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撇子女人(2019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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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短信长别(8)

因为我只有这一双鞋,在下一个购物中心我们买了一双新鞋。我们又上路时,看到裤子上的泥巴还没有干,我开始变得烦躁和不安。我一再去看看泥巴到底干没干,终于将我的烦躁转嫁到我们一路要经过的这个地方。我从不情愿变干的泥巴抬头望向一成不变的景象,我们的行驶让我觉得如此毫无意义,以至于我难以想像我们还会到达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目的地。行进中,我感到一种厌烦,一种好像开着发动机却停滞不前的感觉,可我又希望真的停下别动了。我注意着什么时候不再是俄亥俄的车牌,而是印第安纳的车牌出现;什么时候被超过的车不再是七叶果之州[9],而是可以看到别的标志。后来我们超过了越来越多挂着胡希尔之州[10]车牌的车。到了印第安纳时,首先变干的泥巴终于从我的裤子上脱落下来,可我却依然越来越烦躁不安,开始数起了从这里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里程碑,因为它是这一成不变的风景中惟一变化着的东西,并且不由自主地随着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节奏而呼吸,直到我的脑袋开始疼痛。我很沮丧,你要去别的地方,还非得走完一段段里程,而克莱尔脚踩油门的方式也让我觉得可笑,甚至一点用也没有。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她踩得更深些,恨不得将新鞋的鞋跟也压在她的脚背上。烦躁不安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的厌烦变成杀人的欲望。尽管太阳已经落山了,到处还是一片光亮,天色没有暗下来,我感受到的无形怪异的寂静。当我们后来黄昏时驶入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我从一侧观察打量着克莱尔,我觉得这寂静犹如一个凶手的冷酷。

我不想去看这个城市:仿佛它事先已经让我失望,使我对它厌倦,我目光盯着地面。这时,我听到克莱尔紧靠赛车场后的丽都酒店里要两个房间。一进房间,我就拉上窗帘,给在普罗维登斯的酒店打电话。有人昨晚打过电话到那儿,酒店给了他我纽约和费城的地址。“给他?”“不,是个女的。”女接线员说。我又给阿尔贡金饭店打电话,然后又打到费城的巴克利酒店。尤迪特虽然往那儿打过电话,问我在不在,自己却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我留下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地址,并说明天会再打电话告知我在圣路易斯的地址。我刚一放下电话,铃声又响起。因为两个房间之间没有隔门,克莱尔从隔壁打来电话问:“你怎么样?”我们要不要一起在下面餐厅里吃饭?

我不饿,并且说道,等孩子睡了,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她说行,当我放下话筒时,听到墙后短暂一声响,她也放下话筒。我把窗帘又拉开朝外望去,什么细节也感受不到。窗前一种均匀的节奏声使我犯困,却又引起我的注意。远处小山丘上有棵柏树,它的枝杈在黄昏中看上去光秃秃的。树轻轻地摆来摆去,如同自己呼吸一样的动作。我又忘了它,可是当我后来也忘记自己,一味痴痴地盯着外面时,那棵柏树随着每个呼吸节奏轻柔地摇摆着靠近我,直到最终钻进我的胸膛。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头上血管停止了搏动,心也不跳了。我不再呼吸,皮肤一片片地死去,我以一种不由自主的惬意感受着,柏树的动作接管了呼吸中心的作用,让我内心跟着摇摆,摆脱开我;感受着我停止充当阻力,最终成为多余的人被淘汰出它那温柔的游戏。接着,我那凶犯般的寂静也化解了,我倒在床上,虚弱而舒心的慵倦。我人在哪儿,什么时候还会在什么地方,这一切我都无所谓了。时间过得很快。己经深夜了,克莱尔已经在敲门叫我。

我们坐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沃伦公园里聊天;丽都酒店一个员工会时不时去看看孩子。皎洁的满月此刻正在升起,周围白色的长椅和树丛犹如幻影。有个路灯的玻璃碎了,里面一只蛾子在扑腾,直到被烧死。月光明亮,但又不是亮到让人觉得它会爆裂。我的心跳得很痛,吸气时老是叹气。长茎的花开在路边,白色的花瓣伸展在月光中,纹丝不动,濒临怒放的高峰——谁都再也没有力量使它们动起来——时而有一朵花蕾爆裂似的绽开。一只垃圾桶里窸窣作响,接着又静了下来。草地毫无生机,好像干枯了,短暂的树影在其中犹如焚烧的残迹。我内心热乎乎的,尽管天气好凉爽。在那些人工栽培的郁金香和棕榈后面,丽都的指路箭头和上面的五角星闪着微光。

“我感到,童年的经历在我这次来美国后一一重现,”我说道,“我以为早已置于脑后的所有恐惧和渴望都历历在目。有一次,也就是小时候,我觉得好像周围的世界突然崩裂,裂成了什么完全另外的东西,比如一个庞然大物的嘴。今天在途中,我就重新经历了这样的渴望,渴望自己穿上七里靴,不用再把时间花在路程上。一想到别的地方另有一番洞天,而你又无法立刻到达,我便跟小时候一样几乎要发疯。只是小时候深陷在一种梦魇中,而现在我谈论它、作比较,并开始学习。我觉得要解这些谜很可笑;我只是描述它们,别再让自己像从前那样孤苦伶仃。我举止自由散漫,爱说话,喜欢笑,总盼着自己发福,能够用肚皮顶动旋转门,希望自己慢慢地不引人注意。”

“《绿衣亨利》也不想解释什么,”克莱尔突然说,“他只是尽可能不受任何拘束地感受和观察一种经历是对另一种的阐释,而下一次同样又是对这一次。他让所有经历自然而然地展现,自己不去横加干涉,这样,他所经历的人也就从他面前翩翩而过。他既不要求他们,也不把他们从轮舞中拽出来。他对什么都不想绞尽脑汁弄出什么结果来;一切都会顺其自然。我觉得你也一样,仿佛你不过是让周围的一切从身边翩翩而过。你让经历自然而然地展现,而不纠缠于其中。你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赠品,专门赠给你的。所以,你只是彬彬有礼地观看着一切事物逐渐被展现出来;横加干涉似乎是一种失礼。你任其自然,而一旦事情发生在身上的话,你就惊讶地对待,欣赏其中那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并将它与过去的神秘来做比较。”我想到尤迪特,吃了一惊,惭愧得出了汗,不得不站起来在月光中走来走去。

“的确如此,”我说,又是无忧无虑,如同游戏中的心不在焉,“每当我看到什么或开始经历什么,我马上就会想:‘对,就是这个!这正是我还缺少的经历!’随之同样又砍断它。一旦我纠缠到什么之中,我就开始给自己描述,并且从中退出来。你不可把它经历到底,而要让它从身边自然而然过去。‘事情就是这样!’我边想边等着接下来肯定会出现什么。”

“可绿衣亨利并不讨人厌,即便你让他四处碰壁。”克莱尔说,同样带着戏谑的口气。“他之所以回避经历,并不是因为胆小或怪僻,而是因为他总是担心,这跟他无关,如果他纠缠进去的话,无非会碰个头破血流。小时候,他总是这样碰得头破血流。”

“可要这样说的话,他不是胆小又是什么呢?”我说道。克莱尔站起身,我朝一边让开。我又走上前,克莱尔展了展衣服坐下来,我坐到她身边。我们说了这么多话,这让我们越走越近了。我们毕竟还没有相互拥抱,更说不上肌肤接触,可我们却把这种亲近感受为温情交流。我觉得自己受人指点,却又那样自信,仿佛我受到了恭维似的。我惊讶克莱尔说得对,接着又深感欣慰,因为她弄错了。当我倾听着别人描述我时,我经常会抱着这样的心理;它让我刻骨铭心,可它却大言不惭。我描述别人时,尽管没撒谎,但觉得自己像个说大话的人。“绿衣亨利的童话到此结束。”我对克莱尔说。

她深深地吸口气,犹如认可似的,而在吸这口气时,仿佛她的身体慢慢膨胀起来,触摸到我。其实她并没有碰到我,这个想像只是先说出了我为什么如此的不安,可尽管如此我还如此不自在地抱以期待呢。我突然想起那个在我们面前撒尿的人,他的样子现在并不让我反感。我开始发抖,害怕暴露自己。我站起来,很激动,但还不至于迫不及待。我摸着克莱尔的手臂,表面上看是示意我们该回去了,可同时我又试图让她推开我。克莱尔伸伸腰,然后站起来,我又走过去,用手势扶她站起来,并没有去抓她。“开车一直伸着头看前面,弄得我脖子痛。”克莱尔说,她此时谈及她身体的一部分,让我吃了一惊,好像她这样暴露了自己。我加快步子,不想让她看到我有多么激动。克莱尔慢慢地跟在我身后,沐浴在月光之中。

听到她在我身后走来,约翰·福特一部叫《铁骑》的老电影中的一个画面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861年至1869年之间建造密苏里与加州跨州铁路的事。两个铁路公司从两端开始铺轨,西边是中央太平洋公司,东边是联合太平洋公司。很早以前就有人怀着这样的梦想,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西部寻找一条穿过落基山脉的通道。他和邻居告别,小儿子告别时笨拙地拥抱了邻居年龄更小的女儿。父亲遇难了,儿子成人以后找到了那条通道;而昔日的邻居成了联合太平洋公司总裁。许多年后——即使你观看这部再次描绘了所有工程的电影,也会觉得时间难熬,铁路终于在犹他州普罗蒙特里丘陵汇合,总裁将一颗金钉子敲入了最后一根枕木。随之,那个梦想者的儿子这才得以与离别多年的总裁女儿再次拥抱。我也说不清楚,在观看时我很不舒服,感到胸部有一种揪心的痛,想哭,受伤,浑身的皮肤都不是滋味,几乎是战栗——但在那颗钉子钉入和两人相互投入怀抱时,我也对这样的拥抱感同身受,内心无限满足地伸展开身体:这个身体多么渴望这两个人又抱在一起。

我等克莱尔赶上我,我们肩并肩回到丽都酒店。服务员说孩子睡得很安稳,而我觉得饿了。我吃了些东西,克莱尔双手放在胸前,身子靠在椅子里看着我。她眼睛几乎眨都不眨一下,然后又那样犹犹豫豫,好像眼睛要合上似的。我专注地回望她。突然间,我们又一次感受了我们同床的情形,而且现在才弄明白了。对克莱尔的感觉会这样强烈,我不得不移开目光。那个我在普罗维登斯从色子闪动中所感受到的另外的时间,此刻在我眼前延伸为另一个世界,只要我踏进去,就会永远摆脱掉我容易害怕的天性及其局限。可我却害怕迈出这一步,因为我想到,我必然会不知所措和无比空虚活动在另外那个世界里,没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天堂般的生活情感,没有拘束和恐惧。在这种生活情感中,犹如在那棵柏树的游戏中一样,连我自己都不再会出现。我如此地害怕这个空虚的世界,以至于我在一个恐惧瞬间重新感受到童年那种无与伦比的恐惧,那就是刚刚还在一个地方看见过的东西却转眼即逝。在这样的时刻,我便永远失去了摆脱自己的渴望。想到我那些常常幼稚的恐惧,想到我厌恶真的与他人为伍,想到莫名其妙的反应迟钝,我突然觉得自豪,随之而来的是理所当然的惬意。我明白,我永远都不会摆脱掉所有这些局限,从现在起,关键是要为它们找到一种安排和生存方式,既适应于我,又让我在其中能够正确对待别人。好像迄今的一切不过是彩排似的,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事关重大!该是动真格的时候啦!”

我感觉克莱尔还一直看着我,“她是多么可怜啊!”我心想,可是这样想并没有脱离开她。以前,只要我一想到有人与我自己迥然各异,我常常就会晕眩甚至厌恶,而现在,在这样的时刻,我第一次让这样的想像平静地有始有终,感受到的不再是与自己相关的厌恶,而是一种对克莱尔深切的惋惜,惋惜她不能处在我的地位,不能感受我正在感受的东西——作为克莱尔,她无疑觉得多么无聊啊——可我又顿生妒嫉,反过来我不也是一样吗?可是这样的想像不再独立存在,只是在一个持久而变换的过程中短暂出现和消失,而这个过程则围绕着完全另外的东西。我告诉克莱尔,我看过约翰·福特的电影《铁骑》以及我期间的感受。

她在大学电影俱乐部看过这部影片,还记得爱尔兰工人铺枕木时扯着嗓子唱的那首歌。“这其实是个无声电影!”她突然说。我们共同回想起,人们分别所看到的这首歌曲,是写在那些歌唱的工人画面上方的音符。我们又谈了很多,不是有关我们自己,而是只讲故事,我们总是想到新的故事,谁也不愿意输给对方,尽管我们都已忍受不了还没回房间去。终于是克莱尔,当我心头怦怦直跳讲起一个有关一头猪和一辆马车的故事时,她突然变得那样严肃,脸色立即变得让人都认不出来了。放在以前的话,我也许会认为这是疯狂的爆发,可在这个晚上,我带着一种久违的、对昔日的庄重的兴致把它感受为一个真实的时刻。这种真实使我的疯狂永远显得可笑,因为我的疯狂在于,我害怕面对我的另一个人会突然变得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