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无欲的悲歌(6)

她对时间的流逝和周围的环境又有了感觉，好奇地偷听邻桌人的谈话，竭力要搞明白不同人之间的关系。

傍晚天不太热时，她穿行在周围的村庄里，朝没有门的房屋里看去，就事论事地表示惊奇，因为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原始的贫困。头不疼了，她不用再想什么，时不时完全游离这个世界，她感到一种惬意的无聊。

回到家中，她长久以来第一次又主动开口说话了。她讲了很多事。她同意我陪她一起散步。我们常常到饭馆吃饭，她养成了饭前喝一杯金巴利酒的习惯，摸脑袋的动作几乎变成了一种改不掉的毛病。她想起一年前在一个咖啡馆里，甚至曾有一个男人跟她搭话。“不过他非常有礼貌！”明年夏天她打算去北边不太热的地方。

她懒洋洋地跟老姐妹们坐在花园里，抽着烟，把咖啡杯里的马蜂赶出去。

天气晴朗温暖。周围山包上的杉树林整日笼罩在一片雾气中，好久不再那么黑油油一片了。她腌制冬天要吃的水果和蔬菜，心里琢磨着要去救济院收养个孩子。

我已经独立生活惯了，八月中旬就回到德国，丢下她自己。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写我的故事，她偶尔有信来。

“我脑子有点糊涂，有些日子让人难以忍受。”

“这儿又冷又难受，早上雾散得很慢。我睡的时间很长，就算从床上爬起来了，也没有兴趣干什么。领养孩子的事儿目前还不行，因为我丈夫有肺结核，所以我不能领养。”

“每次只要想点开心的事，门马上就关闭。我又孤零零地守着那些让人动弹不得的念头。我真希望能写点高兴的事，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我丈夫在这儿待了五天，我们之间没什么话说。就算我提起话头，他也不明白我的意思，那我不如什么也别说好了。不过我仿佛还是因为他要来而感到高兴——等他来了，我又连看也不想看他一眼。我知道自己得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能够忍受这种状态，我也不断地琢磨这事，但就是想不出什么聪明的做法。最好是你看完了这堆屁话，然后就赶快把它忘掉。”

“我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所以就在周围乱转。现在我起得早了些，对我来说那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必须强迫自己干点什么，不然就又会回到床上去。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心里有种强烈的孤独感，我不想和任何人说什么。晚上我常常想喝点儿，但是又不能喝，因为那样的话药就不起作用了。昨天，我坐车去了克拉根福，一整天不是闲坐，就是转悠，晚上差点儿没赶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

到了十月，她一个字也不写了。在那些美丽的秋日，人们看见她在马路上极其缓慢地向前挪动，于是就鼓励她稍微走得快一点。她央求每一个认识的人陪自己在酒馆里喝上杯咖啡。也不断有人邀请她星期日一起去郊游，她欣然跟着人家到这儿到那儿。她和别人一起去了这一年最后几次教堂纪念日的集市。有时她甚至还跟人去看足球赛，宽容地坐在观看球赛的兴奋人群中间，几乎连嘴都不张。但是当联邦总理为了竞选来到当地并分送丁香花时，她突然大大咧咧地挤上前去，也想要一枝丁香花：“您就不给我一枝吗？”“对不起，尊贵的夫人！”

十一月初，她又开始写信。“我不能善始善终地把事情想完，我头疼，头里面有时嗡嗡响，或是有哨声，让我没法再忍受一点点额外的噪音。”

“我自言自语，因为没法跟任何一个人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部机器。我很想坐车去个什么地方，但是天一黑，我就害怕自己找不回来。早晨是一堆浓雾，一切又那么寂静。我每天都干同样的活儿，但到早晨又是乱七八糟。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我真的想死，走在街上我就想倒在飞驰而过的汽车前。但是那样就百分之百能够成功吗？”

“昨天，我在电视上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温顺的女性》，整个晚上我眼前都是可怕的画面，不是做梦，我是真的看到了，几个男人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性器官的位置挂着的是肠子。12月1日，我丈夫就要回家来了，我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安，无法想像怎么还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两个人的眼睛盯着不同的角落，孤独的感觉更加强烈。我冷，要再出去转转。”

她常常把自己关在家里，如果有人像往常一样在她面前抱怨，她就打断人家的话。她对谁都很严厉，摆手表示拒绝，嘲笑一声。其他那些人都还是孩子，他们打扰她了，最多是对她有些许触动。

她很容易就会不耐烦，粗暴地指出别人的不是，让人在她面前觉得自己很虚伪。

照相时，她不会摆弄表情了，虽然皱着眉头，牵动脸颊摆出微笑，但是瞳孔从虹膜的正中滑向一边，眼睛里尽是无法愈合的哀伤。

活着成了一种酷刑。

但是她同时又惧怕死亡。

“您到森林里去散步吧！”（精神科医生）

“但是森林里很昏暗！”当地的兽医时而是她信任的人，她死后，他这样讥讽地说。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是雾蒙蒙的。到了中午，她想试试看能不能把灯关了，但马上就又把灯打开。朝哪儿看呢？胳膊交叉，双手放在肩上。偶尔传来看不见的电锯发出的响声。一只公鸡一整天都以为这一天才刚刚开始，打鸣一直打到下午，——接着下班的汽笛声就响了。

晚上，雾气滚滚地扑在窗户上，她听见在没有规律的时间间隔之后，玻璃外表面上又有一滴水滑动了起来。整个晚上，床单下面的电褥子都开着。

炉子里的火到了早晨总是灭。“我不想再打起精神。”她无法合眼，脑海里发生着那件大事。（弗兰茨·格里尔帕策尔[16]）

（从现在起，我得小心不要让故事过分地自说自话了。）

她给所有的亲属写遗书。她不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知道自己为什么别无选择。“你不会理解的，”她这样给丈夫写道，“但是我已经不能想像继续活下去了。”她给我寄了一封挂号信，里面有遗嘱的副本，而且还是用的快递。“我数次动笔，但是感不到安慰，得不到帮助。”所有的信不但都像往常一样标了日期，而且还写了星期几：“71年11月18日，星期四”。

接下来的那天，她坐公共汽车去了区首府，用家庭医生给她开的长期处方给自己买了大约一百片小安眠药片。她还另外给自己买了一把红色的雨伞，虽然没有下雨，那伞把很漂亮，稍稍有点弯。

傍晚，她坐上一趟通常没什么人的公共汽车赶回去。不少人还看见过她。她回到家，在隔壁女儿那里吃了晚饭。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我们还讲了笑话。”

回到自己家，她又和最小的孩子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一集《父子联手》。

她打发孩子去睡觉，自己坐在开着的电视机前。前一天她去了理发店，还修了指甲。她关上电视，走进卧室，把一身两件套的咖啡色套裙挂到柜子里，吃下所有的止痛片，里面混着所有治疗抑郁症的药，穿上生理裤，里面还衬上纸尿裤，又另外加了两条裤子，用一条头巾把下巴扎紧，没有开电褥子，穿着一条长及脚踝的睡裙躺在床上。她舒展开身体，将手叠放在一起。在那封内容基本上是交代如何为她办理后事的信里，她在结尾的地方给我写道，她很平静，很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但是我确信事实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