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漂浮的木板——重说百年言论史(2)

滋养过少年胡适的《时报》

“近代中国报纸的历史与外人的治外法权的特权之享受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特权保护下，与这种自治的外侨居住地内，中国的报纸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要素”。这虽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历史悖论，却无法否认。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中文报纸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1872年面世的《申报》，其次就是20多年后出现的《新闻报》，这份1893年由英国人创办的商业报纸是最早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1899年由美国人福开森出资购买，聘汪汉溪为总理，他主持报馆20多年（直到1924年11月积劳成疾病故），事必躬亲，经济独立是他抱定的办报宗旨。由于经营得法，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物资设备也能与其并驾齐驱，发行量最高达20万份。

在近代报业中心的上海值得一说的还有1904年6月狄楚青创办的《时报》，他聘陈冷、雷奋等为编辑，悉心研究新闻报纸的改进，以独创的体裁横空出世，以“对开四版、两面印刷”的崭新形态在中国报业中心——上海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使报纸与刊物在形式上分了家，说是革命性的创造并不过分，为其他报纸所纷纷仿效。在它的示范下，其他一切报纸都无法再墨守成规，只能力求改进。

虽然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鼎力支持（康先后出了7万捐款，梁亲自筹划创刊），但《时报》挂的是日商的牌子，由梁启超手订的“发刊例”第一条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近百年前，在中国报业史的少年时代，他们就懂得了这些早为西方报史所反复证实的原则——不局限于一党的喉舌，而是着眼于公正、客观、真实。陈景韩署名一个“冷”字的社评，是有锋芒的，有一次狄平子给他看一封康有为的来信，责备他的文章，竟像是革命党写的。《时报》做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报纸。1907年9月，康门弟子徐勤写给康有为的报告，满纸都是对狄平子的批评，以及对梁启超的抱怨。我们不得不感谢梁启超当年的远大眼光，正是他确立了《时报》的路向，狄平子则忠实地守护了这些准则。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少年胡适的心中，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2个月后，《时报》就诞生了，17年后他还深情地自称“我这个同《时报》一块长大的小时朋友”，他回忆起当年读到《时报》时的激动和美好：“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有一天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它补起来。”从14岁到19岁，那6年正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我们完全可以说，《时报》对少年胡适的震撼、启迪、熏陶和滋养，是他成为精神巨人的重要源头之一。

《时报》浸透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凝结着无数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忱，正是他们哺育了这份具有近代气息的日报。它提倡教育，注重文艺，首创“时事短评”，“替中国报界开了许多先路”，它不仅以其短小犀利的时评和精彩的通讯革新了文体，赢得了读者（黄远庸为《时报》写的“特约通信”脍炙人口，这一形式也是《时报》开创的），而且“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习惯，不觉得新鲜了。”

毫无疑问，《时报》“打开了报界的新机”。狄楚青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为当时的青年所欢迎，迅速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胡适的《十七年的回顾》说得好：

“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

“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文法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代诗人的介绍，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

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第一次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明确地写进了宪法，民国初年因此一度出现了办报的高峰。仅1912年全国就有500家报纸（大部分报纸都是政党的报纸），他们天然地认为报纸是“舆论代表”“舆论之母”，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自觉地担当起了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的天职，他们不仅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各级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骂大总统。

遍地报纸和政党蜂起的现象（曾出现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共同构成民国初的两大景观，这是人民一经得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后的必然现象。

但这部《临时约法》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它在第六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又在第十五条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所谓“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都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为政府随时收回第六条第四项赋予人民的权利大开了方便之门。

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的《民国暂行报律》一出台，即导致舆论一片哗然，设在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通电反对：“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签名的不仅包括了《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还包括了《民立报》这样的和同盟会有很深渊源的报纸。3月7日，章太炎在《大共和国日报》发表《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逐条反驳，各大报纷纷转载。章士钊发表文章说：“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3月9日，孙中山发出《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内务部未经参议院议决就颁布暂行报律，没有法律效力，予以否决。

真正的言论自由局面只是昙花一现，袁世凯接连颁布的《报纸条例》《出版法》就是套在言论自由之上的紧箍咒。民初中国，从南到北，即使在袁上台前，以言论被杀不是什么新鲜的事。1912年初，刚刚在辛亥革命中当上广东临时都督的陈炯明，就压制舆论，“拘留主笔，勒交访员”。4月，《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两报主持人陈听香被逮捕枪毙，报纸被封。1912年8月以后不到半年，黎元洪就先后查封了《大江报》等许多家报纸，该报编辑凌大同被杀。四川23家报纸被封，《蜀报》记者朱山被诬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罪名斩首。福建《群报》主笔被捕、两记者被暗杀。绍兴《越铎日报》因为发表批评王金发的新闻和评论而被捣毁，报社负责人孙德卿被刺伤，另有17人受重伤，葛星驰“伤势过重，竟致惨毙”。这年冬天以来，《国风报》编辑田桐、《民主报》主笔仇亮、前《国风日报》主笔吴鼐、包头《一报》主编王平章、开封《民立报》的5名编辑、记者等都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被捕入狱的不计其数（如文实权、丁佛言、杭辛斋等）。1913年8月19日，北京《正宗爱国报》因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等语，社长丁宝臣被捕，未经审讯就被处死。袁世凯封不了上海租界的报纸，就下令各地不准销售，使它们被迫停刊。中国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有盛名的记者黄远生，坚持言论独立，标榜客观公正，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刺杀。

他们为争取言论自由流尽了自己的血，鲜血几乎渗入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在戕害报人的凶手中不仅有袁世凯、黎元洪这样的旧官僚、旧军官，也有陈炯明、王金发这样的革命党人，这才是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的。

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捣毁，60个记者被捕，24人被杀，1913年起报纸总数一落千丈，从500家锐减到130多家。4年间，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清末的13年。1916年底到1919年的几年间，因言论被杀的还是屡见不鲜，仅报纸就被封了29家，至少17个报人被下狱或杀害，可见言论自由并没有真正落实。但言论自由的空间没有被完全封杀，毕竟批评、反对袁世凯的声音还可以公开发表，对此一代枭雄也无可奈何。

唐绍仪：“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民国伊始，1912年3月，戴天仇在上海租界创办《民权报》，“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辞激烈，读之令人兴奋”。4月16日起，《民权报》接连发表10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4月26日起又连续发表6篇《讨袁世凯》。5月20日，23岁的戴天仇（季陶）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更激烈的短论《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直言：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两天后，公共租界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戴天仇，虽然他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对此，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辞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最值得一提的是，唐绍仪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

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说，戴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1913年8月，《中华民报》社长邓家彦被租界当局拘捕，判有期徒刑半年，罚款500元。9月17日，该报被迫停刊。

帝制梦中问世的《青年》

就在袁世凯称帝前夕的复辟气氛中，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拿起了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如椽之笔，写下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不顾袁的利诱和威胁，在《大中华》杂志公开发表，《申报》等纷纷予以转载，传诵一时。

《时事新报》因为“力持公论，拥护共和”被袁世凯政府下令取消邮局挂号，自10月23日起不能向上海之外发行，这是《时事新报》史上辉煌的一页，其言论与蔡锷云南举义“桴鼓相应”。

同年9月15日，曾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等报刊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随着袁世凯生命的告终，旧帝制的梦无可挽回地做尽了。一方面，新上台的军阀与袁世凯的权威、手腕、实力等各方面都无法相比；另一方面，官僚政客和军阀们忙于争夺权力、地盘，马厂誓师、南北战争、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北京内阁像走马灯一般更换，弱势的政府还没有大一统独霸天下的机会，反而无暇顾及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言论自由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对都要充分。所以，后世的人们惊诧那个年代（可以延续到1927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确立前），知识分子们仿佛天生就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以《新青年》为代表，包括《新潮》《语丝》《现代评论》（乃至后来的《努力周刊》《独立评论》《观察》等），都具有同人刊物的鲜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