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无欲的悲歌(5)
对丈夫，她变得宽容，由他把话说完，不再是一句都没听完就拼命地点头来打断他，让他一下子就没了话。她同情他，她常常这样，因为同情而失去了抵抗力——就算别人根本不苦。她可能只是想像他周围有某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又特别能体现自己摆脱了的绝望境地：脱落了搪瓷的洗衣盆，小得可怜的电炉总是让溢出的奶给弄得黑乎乎的。
如果家里有人不在，她脑海里浮现的就全是这个人孤独的样子，不再跟她一起在家里的人只可能是孤独的。寒冷、饥饿、敌意：都是因为她，就连看不上眼的丈夫都被她纳入了这种负罪感之中。如果他要过没有她的日子，她就会实实在在地为他担忧，就连进了医院也一样。她常进医院，其中一次被怀疑得了癌症，就连躺在那儿时，她依然感到不安，因为估计丈夫在家里吃不到热饭了。
因为对别人，对不在她身边的人的同情，她自己从不感到孤独，只是当这人重新成为她的负担时，才会有一闪而过的凄凉；对松松垮垮挂在臀部的裤子、没有硬气的膝盖挥之不去的厌恶。“我希望有一个能够崇拜的人”，如果对一个人总是没法不蔑视的话，那是让人不快的。这种明显的厌烦从一开始的动作上就流露了出来，久而久之，逐渐变成了耐心地端坐，变成了从手头正在忙碌的事情上礼貌地抬起眼睛，这只能让丈夫更加抬不起头。她总说他是软骨头。他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去问她为什么讨厌自己——她当然每次都回答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他不依不饶，又问她自己真这么让人厌恶吗。她安慰他，随后对他更加厌恶。两个人能白头偕老并不让她感动。但表面上看，她因为他改掉了殴打自己的习惯，也不再是自己的对手而变得温和。
由于过度辛劳的工作，每天都被人要求做同样的苦工却没什么成就，他变得羸弱、温和。小睡醒来，他感到了真正的孤独，而她只有他不在的时候对此才能有些想法。
他们并没有疏远，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亲近过。信里的一句话：“我丈夫变得安静了。”她也更平静地跟他生活，自信地认为自己对他来说一辈子都是个谜。
现在，她也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不再选哥哥的那个党。作为哥哥的雇员，丈夫到目前为止总是先替她选择这个党。现在她选的是社会党，慢慢地，她的丈夫也开始选择社会党，出于对她的依赖。但她从来不认为政治对她个人有什么好处。她从一开始就把投选票当成做善事，并不期待什么回报。“社会党人更关心工人”——不过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工人。
需要操持的家务越少，就越是有事纠缠着她，而这些事在她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制度里是没有的。她独自面对着被驱赶到梦里的对性的厌恶，被雾气打湿的床单，低低地压在头上的房顶。真正与她有关的事与政治无关。这种想法当然有错误，但是错在哪里？哪个政治家能解释给她听？用什么样的话解释？
政治家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跟他们说话时，他们不是回答，而是表达立场。“反正大多数事情都没法拿来讨论。”只有那些能够用来讨论的才是政治要关心的事，其他的事就得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和自己的主达成协议。如果有哪个政治家真的关心起谁，那倒会把人吓住了。那无非套近乎而已。
渐渐地，不再是“有人”，只有“她”。
在外面的时候，她习惯了作出一副高贵的表情，坐在我给她买的那辆二手车的副驾驶座位上时，也是不苟言笑地盯着正前方。就连在家里，她打喷嚏时也不再声嘶力竭，笑的声音也没有那么大了。
（葬礼上，最小的儿子回忆说，自己以前有一回从远处就听到她在楼上尖声大笑。）
买东西时，她更多是象征性地向四下里的人致意。理发师那儿去得更勤，还让人做指甲。这不再是战后的艰苦岁月里，她为了对付处处遭人白眼的日子故意装出来的高贵——再没有人能像当年那样投来一个眼神就让她乱了方寸。
不过在家里，当她摆着全新笔挺的姿势坐在桌旁时，丈夫却背对着她，背后的衬衫从裤子里钻出来，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一言不发，只是偶尔小声咳嗽两下，看着下面的山谷。小儿子吸着鼻涕缩在厨房角落的沙发上看米老鼠杂志。这时，她经常会狠狠地用指关节敲击桌子的边缘，然后突然用双手捂住脸。这种情况下，丈夫有时候会走出房门，在那儿干咳一阵，然后再进来。她斜着身子坐在那里，垂着头，直到儿子来要抹好的面包。她站起来时，得用双手帮忙。
另一个儿子无照驾驶，把车撞坏后被关了起来。他和父亲一样酗酒，她又得从一家酒馆找到另一家酒馆。这个逆子！他不听她的，她总是重复同样的话，对他没有影响力的语言。“你不害臊吗？”——“我知道。”他说。——“你至少自己到别的地方找个房间去住。”——“我知道。”他依旧住在家里，成了又一个丈夫那样的人，又搞坏了第二辆车。她把他的包放在门外，他去了国外，她想像着他的各种悲惨模样，给他的信上写着“你哀伤的母亲”。他马上就回来了，如此这般。她觉得什么都是自己的错，什么事情都想得很严重。
然后还有那些永远不变的东西，从永远不变的角度对着她！她尝试凌乱，但双手已经太过习惯每天的那些动作。她想就这样死掉，但是又害怕死。她也太好奇。“我总是得坚强，但是我宁愿软弱。”
她没有爱好，没有偏爱的东西，不搞收集，不搞交换，也不再做填字游戏。她也早就不贴照片了，只是把照片清理开。
她从不参与社会生活，只是每年去献一次血，大衣上别着献血的证章。有一天，她作为第十万名献血者上了广播，收到了一篮子礼物。
有时候，她去新的自动保龄球道上玩保龄球。当瓶柱全倒，铃声响起时，她会抿着嘴嘻嘻笑。
有一次，东柏林的亲戚通过电台的点歌栏目点了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并向全家人问好。
她害怕冬天，因为冬天所有的人都待在同一个空间里。没有人来拜访她，每次听到什么动静抬头去看时，都只是丈夫而已：“哦，是你啊。”
她的头开始剧烈地疼痛。药片都吐了出来，栓剂没多久也不管用了。头嗡嗡响，响得她只能用指尖轻轻地触摸头部。医生每星期给她打一针，给她麻醉一段时间，后来打针也不管用了。医生说她得给头部保暖，她就走到哪儿都带着头巾。吃了各种安眠药，她依然还是到后半夜就醒，然后就把枕头盖在脸上，等待天终于亮起来的那几个钟头，让她一整天都颤颤巍巍。疼痛让她出现了幻觉。
这时，丈夫因为肺结核住进了疗养院，他给她写温情脉脉的信，请求能够再睡到她身边。她的回答很友好。
医生不知道她得的什么病，常见的妇女病？更年期？
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她抓东西会抓歪，双手从身上侧滑下。下午洗好碗以后，她要在厨房的沙发上躺一会儿，卧室里太冷。有时候，头疼得她谁都不认得。她什么都不想看见。因为脑袋里嗡嗡作响，所以跟她说话得非常大声。她对身体失去了所有的感觉，总是撞在棱棱角角上，而且从楼梯上摔下来。笑让她感到疼，她只是偶尔抽动一下脸颊。医生说可能是有一根神经受到了压迫。她只小声说话，身体状况糟得连抱怨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把头歪在肩膀上，疼痛却尾随到了那里。“我根本就不是人了。”
我去年夏天在她那儿时，有一次看到她躺在床上，那样悲惨的一副模样，让我竟不敢再靠前一步。就像是躺在动物园里一堆落寞的行尸走肉。看到她不知害羞地袒露自己是一种折磨；她身上的一切都扭曲、破碎、开裂、发炎，五脏六腑扭结在一起。她远远地看着我，那眼神就仿佛我是她那颗饱受折磨的心，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卡尔·罗斯曼[15]对于遭到所有人唾弃的司炉一样。我马上离开了房间，感到又害怕又生气。
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意识到母亲的存在。之前，我常常忘记她，顶多有时想起她这辈子做过的蠢事会有刺痛的感觉。现在，她实实在在地向我挤靠了过来，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她的状况我一清二楚，甚至有时也完全会感同身受。
周围的人也突然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她：就好像她命中注定是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生活，他们虽然也问为什么、怎么会，不过只是限于表面，他们也是这样理解她的。
她没有了感觉，什么都不记得，连最熟悉的家用电器都认不出来了。小儿子放学回家后，越来越频繁地看到桌子上放着说她出去散步的纸条，让他要么自己弄面包吃，要么上邻居家去吃饭。这些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条在抽屉里越积越多。
她没法再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在家里，她醒来时身体就已经伤痕累累。她任由一切掉落在地上，希望自己能跟着每样东西一起掉落。
门挡着她的路，从墙边走过时，墙上就仿佛有霉点纷纷落下。
看电视时，她什么也看不懂了。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她的手隔一会儿会动一动。
散步时，她时而会出神。她坐在树林边上，尽量远离房舍，或是坐在一个废弃的木材厂下面的小溪边。看着庄稼地或者河流虽然不能减轻病痛，但至少偶尔能有麻痹的作用。每一个景象都能马上变成一种折磨，让她迅速地转移开目光，而下一个景象继续折磨着她。于是，在景象与感情的混乱交织中出现了那样一些空白点。在这些点上，那猴子荡秋千似的环境使得她能够短暂地得到少许安宁。在这个时刻，她只是感到疲惫，从那眩晕的感觉中恢复，头脑空空地深陷在流水之中。
随后，在她的内心里，一切又变得与环境格格不入，她也许会慌乱地挥舞手脚，但是已经没法控制自己，从安宁的状态中跌跌撞撞地滚出来，她不得不站起身，继续走。
她告诉我恐惧如何在行走中依然扼住她的脖子，所以她只能非常慢地走。
她走啊走啊，直到因为虚弱不得不再次坐下来。不久后她又被迫站起来继续走。
她经常就这样消磨时间，意识不到天色已暗。她有夜盲症，很艰难地才能摸回家。在家门口，她停住脚步，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不敢进去。
如果她还是决定进来的话，门就缓缓地打开。母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鬼一样。
即便是在白天，她通常也只是到处乱撞，搞不清不同的门还有方向。她常常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到的一个地方，时间又是怎么过去的。她完全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她什么人也不想见，顶多在酒馆里混在从旅行车里下来的人中间。那些行色匆匆的人没有时间看她的脸。她没法再伪装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随意耷拉着，每一个看到她的人都一定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害怕脑子糊涂，趁着还不太晚，赶紧写了几封告别的信。
这些信写得那样急迫，仿佛她想把自己也刻画到纸上去。在这个阶段，对于她来说，写东西已经不像处在一定生活状态中的平常人那样，是种身外的工作，而是不受意志左右的呼吸的过程。跟她自然是没办法再说什么，每个字都能勾起她对某些可怕事情的回忆，让她马上就丧失理智。“我没法说，不要再折磨我了。”她回避着，再次回避着，继续回避着，直到她完全转过身去。随后，她便不得不闭上眼睛，静静的泪水毫无用处地从别转的脸上淌下来。
她去州首府看神经科医生，在医生面前她能说，而他作为医生是要对她负责的。她自己都奇怪竟然会给他讲那么多事儿。说话时，她才真正开始回忆。不管她说什么，医生都点头，立刻把细节甄别为某种病征，用“精神崩溃”这个大概念将这一切归纳进一个体系之中。这让她感到安慰。他知道她怎么了，至少能给她这样的状态一个概念。不是只有她一个，外间屋里还有一些人在等着。
到了下一次，她就津津有味地观察起这些人。医生建议她多在空气新鲜的地方散步。他给她开了一种药，能够稍稍缓解头部的压力。旅行应该能够分散她的注意力。她每次都支付给他现金；工人医疗保险不为参保人提供这方面的支出。她因为自己花了钱又感到压抑。有时候，她会徒劳地去找能够用在某件事上的某个词。她通常是知道这个词的，这样做只是想唤起别人对她的同情。她怀念起那个短暂的时期，那阵子她真的谁也不认识，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她把生过病这件事当做撒娇的理由，只是装成生病的样子。她装得好像脑子里一片混乱，就为了摆脱终于清晰起来的思想，因为如果头脑完全清醒了，她就会把自己当成特殊情况，对让人感到安慰的被归类充耳不闻。通过夸大的健忘和丢三落四，她希望在自己真的能回忆起什么或者什么都准确地理解时，能够得到这样的鼓励：行啊！已经好多了呀！——就好像所有骇人听闻的事，都只是因为她恼火自己失去了记忆，所以跟人说不上话。
她受不了别人拿她开玩笑。用她的状态开她的玩笑帮不了她。她什么话都当真。如果有人在她面前特意装成开心的样子，她就会痛哭流涕。
盛夏季节，她去南斯拉夫待了四个星期。一开始，她只是躲在遮去光线的旅馆房间里，在头上摸来摸去。她没法看书，因为自己的思想马上就会掺和进来。她不断地去浴室里洗漱。
之后，她敢出门了，在海里蹚一蹚水。她是第一次度假，也是第一次到海边。她喜欢大海，晚上常常有风暴，那么即便躺着睡不着也没什么。她买了一顶草帽遮阳，在出发的那天又把帽子卖了。每天下午她都坐在酒吧里，喝一杯特浓的咖啡。她给所有认识的人写明信片和信，其中只是顺便提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