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意识形态理论溯源(2)
继爱尔维修之后,霍尔巴赫的哲学思想同样彻底,他在《自然体系》一书中宣布:“在活着的人里面,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能力——其他一切能力都是从它产生出来的——就是感觉”。[10]这种观点与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如出一辙。他痛切的呼吁:“让我们安慰那在自己从未加考察的偏见的重荷之下呻吟的不幸者,让我们驱散那心存疑虑,诚心诚意地寻求真理、即使在哲学中也只时常找到一些浮荡的、很少能使他虚掷时光的幻影。对于那胆小的、受了自己的空虚的恐吓者的欺骗而变成对社会没有用处的人,让我们夺走他的黑暗的幽灵。”[11]霍尔巴赫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坚持最普遍的、最有影响力的偏见都来自他们关于上帝的虚幻的观念,也就是他所说的“黑暗的幽灵”——天主教和信仰上帝有关的“神化了的谬误”或“神圣的瘟疫”。他大胆地指出:“人们对它形成的各种概念可能溯源于幼年时期的偏见。这些偏见通过教育传递下来,被习惯所加强,为恐惧所滋养,被权威所保持并绵延下去。最后,一切都应使我们深信,在世上如此广泛传播的上帝的观念不过是人类的一个普遍谬误。”[12]霍尔巴赫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们最普遍、最有影响力的偏见产生的根源,而且深刻地解释了这种根源所具有的种种神学偏见的内在矛盾和荒谬性。他明确指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人们正是从自己的利益和想象出发创造出上帝的形象的。“最邪恶的人成为上帝的模型,最暴虐的政府成为神圣统治的模型”[13]可见,霍尔巴赫早于费尔巴哈道出了神学人类学的秘密。
上述三位学者共同坚守的彻底的感觉主义立场,给托拉西以深刻启发,为意识形态最初概念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1.2 意识形态概念的诞生
虽然上述思想家都对意识形态有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探讨,但真正的意识形态概念尚没有一个成型的界定。犹如人们在没有知晓什么是“文明”之前,人类已经在文明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一样。如果我们把柏拉图关于意识形态的描绘——“理念世界”和“洞穴比喻”视为最初的猜测和思考,那么这种虚幻的、偏见的误区在历史步入中世纪漫漫长夜之后,不幸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在希腊世界中,获得无尚殊荣的哲学被贬为神学的婢女,柏拉图高雅的理念世界被变成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人类的灵魂和精神深深地陷入了谬误和偏见之中。最黑暗的时候,黎明就不会太远了。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这位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的人,恰逢其时地向旧世界抛出了挑战书,他的四假相说,不仅撼动了神学的权威,也直接催生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诞生。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之光照耀下,意识形态概念应运而生。
在培根、洛克、孔狄亚克等人的重大影响下,法国哲学家、政治家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是第一个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虽然身为贵族,但始终是君主政体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他被监禁一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开始研究孔狄亚克和洛克的哲学思想,并创立了后来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他在题为《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Idéologie的法文词。从词源上看,Idéologie是由Idéo和logie组合而成。Idéo的希腊词源指的是“理念”或“观念”;logie的希腊词源是指“逻各斯”,即“学说”。所以,对于托拉西的Idéologie而言就是scienle des idees,即观念学的意思。[14]作为深受启蒙精神影响的孔狄亚克的学生,托拉西同样是一个彻底的感觉主义者。在他的理论中,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词语,张扬着人性、自然、自由、平等的理性旗帜。
在认识论上,托拉西用知觉、回忆、判断和意愿四个范畴表现人的精神活动。强调这四种能力归根结底可以还原为感觉的不同类型。因为人的思想活动不过是感觉的创造和神经系统的活动,进而强调人的感觉才是推导出一切观念的人性的基本能力。在托拉西这里,意识形态是哲学上的基础科学,那些宗教意识和建基于天赋观念之上的形而上学,正因为不能还原为直接的感觉所以是谬误的。而意识形态的唯一任务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还原。是通过观念向感觉的还原,托拉西试图建立一种以数学的精确性为榜样的语言和语法。每一个观念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语言记号。可见,托拉西的意识形态学说所涉及的“观念”,既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而与感觉世界保持关联,也不同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它唯一的立足点就是人们从外部世界中获得的感觉经验。当然,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感受到的感觉经验的可靠性依然是一个有待确证的问题。以托拉西为首的观念学家们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因此,意识形态理论的创建之初就已经埋下了局限的种子。不可否认,托拉西的名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之学,从人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经验出发向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提出了挑战。
在实践论上,托拉西强调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也建基于意识形态的观念之学上。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变成了社会的理论基础”。因为如果社会科学中的观念不能还原为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能够获得的感觉经验,就必定是虚妄的,必定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在这里,意识形态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托拉西认为,社会是一种自然状态。人的感觉就源于这种自然状态的原初给定,并在社会交往中感觉到其他自我的存在。从这样的人与人相互交往的感觉出发,才能准确理解如分工、分配、财富、价值等经济现象。就政治学而言,托拉西认为,自然的规律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人对自然认识的前提是人的本性中的自由,于是政治构建的目标便是追求自由,反过来,人的自由也是促进社会政治的构建。托拉西深信,如此的意识形态之学,将是法国革命后政治建设的基础。
通过在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中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托拉西把意识形态理论当作哲学的基础理论,即观念之学。“意识形态将为科学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真正的道德观念应该从人的本性中的自然的善的意向出发,应当保证整个社会中不同阶层人们的利益上的协调和关系上的和谐。”[15]正如汉斯·巴尔特所说:“‘观念学’也拓宽了人们教育的基础。”[16]因为真正的教育既要摒弃那些缺乏感觉经验基础的虚妄的观念,又要服从于科学的政治观念。因此,正是在感觉主义的基础上向宗教迷信和形而上学提出了挑战,进而为科学知识、政治、经济、伦理等科学提供理论理念。在这里,意识形态始终是作为启蒙的旗帜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张扬的,其中蕴涵的反对宗教迷信和反对哲学独断论的精神为后世洒下了一片耀眼的启蒙之光。
1.1.3 批判之靶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学理论义转折
作为认识论上彻底的感觉主义者,托拉西借着启蒙精神的理性势头开始探及人的意识——亦即知识——的确定性问题,虽然他还并未提及今天人们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但已为“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基础,即在认识论上对人的虚假意识(认识)、错误意识(认识)进行批判,并在实践论上批判旧体制的腐朽以指导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从而开创了认识论模式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认识论模式,在后续的理论发展中,变成不只是要辨别知识的真假、对错,还要扩展到社会理论领域。虽然托拉西的“观念学”也包含了对封建主义腐朽观念批判的维度,即社会批判的维度,但是由于该学说本身的实质并不在于“社会”批判,而是在于意识(探讨心灵对知识的认识)批判,只是在知识体系中捎带了社会的维度,从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或者说不是一个全面成熟的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在后世的意识形态理论史的论述中,只能以一个“概念”创始人的身份被论述到。其创建意识形态学说的目的是,建立一门基础性的哲学理论,并通过“观念还原到感觉”的方法,克服宗教、形而上学及其他各种传统的、权威的偏见,从而在可靠的感觉经验的基础上,对其他各门科学的基本观念进行重新阐释。不可否认,在当时,托拉西的观念之学,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具有着进步意义。但“哲学史早已启示我们,彻底的、简单的感觉主义立场既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认识论基础的更新问题,也不可能为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改造提供可靠的基础。”[17]正如马克思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8]毋庸置疑,仅凭借感觉经验是不可能在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申出正确的结论来。从托拉西思想轨迹来看,由于他一味地抱住“感觉经验”是他的“观念之学”体现出了拿破仑所批评的那样,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我们不幸地看到,原本以反对传统的、谬误的观念为根本宗旨的意识形态概念,一开始就步入“固执的误区”。海德格尔对此感叹道:“哲学总是不断地为误解层层围住,而这些误解现在大多又为我们这样的哲学教授们所加剧。”[19]黑格尔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对感觉主义经验论批判的角度否定了意识形态观念学的确定性,开始在社会历史的维度、以主客统一的标准展开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当然这“维度”和“标准”仍然是思维的和概念逻辑的。
黑格尔看到,“法国人所谓的观念学(Idéologie)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是对于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的一种列举和分析。这些思维规定并没有得到辩证的考察,反之,它们的材料是从我们的反思和思想里取得的,而包含在这些材料中的各种规定又必须在材料中得到证明”[20]。即是说,这种建基于彻底的感觉主义之上的观念之学,在黑格尔眼中不过是一些经验事实的堆积,而真正的思维规定必须经过辩证的考察,即从理性的反思和思想中取材,又回到这些材料中去证明自身,以此对历史上的意识诸形态的虚假性进行批判。
如果说,托拉西的哲学思想是从属于法国唯物主义这个传统,那么,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继承了柏拉图、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托拉西虽然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从观念到感觉的还原工作,并未对意识的社会历史本质作出深入的考察;相反,黑格尔虽然几乎不用“意识形态”这一说法,但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做出了卓越的论述。尤其是对现实世界的异化和对教化异化的揭露,为“意识形态”语义转换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