡的放映现场，观众只有一个老人，放映员说，“大爷你也回家吧，很冷啊。”老大爷说，“我回家了就没人给你锁门了。”因此，这里最关键还是福利主义的思路不对。当下，主导政治和知识的精英们已经意识到了，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吃亏了，因此想要反哺农村，做出一些补偿，这比起《河殇》里对农民的态度，是一个进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还是被当作亟待教化的对象，都市精英文化施舍的对象，最多也只是都市文化的消费者，而不是文化的主体。……可是怎么可能把几亿的中国农民都当作文化反哺的对象呢？这会扼杀了多少人的文化创造力啊。

这里看似巧合的一点是，三篇文章不约而同涉及“回延安”的话题。在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批判与建构中，几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这一现代中国的经典，包括王晶对人民的解读、王维佳对主流媒体的认识和赵月枝对中西新闻理论的反思：

王晶：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政治概念，其内涵是指一切能够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

王维佳：治理者如果忽略了所谓主流媒体的运行已经高度商品化的现实，就会将政治范畴中的“社会群众”与媒体商业范畴中的“受众”相混淆，迷信所谓主流媒体的到达率和市场占有率，盲目地搭台唱戏，更多的投入反而带来更被动的局面。回想当年共产党进城执政之前，全国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不在他们手中，甚至很多被他们的对手控制，而真正扎根社会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统一战线工作却依靠政治判断和主动出击、四处开花的游击战，成功地为中共赢取了文化政治上的主动权，让当时都市精英圈的“主流”变得一文不值。这样的传统遗产如今恐怕已经难觅踪迹了。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集群化越发明显的历史条件下，单纯依靠党管媒体的市场化和资本化不会让党离群众更近，只会让党离群众更远。不懂得这个基本的道理，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传播治理者。

赵月枝：我开始反思改革开放前的中共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入的传播学的断裂与脱节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核心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马列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出了源于“山沟沟里”的中共新闻理论，包括毛泽东的新闻理论。虽然这一套理论没有被“传播学”所取代，从“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设置中颇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中，我们还能看到有本土革命历史渊源的“新闻学”之于有深刻冷战色彩的“传播学”的优先地位，但是，这两者实际上是两套话语，水火不容，而且前者处于实际上被边缘化的尴尬状态。

关于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西方传播学在中国的此消彼长，以及与之相应的传播与社会的同构问题，赵月枝2014年发在《经济导刊》的文章《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更是提供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有一套新闻自由理论的，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新闻自由观。这个理论认为，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过程包括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人民”的名义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包括了在宪法序言中所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语境中，“无产阶级新闻自由”首先被定义为，新闻机构摆脱国内外私人资本控制的自由。

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话语霸权。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了中国“新闻自由”言说的理论和世界历史及现实的参照。

例如，我们的新闻教育至今还在用美国冷战新闻学中最富反共色彩的教科书，即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实际上，早在199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最后的权利：反思报刊的四种理论》（Last Rights: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该书从学术角度将《报刊的四种理论》批得体无完肤。然而，这本美国当代学者的批判之作在中国被视而不见，而《报刊的四种理论》至今仍被列为经典。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如果从大背景、长时段审视这一“反常”现象，也许可以看到一种有如正反合趋势。前30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一枝独秀，西方新闻学遭到全面放逐，《报刊的四种理论》最早是20世纪60年代作为“内部批判”材料，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的，如同当年一批“灰皮书”“黄皮书”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传播学大举引入，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更成为标志大行其道，恰似韩愈《华山女》一诗所言：“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新闻学一步步退居边缘，乃至如今几乎成为传播学的一统天下。有个说法听起来刺耳，但也绝非无稽之谈：新闻教育全面沦陷！所谓沦陷，乃指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之学，而欧美意识形态的新闻传播之学则可谓全面占领——占领学科，占领学界，占领中国记者的头脑。如果说如上简约的脉络构成正题与反题的话，那么重构中国传播学则属于未来的合题，即赵月枝所说的“发展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传播学”。2015年初，一份中央文件对新闻传播学科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也为此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这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有两处引人注目地提及新闻传播学，一是制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学等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一是深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与法律人才的培养计划。

具体说来，重构中国传播学，一方面需要认真审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实践，包括新闻传播的历史实践及其传统，从《新青年》到延安《解放日报》，从陆定一到甘惜分；另一方面，需要重新激活与重申政治意识、问题意识、自觉意识，将新闻传播之学从去政治化的政治中，以及等而下之的为作而作、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化中解放出来，认真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实践，以及其中广阔的国际主义背景和悠远的精神文化传统，进而重塑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术及其道统。简言之，“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甘惜分），特别是马克思的批判意识与精神：“‘批判’是马克思对待知识的基本态度，正是通过这样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方才跨越了他们自己所处的阶级和时代局限，从而能够虚心而真诚地倾听别人的声音，特别是这个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声音。正是通过这样的态度，马克思才因为包纳了无数众生渴望的眼睛，而变得目光如炬。”201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工作启动，这一版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列两卷。在一篇意见书里，我特别提到应使传播学卷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而非不列颠百科全书或其他百科全书的“中国版”：

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总体看来一方面在世界上还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知识体系颇为庞杂，莫衷一是。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舶来品引入中国的传播学，大抵属于一套以美国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传播实践、理论话语为基本蓝图的知识谱系，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知识划分与知识叙述，以及信息、媒介、受众、效果等核心概念和专业范畴。

对中国社会与传播而言，这套知识谱系又有“横向不到边，纵向不到底”的局限。所谓横向不到边，是指这套舶来品即使适用，也大多针对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广大地区则不免圆凿方枘，甚至格格不入。同样，纵向不到底乃指这套知识话语主要关注“北上广”发达状况，包括网民、中产阶级、消费主义、商业文化、个人价值与自由，甚至拜金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而十多亿普通民众及其丰富多彩或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与传播实践基本处于其理论盲区。

随着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两个一百年目标日渐显现以及相伴的文化自觉意识日渐凸显，如何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传播学卷中体现中国人在传播理论与实践中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改变传播研究亦步亦趋、唯人马首是瞻的总体格局，是第三版编纂中需要格外留意的。事实上，中国数千年幽远的文化传统，从诸子百家的传播思想，到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等传播习俗，特别是近百年来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巨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兴衰起落、党性人民性的现代传播意识等，都在广阔领域留下丰富厚重的遗产。对此，也应有相应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从而有所体现以对世界的传播学作出中国的贡献。

放眼世界也不难发现，曾被奉为圭臬的西方传播学，早已陷入严重困境，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局面。赵月枝提到的《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固然是对美国冷战传播学的一次深刻批判，同时更有不少学者对曾被奉若神明的美国传播学，以及其中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予以全面反思。港台学者李金铨就指出，应把美国主导的西方传播学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不应亦步亦趋地唯其马首是瞻。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还用“内卷化”一语，概括美国新闻传播理论的贫乏状况与学科的尴尬地位。比如，篇篇文章在技术上精致得无懈可击，却缺乏知识上的兴奋，他称之为“毫无用处的精致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在这篇题为《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的文章中，他对美国传播学的乏善可陈作了专业的评述：

一九七○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新闻系内部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认知共同适应（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铺垫（framing, priming）、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几十年后，我都快退休了，看过各种走马灯似的流行，抓住几个老题目不断再生产，固然资料累积很多，但见解增加几许？何况连这类“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足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坦白说，今天在美国有些大学博士课程，可以狭窄到从上述的“理论”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不痛不痒的论文，就可以拿到学位了。

在我看来，“内卷化”是学术创造力的退化，特别是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大学奖惩体制内，鼓励放大镜照肚脐眼，抱住一个小题目做到死，不但隔行如隔山，甚至同行如隔山。社会科学的知识一旦丧失“公共性”，便只成为学苑内部的游戏。这是可怕的学术危机，尤以中国的传播边缘学科为然。

无独有偶，一位年届退休、长期担任美国传播研究组织主席的人物，2000年也对美国的传播研究深感失望地说：除了一些著名学者所做的少量工作外，大多数被认为是关于媒体的“学者研究”是相当肤浅的。当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切斯尼在2007年的新作《传播革命》中，讲述了这一故事并论及美国传播研究的困境与窘境：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明显地到90年代（也就是美国传播学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期——引者注），传播研究的活力却逐渐衰退。传播研究在制度层面上成熟并趋于僵化，它成为高校学术研究中最封闭的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传播研究定位于美国学术研究的二流角色，很少出现卓越的研究成果。虽然我们可以给博士生提供很多研究项目，但是只有很少的项目对于这个狭小领域的外在世界抱有更多兴趣或给予更多关注。

2014秋季开学时，《新闻记者》策划了一组研究生导师为新进研究生谈治学的文章。我们提交了一篇《既读书，又读报》，说到研究生的学习除了博览群书，研习经典，还需留意报章杂志。因为，严肃的思考、前沿的研究、漂亮的文章，也同样见于报章杂志——报（报刊）。过去说某人大老粗，没文化，叫“不读书，不看报”，今天依然如此，不会由于新媒体而有什么改变。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