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撇子女人(2019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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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短信长别(9)

我们几乎困倦地睡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动静,呼吸着,终于屏住呼吸。半夜里,我突然想到躺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孩子来,一股恻隐之心油然而起,于是就对克莱尔说,我们应该过去看看孩子。“一想到本尼迪克蒂娜独自一人,我就为她感到一种可怜的孤独。不是因为我们俩此刻在一起,而是因为我抱有同感,当没有人在身边时,那种尚未存在的意识是可怕的寂寞状态。我觉得,仿佛我立即非得叫醒孩子不可,与她说说话,驱除她的寂寞。我感受到她遭受着寂寞的睡眠和梦境的折磨,我想躺在她身边,给她安慰,赶走漫长的寂寥。人不是一生下来立刻就有意识,这让人难以承受。我突然明白了那些有人要去拯救别人的故事。”我向克莱尔谈起费城那个士兵,他是多么需要人来拯救他啊。

我们过去到另一个房间里,我看着孩子躺在床上睡着。

克莱尔在浴室时,我悄悄叫醒她。她睁开眼睛,语无伦次地说着梦话。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我朝她口腔看去,她的舌头在上腭颤动,她又睡着了。克莱尔走出来,我们并排躺下;后来她也睡着了,轻轻地打着鼾,一路驾车疲惫了。我望着电视机那暗暗闪烁的屏幕,上面反射着缩小了的丽都酒店的指示箭头和五角星。临入睡时,我还看了看手表:午夜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突然想到,我此刻是三十岁的人了。

我睡得很差,戳着一只煮烂的鸡,骨头立即散开,一胖一瘦两个女人站在一起,瘦子胖子里走进,两人都爆裂了,一个爱教训别人的妇人用刀柄托着个孩子走进地铁敞开的大门,总是急件,沙地里的符号,被一个愚蠢的园丁当作花来浇,组成字的植物,教堂纪念日摊点上心形饼干上的神秘标志,一个奥地利旅店的四床位客房,只有一张上面铺好东西。我从这些恐怖的梦中醒来,阳具勃起,立即挺入熟睡的克莱尔,全身瘫软,接着又睡着了。

“地点的变化常常会强烈地促使我们把我们不愿意当作真实想像的那些东西如同梦幻一样忘却,这难道不会让人觉得惊奇吗?”

——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安东·赖泽尔》

2 长别

那天中午我们到达圣路易斯。接下来几天里,我一直与克莱尔和孩子在一起。我们住在克莱尔称之为“可爱的一对”朋友那里,几乎一直待在他们位于罗克希尔的家中,那是圣路易斯西边的郊区,已深入密苏里州腹地。这是一幢正在油漆的木头房子,我们帮这对夫妻一起干活。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真正叫什么名字,他们相互不断地用新的昵称。我开始看到他们时,想到了克莱尔给我讲述过的萎缩的渴望,后来再看时,我又忘记了人们普遍会怎样对他们评头论足,只是好奇地观察他们,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告诉我什么。女主人总是神神秘秘,而男主人总是看着沮丧失望和受到伤害的样子,可在他们这儿住久了,你就会发现,女主人并没什么秘密,男人也很快乐和满足。尽管如此,你每天一早又得习惯,他们那神秘兮兮和沮丧失望的神色其实并没什么。男主人为圣路易斯的新电影画广告画,女人帮着他画背景。他也画些油画,有表现西部开发的,有上面画着帆布车和汽艇的风景画,这些画都卖给商场。他们相互的爱慕如此强烈,从而一再变成短暂的神经过敏。他们事先已经预感到不对劲,便相互安抚,可这样的安抚才真正引发来神经过敏。为了平息下来,他们不会相互分开不说话,而是一起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抚摸和拥抱,这样一来越发生气和厌烦,于是就继续相互用昵称来安抚——就连他们争吵的物体,他们也会用昵称,直到他们真的慢慢缓和下来,可以分开了。这是他们惟一能够相互给予自由的时刻。他们这样已经生活了十年之久,从来就没有一天分开过。

在这期间,他们始终也没有搞清楚该怎样真正相处。如果其中一个干了一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下一次还是他接着干;但也不意味着另一个接着干。每件事都要重新商定,由于每次两个人都要去干,所以事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他们始终还没有角色分配:如果有一个喜欢对方干的事,不管是画画、做饭、说什么或者只是简单动一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下一次画同样的画、做相同的饭、说类似的话或者试图重复同样的动作;他也不会去做与之相反的事,他必须在和对方相处时每次又完全从头开始。可是当一个不喜欢对方什么时,他也不会马上就回避,而是试图寻找机会才告诉他,这属于他生活的方式。

他们相互如此关注,以至于他们觉得,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所积累的一切,哪怕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物品都如他们身体一般珍贵。他们积攒家当和家具,好像只有这些物品才使得他们在其中会感到安全。有一次,孩子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你看他们那样吃惊和受伤的样子。一个一声不吭地把玻璃碎片扫在一起,另一个丢魂失魄似的站在旁边。当他们提起在他们这儿住过的人时,他们也总是说东家长西家短:这个靠在墙上,留下了脚印;那个把毛巾上的挂圈撕掉了;又一个将他的手印留在了还没干的画上;还有一个借了本书至今未还。这时,他们还指着书架上的空位,突然你会觉得,他们那神秘兮兮和受到伤害的面孔与他们的情绪状态实在如出一辙,也符合他们对敌对的外界的态度,而且你会忐忑不安地看到,当玻璃碎片倒进垃圾桶时,他们又是那样沮丧,相互悲伤地面面相觑。他们不责怪你,因为他们不会特意去告诫你,而是在当着你面一味特别夸张地相互关注,这样就将你完全排除在外了。

他们对人很友好,总是接待新客人,沉浸在一再感到失望和因此而能够相互依存的快乐中。当你接近一件物品时,他们就会向你描述起这个物品在他们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以此来警示你,或者他们抢在你前面,一声不吭地给你示范最好怎样对待这个物品。他们如此在意自己的东西,以至于他们不是两人共同占有它们,而是每件东西分别各有其主。每个细节都专门归二者之一所有,这样可以得到保护。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餐巾环、毛巾和浴巾上的个人姓名,而且还包括任意一本书、一张唱片、所有的装饰靠垫。屋子里所有的角落都划分界限,不是属于这个,就是属于那个,绝对不会两人共有。当然他们也相互交换一切,理所当然地可以使用对方的领地,不过他们使用归属对方的东西,正是这种想法好像才把他们一再真正地连接在一起。依靠这样的归属,他们给自己制定了一种宪法。有了它,他们能够以假乱真模仿传说中的黄金国[11],那个从外部不可进入、内部却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度。

他们也如此严肃对待自己的日常生活,干什么事都像过节一样。他们互为主仆,画家要给商场作画了,女人就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绷好画布,摆放好颜料,排好画笔,拉开帘子。这期间,男人只是抱着双臂走来走去。可当女人做饭时,一切所需的东西男人已为她就近摆成一圈,她做起来只需要显示出高贵的几手就是了。真的干活时,任何帮助他们都会觉得碍手碍脚。所以,在粉刷房子时,我也只能搬搬梯子,或者调调颜色,干别的事好像又会伤害他们。

他们那种向内弯曲的恩爱方式常常让我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的行为好像在指责我独自一人,而且也让克莱尔独自一人。于是我不得不向克莱尔望去,以便我去回想,要看见她不是独自一人,那才不可思议呢。我们常常有合有分,相互并不陌生,但相互也没有什么要求。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能,而克莱尔似乎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她认为这对恩爱夫妻的生活是一种折磨,她自己永远都不会这样活着。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时,她常常一笑了之,而我们觉得自己很自由。

我们的平静变成渴求,渴求又回到平静。其间我们并没有觉得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像在梦中一样,一个行动接着另一个。我们相互几乎没有身体接触,从来都不接吻,只是相互抚摸;我们躺在一起,就是呼气和吸气。惟一的温情来自我爱说话,克莱尔倾听着,偶尔也说上几句。

我也和孩子说很多话,每天都给她照相,看看她有什么变化。别人以此来取笑,我现在也无所谓:我指着那些照片告诉你,就是因为给孩子照相了,她确实每天都表现出另外的神态。另外我也认为,我可以通过拍照给孩子留下未来记忆的画面,并且想像着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孩子的记忆中。怀着同样的意图,我也经常带着她走来走去,和她乘公共汽车进了一次圣路易斯城,一起久久地站在密西西比河岸边;河水的气味也许会帮助记忆。

在和孩子相处时她常问这问那,这让我觉得,我迄今只是关注过自己,因为周围有不少东西我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对自己周围那些再也平常不过的动作,我都缺少相应的语言表述。于是我就慢慢地学习不再只是去观察,而是要作为“原来如此”来感受,将一个个发展过程观察到底。尤其对声音,怎样去描述它们,我知之甚少:有时候,连滑稽表演中简洁形式也帮不上忙。如果我不说话,孩子又会害怕,开始哭叫。她玩的时候,你跟她说话,她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搭理你;只有当你说出新词汇时,她才会去关注。有一次,晚上很冷,我却不能说服她穿上外衣:只有当我说出不然要起鸡皮疙瘩时,她才竖起耳朵,平静地让人给她穿上了衣服。

奇怪的是,本尼迪克蒂娜几乎对大自然不再有什么感知,而是将人为的符号以及文明产物当作大自然来感受。相对于森林和草木,她会更多对电视天线、斑马线和警笛发问。她好像一进入信号灯、霓虹灯广告和交通灯的环境里就会变得更活跃,同时也更安静。这样看来,她把字母和数字当成大自然的恩赐,视它们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不必将它们作为符号来解释。这期间,当我在这个地方好长时间只是面对自然景观,又没有发现其中任何可以解读的东西时,我发现自己也觉得无聊了。

当一个孩子看到一些模仿大自然本原的东西时,如画家的一幅油画,那么对他来说,有没有实景和哪儿是它的实景,便都不重要了,因为临摹的画已经永远取代了真实。这时我又回想起来,与之相反,我小时候却总想知道那些表现的事物实际上究竟在哪儿。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幅画着冰川的油画,画的下部还有个高原小屋。我曾一直坚信,世上确实存在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小屋,甚至以为知道画家当时站立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这只是一幅想像画,我简直难以相信。好长时间里,只要想到这幅画独自存在,我不能对其有所联想,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非得窒息不可。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我开始学习阅读时:我难以想像,大自然里不存在的东西会被描述。教科书里的地方是一个确定的地方,虽然不是自己的,然而却是附近一个地方,我甚至都知道是哪儿。由于我后来自愿读过的最初那些书都是第一人称故事,突然碰到一本没有了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书,着实让我吃惊。这样的感知形式总体上对我其他的经历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现在事后觉得,我十分震惊地意识到了它们是不合适的,也恨不得让我的人生重新开始。这个孩子一下子就将这些模仿和数字看作自成一体的东西,这又让我几乎顿生嫉妒。

再说吧,这个画家也难以想像去画不存在的东西:在他的画中,想必不仅那些风景是对真实风景的忠实模仿,而且画中的人也在其中真实生活过,他们在画上做什么,想必也是他们在某个时间真实做过的。所以,他只画历史场景中的历史时刻,比如第一辆在圣路易斯驶过密西西比河桥面的马车,剧场里朝亚伯拉罕·林肯的射击;他最多不过是对画面稍加修饰;有其一切他都觉得是弄虚作假。“所以我不喜欢画小巨角战役,”他说,“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印第安人没让一个美国兵活下来,根本就不存在目击证人。”我突然发现,到美国后,无论是在普罗维登斯酒店的窗帘上,还是在其他酒店里,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幅想像画,尽是模仿画,其中绝大部分都出自美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