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漂浮的木板——重说百年言论史(5)
史量才和蒋介石的对话
《申报》是一张老报纸，是英国人1872年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也是我国第一张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江南城乡的老百姓几乎把《申报》当成了报纸的同义词。史量才从1912年接手以后惨淡经营，把它发展成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报人都曾先后在《申报》工作。1926年《申报》发行量突破10万份，“九一八”事变以后，《申报》因宣传抗战，发行量达到15万份以上，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举足轻重。作为《申报》老板，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他还是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参议院议长，30年代的史量才如日中天。
史量才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在遭暗算前不久曾和俞颂华“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在相当长的时期，《申报》都恪守了他的这些基本信条。袁世凯时代，邵飘萍他们写的那些批评独裁、称帝的评论早已载入史册。蒋介石时代，它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等三篇令龙颜震怒的时评，矛头直指当局——
“枪口不以对外而以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能解者也。”
1931年12月17日，南京珍珠桥惨案后，《申报》不顾禁令如实报道，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平议》的时评，称学生“其情则可原，其行则可敬，其艰苦卓绝之泣血呼吁，则可歌可泣”“充分显示我古国之民族精神尚未死尽”。
史量才大胆起用28岁黎烈文主编副刊《自由谈》，发表了陶行知、茅盾、巴金、鲁迅、老舍、郁达夫、胡愈之等人的文章。特别是鲁迅，自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间，在《自由谈》发表了大量含沙射影，抨击专制独裁的杂文（总计143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申报·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绝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对中国言论自由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2年8月，蒋介石下令“禁止邮送”《申报》。最后，史量才被迫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前两个条件（一是《申报》必须改变态度；二是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人），但他断然拒绝了“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社指导”的条件，宁肯停刊也不接受。历经35天的禁邮后，蒋介石毕竟对《申报》的影响还有所顾忌，终于同意解禁。
1932年11月30日发表的《〈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十二项具体的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申报》不仅刊登了宋庆龄抗议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声明（史量才认为“这是孙夫人签名发表的，没有不登的道理”），而且大量报道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同时，创办《申报月刊》，发行《申报年鉴》，创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申报》的影响与日俱增，进入鼎盛时期。史在“一·二八”抗战中的作为，使他当选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据徐铸成《报海旧闻》，蒋介石曾找史谈话，他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另一个不同的版本来自黄炎培的回忆，有一天，蒋介石请他和史量才去南京会面，本来谈话还算融洽，不料临别时，史握着蒋的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报》《新闻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黄在旁边看到蒋的脸色立变。
在百年言论史上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虽然拒绝了枪杆子的威胁，但他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史量才的死震动全国，一时舆论大哗，人们发出了这样的悲怆呼号：“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蒋介石被迫假惺惺地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督饰军警，悬赏缉拿”。
失去了史量才的《申报》历经曲折、勉强支撑到1949年5月，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这份生存78年之久，见证了近代中国风雨沧桑的老报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
朱惺公直面死亡
《生活》被封后，1934年2月《新生》周刊在上海出版，“旨在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就是《生活》的后身。立场、态度与《生活》一脉相承，由东北实业家杜重远出面主编，实际上是艾寒松一人负责。《新生》内容充实，宗旨明确，当年就达到每期销数7万份，“超过国内一切定期刊物之上”。邹韬奋在流亡途中激动地说：“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
1935年5月4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艾寒松的《闲话皇帝》（署名“易水”）一文，其中说天皇有名无实，只不过是日本军部借以掩饰罪恶统治的摆设的“古董”。日本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当局立即查封《新生》，前后共出版72期。接着，杜重远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徒刑，酿成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各国舆论纷纷谴责，各地华侨报纸遗篇抗议声浪，张学良部下将士及各界纷纷到狱中看望杜重远，《新生》读者自发组织了“新生后援会”。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成为“孤岛”，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岁月。外商办的《大美晚报》1938年曾全文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发表了斯诺等报道陕北的文章。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因发表《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当汉奸史话》等连载文章，收到了特务的恐吓信，他不仅没有被吓住，还发表公开信《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供述》：
“余特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
“凭‘良心’作事，千秋史笔，必有定论，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
最让汪精卫一伙恼怒的是，朱惺公还编发了一篇嘲讽汪精卫的文章《改汪精卫诗》。朱惺公于1939年8月30日被暗杀。
期间被杀害的报人还有“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大美晚报》两任经理张似旭和李骏英、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1940年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暗杀受伤而幸免于难。
“孤岛”沦陷之后，富有才华的散文家陆蠡坚持编发宣传抗日的“文学丛刊”，当两个印刷厂送校样的工人被抓后，他自投罗网去说理。被租界当局转送给日本宪兵，因为“不能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他于1942年4月13日被杀，尸骨无觅，年仅34岁。多少年后，巴金还为他的死而痛心不已。
《大公报》的新纪元
1947年，历史学家顾颉刚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辛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吁》，民国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引言》）。其中以《大公报》执舆论牛耳的时间最长。
这张老报纸由应敛之初创于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但它在言论史上最辉煌的跋涉开始于1926年，这是邵飘萍、林白水在北京被杀害的年头。这一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大公报》，说是公司其实只是吴鼎昌一人出资5万元，胡、张两人出劳力（以后还给重要骨干送荣誉股），完全是民间报纸性质，正是这个三驾马车开创了《大公报》的新纪元。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开宗明义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社训，实际上就是强调报纸的独立性。“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主张独立思考，不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以言论报国，议政而不参政，不以赢利为目的。难怪不到一年，报纸的发行量就从创刊时的不足2000份增为6000多份。在未来20多年中，为了坚持自己的报格，他们确实已竭尽所能。在内争白热化的20世纪中叶，能站在独立立场，做社会良心，替普通老百姓说话，《大公报》可以说是异数。其独立性从这件事即可见一斑，3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令各报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红军为“匪军”，《大公报》却没有照办，无怪毛泽东曾动情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虽然，报馆内也有杨刚、彭子冈、徐盈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但前后两任主笔张季鸾、王芸生则是不折不扣的无党无派、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人，徐铸成等人也都是《大公报》精神的传人。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加入了共产党的，还是坚持无党无派的大公报人，几乎都未能逃过反右、“文革”等连绵不绝的劫难，杨刚、范长江自杀，蒋荫恩、孟秋江被迫害致死，徐盈、彭子冈、陆诒、肖乾、李纯青、徐铸成等，又有谁逃过了1957年这一劫呢？即使被“放了一马”的王芸生，他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
1941年9月，以报人终其一生的张季鸾去世后，国共两党、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称道，蒋介石唁电称他为“一代论宗”，国民党政府发出褒扬令，称他从事新闻事业30年，“作社会之导师”。周恩来等联名发出的唁电称他“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盛赞其“谋国之忠，立言之达”。毛泽东等称他“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的评论。国共两党一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样的情况恐怕只在蔡元培身上发生过）。
张季鸾的报业生涯开始于世纪初的《民立报》，除了民国元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当过秘书，他几乎一辈子都在办报，他曾两次为言论自由而入狱，第一次是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他在《民立报》秉笔直言，被囚禁3个月；第二次是他在《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借款合同再陷囹圄。1926年以后，他在《大公报》的15年是他言论事业最为重要的一段。他曾说：“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正是在他手里，这张民间报纸成了舆论的重镇。1927年他就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批评炙手可热的新统治者。他自称“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以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无党无派、独立言论，这不仅是张季鸾的志趣，也是《大公报》的取向。平生只信奉暴力和金钱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刮目相看，1929年12月，他发出“致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的通电，表示报纸应对政府弊病“尽情批评”，《大公报》的地位由此可见。
张季鸾之外，王芸生对推动《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一次笔仗中认识，从1929年张邀请他加盟《大公报》，后来成为总编辑，他以“为国人代言，为民众请命”为座右铭，写了大量文章，数百万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也是陆续在该报发表的。他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的政论曾感染了千千万万的人。
今天再读他写于1945年12月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我们依然会为他的见识感到震撼。他当年的言论风采，他对国家的赤诚，早已得到同时代人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