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概论(2)
与多文明并存的西南亚和地中海地区比较，中华文明的萌生和成长空间相对独立，因而产生了独特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文化，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历史传统。
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诸侯国曾出现过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等四个货币体系。诸侯国不仅在军事、政治上相互竞争，在货币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货币甚至成为争霸的工具。齐国的管子最透彻地认识到诸侯竞争中实物与货币的关系，采取类似今天控制大宗商品的策略应用于列国的竞争——“他国重金币，管子重粟，以粟制金，他国遂为管子所制”[24]。
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对货币统一的重要性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在采取“车同轨、书同文”等统一措施的同时，在经济领域则废除各诸侯国的货币，推行方孔圆钱的“秦半两”[25]，实现“币同制”，使币制归于一统，由国家来控制货币并制定了一国一通货的货币原则。[26]这种把货币运行成本内部化的制度设计，使得统一的货币成为维系更大共同体的政治和经济工具，对荡平诸侯国残余势力、促进广域民众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保持国家统一具有重大作用。汉承秦制，自汉武帝统一铸钱后，统一的货币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统一的主要标志，也是维系其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与产生于等价交换过程中的货币一样，初始状态下的币缘是一种趋向于合作的关系；而在交易过程中，币缘也会呈现竞争倾向。在社会实践中，币缘始终存在着利益博弈与相互合作的两重性。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经济体系之间处于相对分隔的状态。即使如此，也不能切断各大文明板块之间的相互联系。[27]西塞罗曾经说过，东方的战争会扰乱罗马的金融市场，因为战争隔断了黑海两岸的贸易。[28]各经济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除了狂风骤雨式的战争之外，主要是靠长期贸易的涓涓细流。曾经连接古罗马和汉朝的“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贸易通道都证明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只是亚欧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受制于当时交通技术条件，主要是小规模的奢侈品贸易，远没有达到形成统一经济体的规模和合作深度，难以产生“持续互动、日益互依”的具有共时性特征的全球交换与生产体系。[29]因此，也就无由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和全球币缘。
蒙古帝国建立的从黑海到中国和印度的陆路通道，是导致亚欧大陆两端的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重要诱因。这条维持了上百年的“蒙古商道”，把欧洲和东亚之间的广袤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频密和广泛的人员交流和经济交换。超出国家范围的区域性贸易，产生了满足跨国交易的区域性货币。以银为主要交易媒介的蒙古统治者，扮演了统一亚欧大陆区域货币的角色，奠定了日后白银成为世界性货币的基础。为了支付频繁而大宗的亚洲贸易，一些意大利城邦开始自行铸币。这一举措不仅使这些城市得到了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金，还使它们逐步摆脱了对伊斯兰世界第纳尔的长期依附，由此带来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邦国家的繁荣[30]。意大利城邦的繁荣，开始了以城邦为单位的资本积累，为大航海准备了需求和资金条件，这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声。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以前，许多国家已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货币被广泛使用，存在着颇为活跃的金融活动，包括资本投资或投机。只是在当时，货币资产和金融活动并没有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商人和商业受到政治权力和其他阶层的制约，币缘也是从属于各国内部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几乎没有影响力。这一状况直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白银资本颠覆了世界
自大航海之后，欧洲——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和意大利城邦——从美洲攫取了大量金银，这使得在商品生产上处于落后地位的欧洲人有了硬通货，可与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形成了欧—美—亚的大三角贸易。在公元1500年到1800年的三个世纪里，欧洲对亚洲各国所能提供的最主要商品就是金银。在欧洲商人和亚洲国家持续不断的交易中，金银——主要是白银——周游世界，推动着各个大洲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31]逐步形成了欧洲人将美洲白银运到亚洲、从亚洲换回所需商品，再用盈利去支持对美洲的殖民，以获取更多白银的贸易环流。在长达几百年的全球经济中，白银是国际贸易的工具，扮演了世界货币的角色。所谓世界货币的“银本位”，就是指全球交换要以白银作为基本价值尺度和交易工具。在以白银为媒介的全球大交换时代，谁控制着白银，谁就控制着全球的交易与生产，谁就控制着世界。世界货币是实现全球交换的中介，也是控制全球交换的工具。伊比利亚人手中的白银，在成为世界货币的同时，也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权力杠杆。
在世界货币的“白银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以白银为中介进行着广泛交换。白银主导的交易拓展了人类交换的空间，创新了交换样式，构建起了世界贸易网络，完成了全球财富的大转移。更重要的是，在白银财富的基础上，欧洲创造出一种以资本持续增殖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及制度体系，[32]把白银货币转变成为可以“以钱生钱”的白银资本，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诞生，并推动其向世界的扩张。
对大航海、奴隶贸易和矿山开采投入的欧洲资本，获得了以美洲白银为载体的巨量潜在剩余价值，通过与亚洲的商品交换完成了其增殖过程。就此意义上说，充当国际货币的白银，同时是第一种全球性资本。欧洲白银资本在从美洲、亚洲的经济环流中实现的增殖，是一种世界体系性的资本积累。这种原始积累比在西欧国家内部通过资本对雇佣工人劳动剥削更加高效也更加重要。
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蕴含着奴隶式矿工劳动剩余价值的美洲白银，通过购买亚洲商品演变成为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白银资本。潮水般的“白银资本”在循环往复的贸易环流中不断增殖，成就了以对外贸易为基础的欧洲外向型的现代化道路。[33]洲域性财富转移和体系性资本积累，是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也是全球资本得以实现持续积累的保障。随着白银资本的全球扩张，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逐步扩展成为世界性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货币与资本先是突破了社会的内部制约，继而突破地理空间的制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货币是资本的母体。没有货币的积累，就难以出现资本——无论是产业资本、借贷资本还是投资于战争领域的军事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向资本的蝶变，使白银不仅成为撬动世界贸易的杠杆，还成为影响各国社会演变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王朝更迭甚至是重塑世界格局的新生力量。白银货币的资本化，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也使币缘进入了国际政治领域。
美洲白银的到来，使西班牙王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家，改变了欧洲与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对比；同时还冲击了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各国根据白银的拥有情况调整着尊卑与利害关系。此时的币缘在货币和资本的双重影响下，开始成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中的支配性关系。在欧洲，因白银资本投资导致的税务争端，引发了尼德兰地区试图脱离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战争。白银资本的利息差帮助弱小的荷兰赢得了独立，并由此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催生了欧洲主权国家体系。1630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在冲击欧洲霸主西班牙帝国的同时，也给刚刚接受白银货币体系的明王朝以致命一击。[34]还在萌芽阶段的白银资本，已经表现出对世界和国家运势的巨大影响力。
在世界货币的银本位时代，欧洲控制着白银的走向，因而催生了由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35]。全球币缘的政治本质，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谁支配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欧洲支配世界。当时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欧洲之所以能获得全球体系的控制权，就在于其掌握了白银资本的杠杆。
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除了欧洲早期殖民者从美洲获得大量贵金属的基础原因之外，在亚洲区域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选择白银货币化的政策也是重要因素。明朝统治者只看到白银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特性，却不知道白银的世界货币特性将可能带来的全面冲击，更不知道资本化白银将彻底扭转中国与欧洲的强弱对比。明朝统治者在不经意间丢弃了对国家货币的主导权，导致国家实际财富长期的巨量流失，播下了王朝败亡的种子。[36]
欧洲人创造的资本主义模式，可以把白银货币演变成为资本，而不是像在中国那样当作窖藏的财富。资本主义体系追求资本不断增殖的巨大扩张性，显然比中国春耕秋收的农耕模式更适应变化的世界——一个加入了美洲空间和世界资源的全球体系。与之相比，在区域性体系中占有优势的亚洲及中国传统理念和制度，均无法理解并适应这一巨大变量的出现，因而丧失了原有优势，并最终失去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力。
与明朝对世界变化难以适应的情况相反，在白银本位的世界里长期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英国却抓住了历史的机遇。17世纪末，葡萄牙人在巴西发现金矿，敏感的英国人很快与葡萄牙签订了《梅休因条约》，确保美洲黄金从巴西经葡萄牙流向伦敦，而不是流向当时的欧洲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37]在其后200年时间里，英国人保持了英镑与黄金之间价格的稳定，由此确立了金本位货币体系，使英镑成为最稳定、最适宜投资的世界货币。英国出于对世界货币控制权的领悟而形成的历史自觉，使其在现代世界历史最主要的竞争中——国家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中——获得了主导权。
货币通过占有剩余价值逐步演变成可以带来价值的价值——资本。以货币为基本形态的资本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围绕资本形成的新币缘。与资本相伴发展的新币缘，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和扩张。在世界货币—全球资本体系的影响下，币缘突破了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框架，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演变成全球性的社会关系。
在资本的作用下，既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发生了逆转，欧洲与亚洲之间靠小额贸易滋润的相对平等关系，逐步演变成为在全球自由贸易洪流中欧洲全面主导和支配亚洲甚至是支配世界的政治关系。在这一历史变化中，从美洲贵金属货币发展出来的资本是最主要的推动因素。资本改变的不仅是财富积累方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国家之间的地位与相互关系。货币向资本的转变，使国内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必须在资本框架中重新组合、排序，谁控制货币—资本体系，谁就具有对各集团、各阶级的利益分配权。货币—资本体系的权力化，使其不仅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权力的杠杆，因而具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变化，同时在推进币缘的政治化包括国际政治化的进程。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谈到，美国罗斯福总统购买白银的计划，是共产主义在中国获取最后胜利的原因。[38]这一事例揭示出了一种国际政治新现象，即全球币缘纽带连接起了各国的命运。在全球资本主导世界事务的时代，币缘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变化的重要杠杆。
国际货币与全球币缘的嬗变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实质上是权力扩张的过程。从贵金属货币时代开始，确定以何种金属作为相邻国家的本位货币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涉及由哪个国家来主导区域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的国际政治问题。在两河流域地区的早期国家竞争中，确立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是一个与国家力量运用紧密联系的政治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在与诸侯国的竞争中就认识到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差异，并总结出操控国际货币流动的“轻重之术”来推进齐国称霸的政治目标。[39]这种植根于国家间博弈历程的货币认识和方法，或隐或显地融合在区域经济圈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然而，就货币的功能而言，国际货币提供了国际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存储的工具，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将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纽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