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漂浮的木板——重说百年言论史(6)
张、王二位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文人论政的典型，他们把中国的言论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两极对峙的血与火中，独立、客观的言论尤其难能可贵，《大公报》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专制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如揭露孔家豪门在香港沦陷之际抢运洋狗的社评（曾引发西南联大、浙大学生反孔游行），批评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抗议查封《新民报》等，如《看重庆，念中原》《莫失尽人心》《万方多难念东北》等。为了这些不仅仅是“小骂大帮忙”的言论，《大公报》曾遭过停刊3天之类的罚令，张季鸾曾挨过“御训”，王芸生曾遭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围攻。
作为独立的民间报纸它也批评过共产党，比如《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发表，周恩来当夜就给他们写长信，但他也承认王芸生的文章“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大公报》发表了周的信，并发表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此外如《质中共》《为交通着急》《东北的阴云》《可耻的长春之战》等都曾受到《新华日报》针锋相对的反驳。
在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这张超越于政治党派之外、不依附于任何势力集团的民间报纸陷入了夹缝当中，一面“飞来红帽子”，一面骂它“帮闲”“帮凶”。在1948年江山即将易主的时刻，《大公报》还明白地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先后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的社评。这当然是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的，《大公报》的命运因此注定，《大公报》的精神也因此长存。
如果没有那个留日出身、具有现代眼光的胡政之，《大公报》完全可能就是另一番面目。他曾说：“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当作榜样，兼容并蓄。”好一个“兼容并蓄”，这四个字在20世纪只有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和胡、张、王主持的《大公报》才当得起。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他才会大胆起用年轻的肖乾编文艺副刊，不惮“南京下警告，工部局来传票”，他才会发表范长江名动一时的通讯《陕北之行》《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不惜以“违检”得罪当道，他才会在1948年拒绝了出任行政院长的试探性邀请。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称它是东方最优秀、最严肃的报纸。1949年之前的《大公报》的确代表了中国报纸的最高水平，它在探索言论空间的路上所达到的高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徐铸成：“《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南京失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申报》《大公报》《立报》《时事新报》等都被迫停刊。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1938年1月，严宝礼等以英商克明的名义发起创办《文汇报》，发刊词指出：“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徐铸成在《文汇报》发表《告若干上海人》社论，警告跃跃欲试、组织汉奸政府的民族败类，刊出第三天报社就遭到炸弹袭击，整个营业部被炸毁，职员一死两伤。
“孤岛”不孤，《文汇报》一纸风行，徐铸成三字不胫而走，销数突过10万大关。炸弹、断臂、毒水果，这一切都载入了言论自由史。遗憾的是充当保护伞的英商克明经不起诱惑，最后以10万元的代价出卖了《文汇报》，徐铸成等全体编辑记者誓死反对，宁为玉碎，他带领编辑部经营部20多人联名在《申报》（已挂美商牌子复刊）《新闻报》刊登启事，公开这一肮脏内幕，宣布全部撤退。这是《文汇报》第一次停刊。“文汇像是一颗彗星掠过黑暗的天空”，转眼就消逝在苍茫夜色之中，但它刹那的光华却照亮过千万读者的心。
1945年，严宝礼在上海复刊《文汇报》，1946年3月初，徐铸成辞职离开了前后工作达18年的《大公报》，全身心地投入《文汇报》，他与严宝礼约法三章：一、报头下署“总主笔：徐铸成”；二、全权决定编辑部一切用人升黜、调动，经理部不得干涉；三、自他参加之日起，《文汇报》不应接受任何带政治性的投资，报馆或记者不得接受任何津贴。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文汇报》几乎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如反对上海推行警管区制的违反人权的办法（曾被罚停刊一周），对特务殴打赴京请愿代表的下关惨案、李闻惨案都做了大量公正、客观的如实报道。《文汇报》的发行量在上海仅次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
徐铸成恪守民间报的根本立场，拒绝任何政治性的投资（包括李济深等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曾先后三次试图收买《文汇报》，第一次、第二次都被徐铸成顶了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张国淦（北洋政府的高官，《文汇报》名义董事长）的壁。1947年初那一幕，徐铸成在《旧闻杂忆续编》中称为一次“鸿门宴”，当着炙手可热的陈立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特务头子潘公展等的面，徐铸成坦然拒绝了政府投资10个亿试图控制《文汇报》的阴谋。他自称“是个奶妈，《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并直言自己不过是“凭良心办报”“《文汇报》所以有今日，主要是我们明辨是非、黑白，敢于说真话，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决不许颠倒黑白，成心说瞎话。但是，因为不明真相，在某些记载上，无心的错误是难免的”。一句“凭良心办报”决定了《文汇报》的命运。
1947年5月25日，坚持说真话的民间报纸《文汇报》终于和《新民报》《联合晚报》（刘尊棋主持）一同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离复刊不过1年多时间。
被封杀前一天，《文汇报》还在《编者的话》中对当局提出抗议和质询，它站立着走完了全程。
率先站出来抗议的是《密勒氏评论报》：“中国今天只有两张真正的民间报，一张是中间偏左的《文汇报》，一张是中间偏右的《大公报》。应彼此扶持、支援，而不应冷眼旁观，更不应落井下石！”因为之前《大公报》曾发表《请保障正当舆论》的短评，说“三家报纸已被封闭了。今后希望政府切实保障正当舆论……”。
接着起来严正抗议的是《观察》的储安平，5月28日，他即写下《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表示的态度》一文（5月31日发表），公开宣称：“我们在同业的立场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顺便说一句，他对徐铸成这个同乡绝无好感，“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但是，“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文汇报》被封后，徐铸成等筹办《国民午报》，试图变相复刊，在预定创刊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市政府通知“不准出版”，也终于胎死腹中。徐铸成自称“新丧的孀妇”，《正言报》等报请他去当主笔，都被他谢绝了。当然“没有经理严宝礼氏惊人的魄力，这张报纸根本就不能产生。严和徐的关系，说句笑话，真可说有些‘管鲍遗风’。抗战数载，徐一人独自在后方工作，留在沪滨的家庭，便一直由严照料着，柴米无缺，安度过了长长的黑暗的岁月，所以后来徐决心脱离《大公报》，而‘冒险’与严合作，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力的因素。”
《新民报》的“兼收并蓄”
1949年前战乱频仍的动荡岁月恰是“新民”报系的黄金时代，鼎盛时共有五社八刊，和《文汇报》同时被封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就是其中之一，仅存的《新民晚报》让我们无法遥想《新民报》当年的辉煌，这是民族言论史上悲伤的一幕。
《新民报》是陈铭德等1929年9月在南京创办的，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迁到重庆，经他和邓季惺夫妇俩惨淡经营，终于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20年中始终坚持了超党派的立场，是名副其实的民间报纸。在1946年5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发刊词中指出“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任何政治集团”。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复刊词中说：“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认为一党专政的办法，应该尽快结束……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裁判，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对言论自由的独立追求掷地有声。
这是一张兼容并包、言论独立的民间报纸，所以才能容纳“三张一赵”这样的办报好手，赵超构的《今日论语》《新闻圈外》、张恨水的连载小说、《上下古今谈》、张友鸾的《曲线新闻》《山城夜曲》、张慧剑的《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等专栏都曾脍炙人口。陈铭德“学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作风，把各党派人物都网罗进来，只要对报纸的发展有利，实行兼收并蓄”，编辑、记者、主笔、撰稿人中涵盖了左、中、右各种思想倾向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文章写得好，陈铭德都很欢迎，他整天打躬作揖，奔走于权门之间赔礼道歉、给人消气，目的也无非是要保存《新民报》独立的事业。夏衍、陈翰伯、吴祖光、孙伏园、谢冰莹、陈白尘、郁风、黄苗子、聂绀弩、张先畴、崔心一、浦熙修、田汉、阳翰笙、郭沫若、徐悲鸿、洪深、叶圣陶、老舍、夏衍、巴金、朱自清、冯玉祥、黄炎培、章士钊、顾颉刚、孙伏园、陈寅恪、吴宓、高语罕等，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
1947年5月25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率先触礁，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罪名被查封，陈铭德委曲求全，在接受屈辱条件之后才得以复刊。
1948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做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7月8日，停刊令送达。辉煌一时的《新民报》开始落幕。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张友鸾的《南京人报》满怀深情地报道了《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当晚的情境。2天后，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予以抗议。7月13日，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鲁莽、万枚子等24人在《大公报》发表《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我们站在国民立场，应对被停刊的南京新民报首致恳挚的慰问与同情，并向行宪政府表示应有的抗议。”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些消息。陈铭德夫妇请章士钊、江庸等6位名律师代撰万言“诉愿书”。所有的抗争与努力都归于无效，南京《新民报》在蒋介石政权崩溃之前无可挽回地消逝。
1949年11月27日，《新民报》重庆版记者、编辑张朗生、陈丹墀、胡作霖、胡启芬等4人在渣滓洞殉难，其中有3人是中共地下党员。
成舍我的“世界”
足以与“新民”报系相媲美的还有成舍我的三个“世界”。从1924年开始，一介书生成舍我先后在北京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世界”报系。他的三个“世界”，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的《民生报》、在上海办的《立报》，这个一无资金，二无背景，无党无派、白手起家的一代报人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1924年4月，他以200元资金独自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5月和10月，又先后创办《世界日报》与《世界画报》。
为了办报，他曾多次被捕，报纸封门、停刊更是不计其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发表署名“舍我”的社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世界”报系连日发表文章谴责段政府，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画报和副刊都出版专刊。当段政府通缉李大钊等，当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卫队有杀人罪时，日、晚报都发表社评，严厉谴责。段政府的财政总长仗着曾资助3000元开办《世界日报》，向他发出警告，没想到他竟不买账，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公开杀害，第二天，《世界日报》以“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8月6日，林白水又被军阀公开枪杀，北京新闻界黑云压城。第二天（8月7日）夜间，成舍我被捕，几遭不测。如果不是有恩于张宗昌的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奔走力救，成舍我恐怕会步邵、林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