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漂浮的木板——重说百年言论史(1)
船完全被撞翻之后
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
每块零散的木板
将永远漂浮在海上
——根子
殉道者的血要比墨水珍贵
记得好像是鲁迅先生讲过，过去的中国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史，是狭隘的政治史、战争史。一句话，是权力争夺史，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史。当然，由于老百姓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要说人民的权利史，实际上那也只是争取权利的历史。
言论自由是人民的一切权利中最首要的权利，有无言论自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在20世纪已成为过去的时刻，回顾我们走过的多灾多难的道路，回顾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付出的沉重代价，写下一部百年中国言论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书写言论自由史就是要摆脱以往历史总是局限于血腥争斗，也就是抢夺椅子的狭隘性。那样的历史无视人民的权利，往往以“胜者王、败者寇”的原则出发，不论是非，只论成败。只有统治者的声音，没有人民的声音，只有枪杆子至上，没有笔杆子说话之处。伟大的顾准在20世纪70年代的黑暗隧道里，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岁月，以他无与伦比的坚定、深邃与睿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我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殉道者的鲜血，和他们蘸着鲜血写下的人类追求真理的历史，人类至少还将在幽暗的年代多徘徊几个世纪。无可争议，殉道者的血迹要比学者的墨水来得珍贵。
言论自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在秦始皇一统山河、书同文、车同轨之前，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无情战争与杀戮的是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声音，儒、道、墨、法、名、阴阳、兵家，各放异彩，星斗灿烂。孔、孟、老、庄、墨、韩……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奠定了古老文明的根基，他们设馆授徒，弘扬学说，传播了多元的文化因子。那是统治者还没有明确意识到，也缺乏足够力量控制人的思想和嘴巴时才有的现象，东西方早期文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文化说穿了不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吗？
秦始皇奋长策而御宇内，据四海为己有，焚书坑儒，只允许保留种树、卜巫的书简。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进一步确立大一统皇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言论自由这样不言自明的权利消失了，只留下“文字成狱、偶语弃市”的严酷传统。
在古希腊，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使在这个让后世人们心往神驰的西方文明发源地，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被多数决定剥夺了生命，此外因为思想、言论遭到放逐的还有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等。辉煌的希腊文明，人类最早实践了民主的雅典和古罗马兴旺一时的共和国都像陨星一样陨落了。等待着欧洲的也是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那样的年代又怎么可能有言论自由？
因此，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成为习惯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人流了无数的鲜血，历经数百年才慢慢确立下来的。言论自由作为人类文明无可辩驳的准则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抗争，经过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才赢得的。报刊及以后新出现的一切媒体都是人民言论自由的载体，而不仅仅是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不是政治的附属物。这样的自由确乎来之不易，所以才弥足珍贵。今天，在东西方许多文明国度已没有人怀疑这一原则，它已经和其他自由权利一起成为人类文明的坚强基石。
在我看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都是不可分割的，这些自由都属于天赋人权。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然前提，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都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也是无可争议的延伸。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就只是饭桌上的私下交谈，是个人在旷野中的独语，那绝对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须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如报纸、刊物、书籍等其他媒体或公共集会等）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看法，而不是私下的议论与牢骚。没有思想自由，固然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前提是独立思考，是思想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等自由，同样没有言论自由，因为言论得不到公开的表达与传播。
从这一意义上看，秦始皇以前的中国，虽然出现过一个诸子百家时代，但他们没有对言论自由的自觉，和古希腊一样是文明曙光时期欣欣向上的一种短暂现象。秦始皇之后2000年的中国，毫无言论自由可言，帝王的权杖随时可以打碎任何自由的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十几轮循环中，旧的王朝覆灭了，新的王朝又建起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秦始皇确立的大一统的家天下模式，没有改变焚书坑儒开创的文字狱传统。千年仿佛一瞬间，一个民族仿佛丧失了一切创造力，至少在思想、文化上没有出现足以超越先秦诸子的人物。2000年也没产生几个能称得上异端的思想者（诚然，没有言论自由，就算产生了也被扼杀在无声无息的状态）。
虽然我们也曾有过李贽的《焚书》《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谭嗣同的《仁学》。党治国先生曾在《随笔》发表过《埋没的思想——读一读文中子王通》，介绍了隋末唐初王通“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的思想，称短短一部《文中子中说》“是最伟大最光辉的思想，其分量超过王通之后140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典籍”。李贽因《藏书》《焚书》等著作，以“倡乱惑世”的罪名被捕入狱，谭嗣同为他的理想血洒菜市口，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从汉代太学生“诽谤朝政”到明代的东林党人，我们自古就有书生清议的传统，却没有自行发展出近代意义的言论自由，在漫漫中古长夜中从来也没有人鲜明地提出过言论自由这一命题。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个人的思想自由（闷在脑子中）、写作自由（写了放在抽屉中或藏之名山），而是发表自由（通过某些有效载体公开发表），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天然地具有独立创办这样的载体的自由。
新型的载体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火震碎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天朝大梦。虽然腐朽的专制政权和国人依旧沉睡未醒。但那一刻开始中国的确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处于世界之外的可能性再也没有了，报纸这种西方文明的新鲜事物开始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最初的报纸基本上是外国人办的，局限于港、澳、上海等地，个别中国人逐渐也开始接触这一陌生的行业，如1872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办的《申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等。
如果按照中国几千年的老路重复下去，我相信永远也不可能诞生新型的作为言论自由载体的报纸。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中国上上下下造成的震撼是史无前例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或维新派）就出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意识到了近代报纸的作用，第一次运用这一全新的载体来传播自己的改革思想。如果说康有为锲而不舍地上书、写折子走的还是传统的老路，他们办学会、办报纸就是一条新的道路。《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等应运而生，虽然多数报纸出世不久就夭折了，但如汪康年、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旬刊生存时间就比较长，共出了六十九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天津《国闻报》影响也较大，甚至打着日本人的旗号，详细报道了百日维新被血洗的消息。经过维新派的努力，在光绪帝颁发的改革举措中就有允许官民办报的一条。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第一篇言论即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流亡日本期间所办的《新民丛报》等也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面貌）。
慈禧太后将改革的事业扼杀在血泊之中，曙光初露的言论自由也随之夭折。从那时以来，尽管北洋军阀、蒋介石和国民党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却如出一辙。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也是一部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这条路上洒满了先行者的鲜血、汗水与眼泪，沈荩被清廷杖毙，少年邹容惨死狱中，死于陈炯明之手的陈听香等，死于黎元洪之手的凌大同等，死于张宗昌等军阀之手的邵飘萍、林白水等，死于国民党之手的刘煜生、史量才、杨潮等。还有无数人献出了宝贵的青春、自由，因争取言论自由而遭受牢狱、流亡、失业、逃亡等各种各样的灾难……这一理想成为一道未做完的练习题。
滑落的流星：《苏报》、沈荩和秋瑾
没有言论自由，就谈不上文明进步。在以往的史书中人们往往只重视那些怀抱宏大政治理想的献身者，他们毅然决然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重建的宏大叙事中，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我们不该忽略那些义无反顾、执着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殉道者。而且从本质的意义上说，任何狭隘的政治信仰都是暂时的，政治的信仰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而人类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永远的，它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只要人类存在，就将继续为争取和捍卫这些神圣的原则而奋斗。
在百年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纪念碑上，不仅铭刻着无数先驱者的姓名，也铭刻着那些曾流星般划过夜空的报刊。
我总是忘不了1903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先生在《苏报》发表的那些炽热的文字，少年邹容无所顾忌的青春呐喊，他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毫不含糊地向国人提出了创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尤其感动着我、震撼着我灵魂的是章太炎、邹容他们赴难时的表现，章太炎从容被捕之后，邹容本可幸免，但他毅然投案，在法庭上慷慨陈述，一丝畏怯也没有。邹容的作为让我想起了之前谭嗣同拒绝逃生的凛然选择，想起了之后秋瑾同样坦然地面对死神。我为本民族曾经拥有这样优秀的同胞一次次泪流满面，我为他（她）们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歌唱过、呐喊过而感到灵魂的温暖。少年邹容那一年只有18岁，他被租界当局判处2年徒刑（章太炎被判刑3年），最后惨死狱中，年仅20岁。他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称他为“大将军”。他的笑容永远停格在20岁如花的年华，但他的生命比一切即使活过了100岁的苟活者更长久。在神圣的死亡面前，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忘不了言论史上惨痛的一幕——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太后雷霆震怒。沈荩被捕，刑讯之下“慨然自承”。但根据清朝法律泄露公文并无重大罪罚，加上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受到慈禧面责的权贵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打200多杖，“血肉飞裂，犹未致死”，最后用绳勒死。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新闻记者，是20世纪为言论自由而死第一人，消息传出，报界一片大哗，纷纷发表评论责问当局。天津《大公报》全文刊出沈荩的绝命诗四首，详细报道了他被杖毙的残酷一幕，还登载了各国公使夫人觐见慈禧时对此表示不满的新闻。远在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写下了题为《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清廷不得不公布沈荩病死狱中的谎言，并在上海各报发表伪造的“绝命诗”。
我忘不了鉴湖女侠秋瑾在20世纪初甩下的沉重而悲愤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忘不了“人血馒头”和绍兴古轩亭。1907年，秋瑾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虽然仅出了两期，就因秋瑾的被捕就义而停刊，但这是中国最早的女报之一（在此之前，陈撷芬创办的《女苏报》可能是最早的女报），倡导女权平等，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在上个世纪初的暗夜里她倏地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先声。尽管这不是秋瑾被杀害的直接原因，但秋瑾为之牺牲的理想中无疑也包含了言论自由的理想。秋瑾就义之后，面对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昧，上海各报纷纷发表的客观报道与评论也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我忘不了于右任百折不挠，在上海租界办报的那些日日夜夜，他手创的《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特别是《民立报》直接呼唤了辛亥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转型。90多年后重读宋教仁他们发表在《民立报》上那些热情洋溢的政论，我们依然会受到震撼。
他们通过办报实现自己言论自由的理想，不为权势所屈服，不为金钱所诱迫，在100年前长夜如磐的清末，他们已深深懂得“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为报人之天职”，为此，《京话日报》的彭翼仲被发配新疆，《京话日报》及汪康年的《京报》、文实权的《公益报》等先后被封门。中国新闻史记载，仅据不完全统计，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至少有53家报纸被禁或被处分，17名报人被监禁，100多人被传讯、拘捕、警告或押解回籍，2名报人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