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短信长别(4)
剧院前一辆警车开进了我的思绪,嘶鸣的警笛几乎盖过了乐队。我从楼上栏杆旁看到从节目单中掉出的一张纸摇曳而下。这时,这张上下舞动的纸一下子使我全然断定,尤迪特此刻坐在一个饭店里漫不经心地用餐,翘起小手指还要点什么。她如此地专注,根本不会想其他什么事了。乐队指挥在乐池中上下跳动!演员的裤子熨烫得多么平整!此刻还有舞台上那个女对手正顺着橄榄舔吸着马提尼酒,然后又将橄榄塞进口里!她反正不会有什么事的。很难想像她会让自己过得不好。靠我的钱!我饿了,中场休息时我就去了中央公园旁的饭馆。
公园中树木沙沙作响,像是要下雨一样。饭馆中菜单的边角,都有故意烧焦的痕迹。衣帽间旁有一本贵宾册,里面的字迹如报纸的黑体字那么醒目。外面又有一辆警车在鸣叫。有一个服务员拉开面前的窗帘站在那里,另一个交叉双臂走到门口往外看。警笛十分刺耳,在立刻就给我端到桌上的玻璃水杯中,冰块短暂晃动着漂了上来。只有几个人还坐在桌边,脸部半明半暗。餐厅几乎空空如也,显得很大,随着警笛声在远处消失,我越来越感到疲惫。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脑袋里开始有东西动来动去,伴随着我一整天在纽约穿来穿去的同样节奏。它卡了一下壳,然后好长时间勇往直前,后来开始拐弯,绕了一会儿圈,最后停止了。这既不是一种想像,也不是一种声音,只是一种时不时会造成这两种错觉的节奏。现在我才开始在内心感受着这座我先前几乎忽略了的城市。
一个我白天只是擦肩而过的环境攫住了我。一排排大楼和一条条街道事后由留在我大脑里的颤动、停息、纠结和冲击组合而成。当这些颤动也变成响声时,一种呼啸和鸣叫犹如发自一片沉寂的、被洪水淹没的大地的河床里,共同加入其中。窗前那些厚实的窗帘挡不住这些声音和图像,因为它们就发生在大脑里;一旦这些声音和图像陷入颤动和节奏,它们就会一再被大脑加速,从而重新开始剧烈震荡,并且闪现为更长的街道、更高的大楼、遭到撞击似的越来越远去的地平线遁点。尽管如此,这个过程依然让我感到惬意:纽约的面目祥和地在我内心展开,并没有对我施加什么压力。我坐在这儿,既放松,又好奇,吃着一块羊排,这是我自己请的客;喝着加州的红葡萄酒,这酒让我越喝越渴。就这样,我把这个拥挤不堪的、隆隆声不绝于耳的城市当成一个温情的自然剧来感受。我刚才就近可以看到的一切,如玻璃窗、停车牌、旗杆、霓虹灯字幕,正因为我几个钟头之久难以看得更远,此刻分散成了一种你可以在其中极目远眺的景象。于是我有了融于其中和读本书的兴致。
吃完饭我又将菜单从头看到尾,津津有味地读着菜名,就像我以前读祷告书中圣人身世一样,有阿来摩牛排、路易斯安那小鸡、丹尼尔·布火腿、汤姆叔叔式大排。零零散散的客人都还没走,大声交谈着。一个卖报的走进来在衣帽架上丢下几份报纸,一个化了妆的老妇人拿着花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一个服务生漫不经心地在一对胖夫妻旁将法国白兰地倒在煎蛋饼上。这女人替他划着一根火柴,他鞠躬接过来放在平锅边,蛋饼升起火焰,这对夫妻拍起手来。服务生微笑着将蛋饼分到盘中端给他们,然后他用餐巾纸从冰桶里拿起葡萄酒,一只手背在身后,给他们斟上白葡萄酒。一个钢琴师不知从何而来,开始演奏,一个厨师走到厨房门上的圆窗旁向琴师张望。我又点了一瓶红酒,喝干了后依然坐着没动。一个服务生走进厨房,嘴里嚼着什么又走出来。负责衣帽间的女人正玩纸牌,嘴里含着大头针,搅着柜台上一小杯咖啡,然后她放下勺子,让嘴里的针落下,一口气将咖啡饮下,接着晃动杯子想让下面的糖溶化,晃动着倒入口中,继续玩她的牌。两个妇人从外面进来,一个用宽手包向服务生打招呼,另一个马上走到钢琴旁,琴师换了一个曲调,她唱道:
“在那过去的年代,那黄金的岁月,那49年。”
午夜很久以后,我才步行回到酒店,让门房把去费城的火车票给我,然后坐到那个叫蓝吧的酒吧里又喝了一杯肯塔基威士忌,慢慢地喝,不让自己喝醉。我从一张桌上拿了些酒店的明信片,写给很多人,包括那些我从没写过信的人。我从酒店一台自动机上买了航空邮票,随后将明信片投进了店内的邮筒里。我又回到吧间,坐在一个我能将身体转来转去的宽大皮沙发上,伸开手托着杯子,时而弯腰喝上一口。服务生过来把我桌上的烟灰缸拿到另一个时而笑出声的女人桌上。她每次笑完后都从那皱皮包里拿出笔记本,用银色小圆珠笔往里面写着什么。然后,我今夜第二次感到了累,拿了一张明信片上楼回到房间。我边走边在上面写地址,把它投到楼道里的邮箱中。它哗啦啦地响着,滑落到下面。
我房间地上有一张白纸条,我马上确信,一定是给我的留言,捡起来,却只是酒店经理原本放在果盘上的推荐条。我给楼下打电话让他们把空调重新打开,接着我没有洗漱就上了床,打开了《绿衣亨利》。
我读着亨利在学校如何遇上他第一个敌人。一个同学和他对大自然现象打赌:鸟落在哪根树枝上,树在风中摆动的最低幅度,湖里是五个还是六个小波浪后会起一个大浪。亨利打赌成了瘾,他总输,已付不出钱来,两人成了敌人。后来仅有一次在狭窄的山路上相遇,他们马上就扑向对方,一言不发拼死搏斗。亨利以致死的冷静摁住对方,逮住机会就用拳头往他脸上打,感到的却是一种疯狂的痛,永远再也不会更深切地感受到的痛。不久他就离开学校去了乡下。在那儿,他第一次自由地领略大自然,兴致盎然地要把它们立即都描绘下来。
我自己在农村长大,很难理解大自然怎么就会让人重新解脱,它只是让我感到压抑,或者至少让我不舒服。谷场、果树和草地让我觉得不舒服,隐藏着一些吓人的东西。我对它们有着切肤的了解:赤脚在谷场上奔跑,爬树时树皮划破皮肤,雨天穿着胶靴跟在奶牛后面在泥泞中行走。今天我才明白,之所以我对那些小小的不如意感受那么深、那么强,是因为我在大自然中从不被允许自由活动。果树是属于别人的,主人来时必须穿越田野逃跑,照看牲畜,也是为挣钱买照看牲口穿的靴子。孩子很早就被迫在大自然中劳作,没有人教给他们那样的眼光,至多只是对岩缝、朽空了的树以及地洞有些许关注,那里可以藏身,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各式各样的地下洞穴。矮树林也吸引我,还有玉米地、密密麻麻的榛子树丛、狭道和河谷。我喜欢房屋和街道胜于自然,在这里我做不了那么多禁止的事。当风吹过麦田时,我讨厌它将我的头发吹到脸上,尽管后来我常常想像着一片在风中来回舞动的麦田,无非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说,在自然中自己是多么的不舒服,其实只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能力去欣赏大自然。
我已把书放在一边,躺在黑暗的房间里。空调嗡嗡作响,我慢慢开始看着自己是如何入睡的。浴室的门变成山丘上一座白房子。有人正用鼻子呼吸,在我下面的岩壁脚上,有条狗呻吟着回应。我翻个身,马上从坡上滚了下去,掉到一个干涸的小河床上,那里有衣架和开了口的胶靴,我蜷缩成一团睡在那里。雨沙沙地下个不停,还有潮汐隆隆逼近,却并没有来到近前。“我忘记在贵宾册上登记了!”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我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登上了开往费城的火车。
回想起来,我再也弄不明白:然而,我觉得这一天过得如此之快,就像吸血鬼电影里的日子一般。你走进一个地下火车站,滚梯把你一直带到下面,最后一级立刻就把你推进一扇敞开的门内。等到你在座位上坐下了,车开动了,才感到心定,觉得真的身在车厢里了。窗前先黑了几分钟,火车穿过哈德逊河下的隧道,在新泽西这边驶出地面,出现在一片朦胧的大地上,车窗的有色玻璃使窗外显得更加昏暗。车厢内很亮,书页在翻动时都反光。可是只要朝外望去,云彩显得越发昏暗,这个笼罩在昏暗之中的地方看来看去都空空荡荡:看不到房屋,到处是垃圾堆,地平线上升起黄烟,看不见烟囱,一辆汽车四轮朝天,没有了轮胎,卧在荒野里,一片片森林荒芜不堪,被大风连根拔起的树木枯萎地挂在返绿的树上,其间还挂着像降落伞布的破布条,迷失在这个地方的海鸥卧在沙丘上。由于这家铁路公司不久前已经破产,火车直接驶过一个个关闭的车站,穿过一座座城市,其间的大楼背离铁路而去,因此看上去好像被疏散和无人居住似的。两个半小时后,当那些黑乎乎的、钉死的窗上画着毒鼠药的房子突然紧逼轨道时,车厢里瞬间暗了下来,还没看清隧道入口,火车就钻入了费城地下车站。
又是滚梯;不用下楼梯就可以直接迈上一个大广场。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来接站。“你不用躲,正在哪棵树后偷窥我吧?我才不会去找你呢!”我说道,“你别拿我自己来吓唬我,我生来就没有惧怕的感觉,反正早就没有了,我对此不会再无招架之力了。”两位身穿着长袖黑袍、头戴宽边小礼帽的教友会牧师穿过广场,走向一辆开着门的汽车,黑人司机立在车旁,衬衫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收音机。一个我在火车上见过的海军士兵追上牧师给他们看什么东西,他们只是微笑,其中一个摇着手拒绝,另一个已上了车,他突然又从车里出来指向我。我吓了一跳。他们向我招手,我便向他们慢慢走过去。大兵抬起胳膊把我的相机晃来晃去;我把相机忘在了火车上。
然后,我和大兵一同走过广场,两人都不知去哪儿,互相陪伴着。到威廉·潘纪念碑前,我给他照了张相,等相片干了后,他就塞进钱包里。他随之掏出一张剪报来,打开它,就像捏着一张证书似的紧紧地捏着边缘。这是一篇关于士兵返回家乡明尼苏达雷德温的报道。他受到老兵俱乐部的欢迎并作了演讲,尽管简单,却很轻松,让人信服。大兵说:“其实我只是讲了鲍勃·霍普[6]带着女友来看过我们一次。我还给他们讲了他给我们说过的几个笑话,气氛不错,没人问我什么。”大兵接着又说:“是我把摇滚乐带到了雷德温,我们在家里先和我的姑娘练习过,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自动点唱机上选择了《监狱摇滚》[7],仿佛我们要跳华尔兹似的。突然间,我将她扔过我的肩头。”大兵又说:“我崇拜猫王,他在部队待过两年多,现在又回到老本行。我并不喜欢待在海军里,可那是工作啊。有一次,我在浅水里看到了一根芦苇秆冒了出来。那儿附近还有一些芦苇秆,可是它们都移动过。这一个却没有动过。有时候,你非得杀死什么人不可,不然你自己就会被人杀掉的。”这个大兵长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鼻孔。他戴着一副眼镜,镜片粘着从他眉毛上落下的皮屑。他的嘴唇苍白,嘴里有颗金牙,说话轻声细语,每句话结尾时总是像唱歌一样扬起来,仿佛他要等人点头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他拉下帽子,让我看他的摇滚发型。这时,他的眼镜滑落到鼻子上,他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盲目而无所谓的热情,并没真正地注视我。我发现,好久以来,我第一次又能够近距离而且不紧张地打量别人。你看着这个大兵。同时我却受到伤害,因为他偏偏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为什么偏偏总会有人给我讲故事呢?我心想着。人们总该看得出来,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想听。尽管如此,还总是有人把这些愚蠢的故事讲给我听,如此慢条斯理,仿佛谁都根本想像不到我不会像个同谋一样洗耳恭听的。
“难道我非得干些什么名堂来让别人注意到我吗?”我自问道。然后,我借口要去打个电话而离开。“难道我想怎样或不想怎样的方式,总是在我说话或拒绝时才表现出来吗?难道人们从我如何行动,如何保持脑袋姿势,如何四面环顾还看不出来我的态度吗?”“或者难道我的表情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吗?”我坐在去酒店的出租车里想着,“难道我得一步一步地想像出一个新姿态来吗?那么人们会不会发现,我总是不得不从许多表情中先选一种来?也许人们因此会觉得,我对任何可能的观点都会同意?”
“或者他们只是想吓唬我吧。”我心想着。这时,我站在酒店门口看着出租车司机把我的箱子交给一个服务生。“也许我看起来属于那类人,人们可以随便玩弄他们;面对这样的人,人们立刻就会无所顾忌,不像对待别的人那样小心翼翼:难道面对这样的人,人们马上会一见如故,因为你觉得他们没什么可怕的,无论怎么对待他们,他们都会听之任之?”
我不由自主地将脑袋朝后仰去,就像流鼻血时那样。这时,云彩耀眼夺目,我却害怕夜晚越发来得快了。我差不多一大早才上了火车,然后就和那个当兵的在广场上走了走,而现在已经快傍晚了:太阳短暂露出脸时,影子拉得长长的,而且这也表明天快要黑了,那么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我觉得迈向前的脚轻盈,而拖在后面的脚沉重。就这样,我跟着行李员走进位于酒店深处的前台。我填好登记表,在电梯里久久地等待着,直到又有人被塞进来后电梯才开动。等我到了房间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从浴室出来,天色已经暗下来;我把大衣挂到衣橱里,也许比平时做得仔细些吧,转过身时,天已经全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