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筹边

新疆的乱局无疑给了正在深入中亚地区的英俄殖民者极好的干涉机会。早在1865年，英属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就在前来乞援的和田“帕夏”哈比布拉使者的带领下，来到了和田地区，并搜集了大量有关新疆地区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情报。随后他返回印度，将他在和田搜集到的情报，以及哈比布拉对英国的态度上报英印政府。旁遮普的英国官员福赛斯极力主张与哈比布拉加强联系，以其为代理人介入新疆事务，为英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但英印当局则认为局势尚不明朗，现在介入为时过早。不久后，哈比布拉政权便被阿古柏吞并，英国人随后便将拉拢的目标指向了阿古柏。双方以克什米尔土王为中介，很快取得了联系。1866年，阿古柏为取得英国人的军火资源，派遣一个使团来到了克什米尔，并在那里与英印当局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阿古柏的使者表示一定采取措施为英印商人赴南疆贸易提供方便，并确保印度商队的安全。

俄国则利用新疆乱局，通过武力恫吓和外交讹诈大肆扩张。1864年10月，沙俄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该和约及后来签订的三个子约，沙俄割占了中国西北部边疆约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1月，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可夫向欧洲各国提交了一份阐述其“侵略有理”思想的通牒，其中这样写道：“俄国在中亚的地位，如同一切与处在半开化的、没有定型的社会组织的游荡民族接壤的文明国家的处境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维护边境的安全和商业往来的利益，永远要求更文明的国家对那些以狂暴、野蛮扰人的邻居拥有一定的统治权。”这份通牒便是俄国征服中亚的宣言。

当时，俄军已经攻陷了中亚最大的城市塔什干，整个哈萨克草原都已被其收入囊中。为巩固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俄国于1867年成立了以塔什干为中心，直属陆军部的“土耳其斯坦总督府”。该总督府下设两个省：锡尔河省和七河省。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引起了英印政府的警惕。1867年9月，印度总督劳伦斯建议把中亚划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和俄国的势力范围。1868年2月和6月，沙俄政府先后迫使浩罕和布哈拉汗国与之签署不平等的《通商条约》，使两国沦为俄国的附庸。俄国势力在中亚的迅速扩张，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

1868年，当阿古柏再次派遣使节来到拉合尔时，迅速得到了旁遮普省督的接见。旁遮普省的官员建议英印当局援助阿古柏，资助他武器和金钱，使其在沙漠上站稳脚跟。随后，在英印当局的支持下，英国退役军官海沃德与茶叶商人罗伯特·沙敖先后进入新疆，拉拢阿古柏。其中海沃德在南疆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测绘活动，绘制了地图，并由此得到了皇家地理学会授予的金质奖章。罗伯特·沙敖则以商务考察的名义对沿途商贸情况进行了调查，窃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情况，并写下《喀什噶尔行记》一书，同样得到了皇家地理学会授予的奖章。罗伯特·沙敖来到喀什噶尔后，被当作英国派来的使节得到了阿古柏的盛情接待。阿古柏一连接见了他三次，甚至表示愿意成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臣属。罗伯特·沙敖于1869年夏返回印度后，立即向英印政府报告了阿古柏伪政权对英国的态度，并大肆宣传南疆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市场具有无限潜力。罗伯特·沙敖的宣传得到了英国资本家和殖民分子的支持，他们纷纷要求，英国政府应当在俄国人介入前将新疆纳入英国势力范围。

此时，刚刚到任的印度总督梅奥伯爵也一反其前任劳伦斯的审慎态度，他向英国政府正式提交报告，建议英国政府支持阿古柏在南疆独立建国，其政权将作为英国保护国存在，并立即与俄国政府谈判，和沙俄达成瓜分新疆的协议。1869年秋，英、俄两国在圣彼得堡举行了关于划分中亚势力的谈判。但由于俄国当局对南疆同样势在必得，因此双方并未达成共识。为抢在俄国人前面控制南疆，英印当局派遣福赛斯为使节，先后两次前往新疆，加紧与阿古柏的联系。1870年初，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甚至奉英国政府之命，来到总理衙门虚声恫吓，要求清政府放弃新疆，当即遭到清政府的严词驳斥。期间，英印政府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大量枪支、弹药、火炮源源不断地通过古老的贸易线路流入阿古柏手中，英国人甚至还帮助他开办了武器制造厂。

英国的举动让俄国人感到恐慌，这一系列动作意味着英国势力将对俄国的侧翼实现包围，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阿古柏更倾向于英国一方。阿古柏虽想借助俄国人的力量保住自己窃取的中国领土，但也极为疑惧俄国人。因为，沙俄的目标在于完全控制新疆，让阿古柏变成如中亚诸汗那样的附庸，阿古柏目睹了俄国的对浩罕的入侵和对布哈拉的征服，自然预感到如果被俄国人控制，将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且，以前他作为浩罕将领，曾多次在沙场上与俄军激战，曾身中5枪，创痕犹在，每次抚摸伤痕，阿古柏心里仍会涌起对俄国人的憎恨。1870年，英印政府派以福赛斯为首的使团赶赴新疆，与阿古柏进行谈判。福赛斯一行抵达喀什噶尔后，受到了阿古柏的隆重接待，阿古柏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异常喜悦。为取得阿古柏的信任，福赛斯赠给阿古柏1门大炮和1万支枪。就这样，阿古柏完全倒向了英国这边。

虽然英国政府宣称，福赛斯一行不具有任何使团性质，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但还是引起了沙俄极大的猜疑和嫉妒。为了对阿古柏施加更大的压力，1871年5月，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命令俄军迅速占领伊犁等地。俄军分两路进发，于6月底先后击败当地回民武装，攻占拱宸、瞻德、绥定、惠远等城。7月4日，俄军又占领伊犁苏丹政权的驻地固尔扎，夺取了整个伊犁地区。阿古柏感到形势严峻，急忙派遣使者携带着致英国女王和英属印度总督的信函出访印度，向英国求援。沙俄政府在侵占伊犁后，则开始修建军用公路，调集重兵，摆出一副随时干涉的姿态，并发出最后通牒。1872年6月，阿古柏慑于俄国的军事压力，与沙俄订立了《俄阿通商条约》，主要内容为：俄商有权在南疆各地自由通商，并在各市镇建造商行和货栈，派驻商业代理人；俄国商品运入南疆只纳2.5%的进口税，作为交换，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元首”。

阿古柏并不甘心成为俄国人的傀儡。1873年初，阿古柏派遣使节来到加尔各答，与印度总督诺思布鲁克密商共同对抗沙俄事宜。随后，阿古柏的使节又访问了伊斯坦布尔，给伊斯兰世界的宗主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送去了骏马、童男童女、绸缎、瓷器、黄金、茶叶等礼物，以寻求伊斯兰世界的帮助。当时的土耳其泛伊斯兰主义盛行，准备建立一个保卫伊斯兰教、反对俄国的伊斯兰大同盟，因此阿古柏的使节得到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盛情款待。苏丹笑纳了阿古柏的礼物，接受了阿古柏臣服于他的请求。他回赠阿古柏一顶皇冠和各种宝石装饰起来的帽子、衣服、宝剑，以及包括1200支步枪和6门加农炮在内的军火，还册封其为埃米尔，更派遣军事顾问前往新疆，协助阿古柏编练军队、巩固统治，这标志着阿古柏得到了以土耳其苏丹为代表的伊斯兰封建神权的支持。阿古柏为此十分高兴，穿戴着土耳其苏丹赐予他的皇冠、衣服，佩着宝剑，毕恭毕敬地向土耳其方向拜了又拜，以示感谢。此外，他还将“国旗”改得与土耳其的一模一样。1875年，面对清政府出兵的压力，阿古柏的使节再次出使伊斯坦布尔，请求土耳其派兵援助，接管七城的统治，并允许其到麦加朝圣。土耳其苏丹虽未答应这一要求，但还是给予其4000支步枪及6门山炮在内的大量军火支援。

当然，英国也没有放弃对阿古柏的拉拢，印度总督诺思布鲁克声称不把喀什噶尔看作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内，也不认为最近俄国和喀什噶尔签订的商约使他的看法有了什么变化。1873年夏，英印政府专门组建了中亚贸易公司，并在这年秋天再次派福赛斯使团前往喀什噶尔，向阿古柏递交了英国女王的亲笔信。阿古柏表现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他对福赛斯说：“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少的。”

1874年2月2日，双方在喀什噶尔签订英阿《喀什噶尔通商条约》。条约共12则，主要内容为：英国承认阿古柏在其统治区的统治地位，派驻大使级的政府代表常驻阿古柏宫廷；作为交换，英国人将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同时，英国及其附属国居民可以自由出入阿古柏政权控制区域，并有权在此居住、经商、购置土地等，阿古柏政权对从印度运入的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不得超过商品价值的2.5%。英属印度与“哲德沙尔国”之间的贸易额由此逐年增长，至1876年，达到了300万卢比，其中包括大量军火贸易，单1874年的一笔交易，英国人就卖给阿古柏2万支滑膛枪。

在英国和土耳其的支持下，阿古柏对俄国态度逐渐强硬起来。这使俄国人颇为恼怒，一度准备发兵讨伐，但由于浩罕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而未能实现。

清政府方面，虽然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内乱就不曾断过，太平天国运动、捻军、陕甘回民起义更是相继而起，直接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使其不得不“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全力对付“腹心之患”。但清政府并没有放弃新疆的打算，在新疆发生变乱后，清政府便迅速做出了反应。1865年2月，清政府任命成禄（胜保旧部）为乌鲁木齐提督，率兵3000进驻哈密，收复失地。但是成禄心中畏惧，一路上磨磨蹭蹭，动作缓慢。虽然朝廷多次下旨催促，但他依旧梭巡不前，并诿过于关内各道，说是他们提供的粮草不够，所以无法前行。成禄好不容易行至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高台县，又遇到肃州回民起事，占据了嘉峪关及肃州城，他正好以此为由驻兵肃州高台县，从此兵不出城，也不肯再前进。驻兵高台期间，虽然各地运来的军饷足够供养其所统军队，但他仍大肆摊派粮草、煤炭、油烛等物，并向附近州县勒索年节犒赏。至1870年春，成禄搜刮到的财物包括捐输仓斗粮10余万石、捐钱约10万串，合银不下30万两。他用这笔盘剥来的钱财在当地养了个戏班子，沉醉于饮宴游乐之中，全不将收复新疆的使命放在心中。后来，他更是将自己宠爱的三姨太从北京接了过来，将这边塞小城当作了自己的安乐窝。高台地方贫瘠，民众难以承担摊派，成禄竟然借口当地百姓谋反，滥杀包括学童在内的无辜百姓200余人。

成禄虽然逗留不前，但哈密办事大臣文麟却率领一部清军进驻哈密。1869年8月，哈密协办大臣景廉也抵达哈密。清军即以巴里坤和哈密为基地，在汉族团练武装的支持下，与妥明的“清真王”政权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沙俄侵占伊犁后，清政府一面派使者前去交涉，一面派署理伊犁将军荣全进驻塔城，在塔城—库尔喀喇乌苏—博罗塔拉一线布防，做好收复伊犁的准备。并且命令景廉相机攻取乌鲁木齐。

从1874年起，随着各地起义相继被镇压，清政府开始调动清军，准备收复新疆。这年正月，广东陆路提督张曜率所部嵩武军行抵玉门关。3月，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率军出关。8月，清政府任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督率张曜、金顺、额尔庆额各部出关。清政府又命令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和转运事宜，以袁保恒为帮办，共图新疆。

但在清军准备出关收复新疆之际，1874年5月，日本入侵了台湾。当时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居民杀害为由出兵台湾，最后清政府妥协，以向日本政府赔款白银50万两了结此事。这一事件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关于“海防”和“塞防”之争的激烈辩论。当时，清政府连年用兵，还要支付大量赔款，财政十分拮据。因此，直隶总督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以军费紧张为由，建议清政府放弃新疆。他认为新疆万里穷荒，没有战事一年也要支出300万两白银，得不偿失，即使勉强收复，周边又强敌环伺，最后肯定也无法守住，而且新疆对中国来说只是肢体，失去也不伤元气，不像海防乃是腹心大患。因此他建议撤回新疆各路兵马，将节省下来的经费匀做海防欠饷。在他的影响下，“海防论”一时甚嚣尘上，除江苏巡抚丁日昌等封疆大吏外，光绪的生父醇亲王也赞同罢西征之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派出代表，提出将伊犁让与俄国，天山南麓让与阿古柏。清政府因此举棋不定，已经开始的西征计划一时陷入困境。

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南巡抚王文韶、江苏巡抚吴元炳等封疆大吏则认为沙俄才是心腹大患，应该全力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1875年3月，清政府将李鸿章等人的奏议寄给左宗棠，令他统筹全局，通盘筹划。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自小胸怀大志，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左宗棠虽然科场不利，屡试不第，但他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致力于经世致用，表现出卓越的眼光和出众的能力，因此得到了当时许多名人的推崇。1849年，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路过湖南时，他特地深夜邀请这位布衣晚生到湘江岸边的一叶小舟上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畅谈治国方略，并结为忘年之交。林则徐认定左宗棠是绝世奇才，于是将发配新疆期间整理收集的资料悉数托付左宗棠，并赠言道：“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

1852年，太平军入湖南，围攻长沙，左宗棠应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之邀，入幕参赞军务，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功名事业。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先后辅佐张亮基、骆秉章两任湖南巡抚，内清四境，外援五省，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1860年，他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编练楚军，率军先后转战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等职。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事中，他立下殊勋，受封一等恪靖伯，成为清王朝中兴的主要功臣。1867年，左宗棠又受命出任陕甘总督，平定西北乱局。他到任后，即定下“先捻后回”的方略，接连取得大捷，顺利平定了蔓延数省、死伤千万的陕甘回民起义。

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清政府，提出了海防、塞防并重的建议。左宗棠着重指出，一旦放弃新疆，外敌必将得寸进尺，到时候不但陇右危急，蒙古各地也将不保，停兵节饷对海防未必有利，对边防则必定大有损失。至于军饷耗费巨大的问题，左宗棠则提出了兴办军屯、民屯的建议。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大力支持。他认为放弃新疆乃是自撤藩篱，到时候敌人步步紧逼，势必形成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因此在廷议时，文祥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西征。最终，清政府下定决心出兵收复新疆。1875年5月，清政府改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受命后，立即开始裁汰冗员，整军经武，实行精兵政策。他将金顺部47营缩编为19营，将原景廉部34营编为19营，对其旧部徐万福回湘招募的4营勇丁则派员点验，将青壮者并成3营。对成禄旧部，在成禄被革职拿问后，左宗棠将该部12营挑汰整顿，并成3营。驻守哈密的文麟所部也进行了就地整顿，除保留吉林、黑龙江马队外，其余一律裁汰遣撤。经过一番裁汰后，西征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粮饷。此外，左宗棠还着力提升西征军的武器装备，除在西安、兰州机器局大量仿制西洋枪炮外，还在上海、汉口、西安等地设立采买机构，大量采购西洋军火，确保西征军装备较先进的枪炮弹药，使其足以对付装备英国新式武器的阿古柏军队。与此同时，左宗棠还专门组建了一支专业化的炮兵部队，装备有后膛炮12门。

1875年7月，当沙俄政府派出的以索思诺夫斯基为首的所谓“科学贸易考察队”来到兰州刺探军情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清军拥有的武器包括德国的毛瑟步枪、美国的雷明顿步枪等，不但在质量上堪比欧洲军队，数量上也毫不逊色。他们不得不承认，阿古柏的事业已经到了尽头，因为交战双方的实力太过悬殊。英国人包罗杰也评论这支军队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军队，已经近似于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孙子兵法》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根据当时的军粮配置，步兵每人每天配给军粮1斤10两，骑兵每人每天配给军粮2斤，战马每日每匹需饲料4—5斤、草料12斤。“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为解决军粮问题，左宗棠一方面下令在哈密地区屯田，一方面建立了四条运粮路线：第一条路线从甘肃河西出发，出嘉峪关、过玉门，到达哈密；第二条路线从包头、归化城出发，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巴里坤；第三条路线从宁夏出发，过蒙古草原，到巴里坤；第四条是通过俄国人购买粮食，从斋桑淖尔出发，运至古城。当时，俄国正忙于准备与土耳其的战争无暇东顾，同时也为了削弱英国人的势力，便同意了左宗棠购买粮食的要求。经多方筹措，至开战前，左宗棠已经搜集了4000多万斤粮食。但一路转运到前线的费用惊人，“出关之师，粮运至哈密，每百斤已费银十一两有奇”，更不用说运输到乌鲁木齐以及更远的地方。除此之外，军械添置、军衣军饷发放，均需筹措大量银两。但此时清政府国库拮据，只拨付了一部分钱粮，而各省的协饷也是时有时无。为了确保西征的军饷开支，左宗棠将希望寄托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两人之间合作多年，在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创建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局等事业中均活跃着胡雪岩的身影。胡雪岩果然不负厚望，他多方活动，以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海关收入为担保，从汇丰银行借银1195万两，又以各省协饷作保，从华商手中借得175万两白银，有力地保障了收复新疆战事的顺利推进。

大军云集，粮草齐备，只待得令出征，但由何人统帅这支大军呢？左宗棠认为自己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于是毅然保举了湘军中的后起之秀，时任三品卿衔见署西宁道的刘锦棠。这年，刘锦棠刚刚30出头。但左宗棠称其英锐果敏，才气无双，足当重任，于是指派其为总理行营营务，指挥西征诸路兵马。当左宗棠询问刘锦棠出关作战需要多少人马时，他豪迈地回答道：“胜兵万人，足以横行，不在多也。”

刘锦棠（1844—1894年），字毅斋，是左宗棠的同乡，出身湘乡农家，先辈世代务农。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其父刘厚荣与弟弟刘松山投入湘军王鑫部。但不久后，他的父亲便战死于岳州，时年9岁的刘锦棠只能与祖母陈氏相依为命。为了复仇，少年时期的刘锦棠开始精研军事，到15岁时，他来到江西，投入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此时刘松山已因战功擢升为参将，所部称“松字营”。刘锦棠在其叔父军中参赞军事，随其转战江西、安徽等地，深得刘松山的赏识。1864年，刘锦棠因保卫湘军祁门大营有功，被两江总督曾国藩保举为知县，并赏戴蓝翎，时年20岁。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他又加同知衔，并赏换花翎。从1866年起，刘锦棠随刘松山赴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参与围剿捻军的战事。在其参加的十多次战役中，每战必捷，因此被左宗棠保奏，以道员即选，并加按察使衔。1869年，在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刘锦棠又立殊勋，降服董福祥、张俊、李双良等20万众，因此加布政使衔，并被赐予“法福灵阿巴图鲁”的称号。

1870年2月，刘松山在攻打甘肃金积堡马化龙领导的回民武装的战斗中，中炮阵亡。回民武装趁机发动猛烈反击，并切断了湘军粮道。在主将战死、粮道被断的不利情况下，刘锦棠挺身而出接过指挥权，击退了回民武装的反击，并以此威服诸将，顺利掌握了军权。后经左宗棠奏请，刘锦棠以三品卿衔正式接管刘松山旧部。在随后的战事后，刘锦棠身先士卒，谋而能断，先后攻占金积堡外570多个堡寨，迫使马化龙和其子马耀帮于次年1月出降。不久后，刘锦棠按照左宗棠所示，将马化龙及其亲属伙党1800多人全部处死。开炮打死刘松山的回民头领马八条则被剖腹剜心，以祭奠刘松山的亡灵。在为其叔父报仇后，刘锦棠扶灵回乡，回到湖南。

1872年7月，刘锦棠带着招募来的一些湖南子弟，回到甘肃，再次投入镇压回民起义的战事中。他率部连战连捷，先后攻占西宁、肃州等重镇，迫降马文禄、马桂源等回民武装重要首领，另一回民武装重要首领白彦虎则率残部进入新疆。至1875年1月，陕甘地区各路回民武装均被剿灭。刘锦棠也因为其立下的战功被任命为署西宁兵备道。随着西征军主帅的任命下达，他也即将攀上其人生事业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