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言(3)
（三）近代上海社团的社会意义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界引入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市民社会语境下的近代社团研究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主要从近代社团的产生和发展、近代社团的性质及其与政府的关系、近代社团的功能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展开。市民社会理论视域大大拓展了近代社团研究界面，使近代社团研究从经济面走向社会面、从利益驱动面走向社会文明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上海近代社团有个性化的研究，如对商会、工会、行会、自由职业团体等的深入研究；也有包含在上海近代城市史中对其进行关联研究，从而对近代上海都市面貌进行综合展现。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涉及上海近代社团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著作很多，这里择其要者进行梳理。
黄美真的《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一文，主要论述的是工人社团在抗日战争形势下开展的活动。该文论述了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上海工人的政治倾向在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中，显示出特殊的重要作用。围绕着对上海工运的领导权，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政党、社团都曾对工人组织做过大量工作、开展过大量的活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的变化，工人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显示出新的特点。
姚会元的《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通过对近代上海商会平复几件金融事件的案例考察，认为近代商会的产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既迎合了传统官本位社会的风气，又顺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缓和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巨大社会冲突，在官商间敷设了一条由此及彼的“渡槽”。论文对近代上海商会较中国其他城市的商会组织在稳定市场方面所起更为明显的作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朱英的《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一文，粗线条地论述了中国民间社团在整个20世纪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与社团发展兴衰荣枯的关系，旨在说明社团的发展是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该论文认为，20世纪初新型民间社团开始诞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社团进行整顿，并进行控制。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社团趋于萎缩沉寂；改革开放后社团重新复苏与发展。该文还认为，民间社团的产生与发展，与经济多元化和自由社会空间的形成和扩大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关系很大。该文认为，我国的民间社团大多不是以对抗政府作为目的的，而是抱着与政府协作的态度开展经济或社会活动。该文认为，从性质上看，近代中国民间社团的发展具有市民社会的一些特征。
谢俊美的《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一文认为，鸦片战争前上海的会馆公所基本上属于封建商业社团性质，鸦片战后已初步具有向近代产业社团组织转化的诸多因素。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其区域性色彩逐渐淡化，日益发展成为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团体组织，对抵制外国侵略、促进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会馆公所的区域性、排他性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上海众多帮派势力的存在，成为近代上海阴暗面之一。20年代后，会馆公所为同业公会所取代，其组织结构和活动形式都逐步走向近代化。
熊志勇的《清末社团与兵营异动》（《中州学刊》2001第1期）认为，社团向军界的广泛渗透，乃近世社会变迁之重要标识。清末社团与军界互动，是深化社会政治动员和转型社会突破“瓶颈”的必然要求。非正式组织网络化的社会互动，扩大了军人与民间社会的沟通，对正统的军事科层控制构成严重挑战。
张伟平的《我国普通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教育社团评释》（《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年第2期）一文阐述，20世纪初年普通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是由近代教育社团的殚精竭虑和不遗余力进行推动的结果。
张剑的《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社团组织分析》（《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试图揭示，留美学生认为国家建设取代政治革命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建设需要掌握建设之知识，培养建设之技能与精神。美国作为他们建设祖国的模本，其无处不有的社团组织使他们认识到，组织近代社团是富国强兵、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建设方案之一。他们广泛组织学生会和学术性社团等，提高民主经验与演说辩论能力，培养公平竞争心理，团结专门同志砥砺学问，以发展中国学术，为祖国建设进行知识积累。留美学界社团组织的发展及其特征，是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联姻的产儿，是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社团建国方案的尝试，切合了当时国内文化建设的需要，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提供了基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仲红卫的《论清末民初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及特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认为，近代自由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以各种学会、社团以及报纸、杂志等文学性刊物的兴盛为中心，上海等主要城市逐渐形成了文学公共领域的雏形，但是，清末民初的文学公共领域有与18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公共领域不相同的若干特征，具有明显的社会组织功能。
陆兴龙的《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变化》（《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详述了近代上海不同时期社团组织的数量，发展演变的大致过程，分析了这些社团组织在近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功能。同时，对这些社团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随着近代上海移民阶层的市民化过程，以移民为主体的地缘性社团逐步向市民行业性社团转化，社团的功能也从主要扶助困难同乡向进行行业管理发展。该文认为，社团是一种来自民间的社会整合力量，既具有扶助弱势群体的功能，也具有服务强势群体的作用，以合群之力、联手互助的形式适应并推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同时，社团组织形态从传统逐步走向近代化，最终演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团。
艾萍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近代社团组织》（《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3期）一文，论述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新的职业群体不断出现，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明显，而政治状况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社会整合力弱化，这些形势为近代社团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该文认为，社团组织的发展对于城市近代化、公共领域成长、民族意识增强以及政治和社会互动都有重要意义。该文得出结论，如果政府不能为社团组织的正常发展提供适宜的政治环境，社会运动的爆发将成为必然。而社会运动的不断爆发，折射的恰恰是社会处于转型期具有的不成熟特征。
彭善民的《近代上海民间时疫救治》（《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文章论述，在近代上海都市公共卫生的发展中，一批倡导公共卫生的民间组织，包括慈善组织、工商社团和业余组织，在时疫救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政府公共卫生管理相比较，民间组织表现出较强的自愿性、灵活性和主动性，效率较高，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民间组织自我治理的独特优势，在工作的细致和深入程度上，民间组织的亲和力是政府的强制政策所不能企及的，弥补了大量政府工作的空白和漏洞，取得了很好的卫生治理效果。该文还揭示，民间组织由于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常常影响它们更进一步的开展工作。
乔兆红的《上海商会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史林》201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上海商会是近代上海工商业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商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该文论述了，上海总商会以“保商”“振商”为宗旨，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协助政府进行工作，在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起到了“领袖众商”的作用。
方平的《清末民间社团的发展空间及其限度——以上海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一文论述了，清末最后十年间，上海地区各种类型的新式社团蜂拥而起，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些社团虽然宗旨不一，所务各异，但大多出发于“维持公益”，开展了各种形式有益于社会稳定的组织活动。这种活动增强了城市各阶层的社会联系，丰富了城市的公共生活，拓展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促进了社团自身的发展。该文认为，民间社团的勃兴及其组织活动的繁荣，缘于民间各阶层实力的增强和市民“合群”意识的提升。但又认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专制状况、封建文化影响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近代上海民间社团的自主性是不充分的，发展空间也是有限度的。
樊卫国的《近代上海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一文，主要对晚清会馆公所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市场化协调和服务机制、总商会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深刻论述。该文认为，近代上海非政府组织在民间社会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和社会声望，对近代上海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行和秩序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社会意义的相关论著主要有：
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一书，突破传统史学框架，对近代上海城市的市民群体、阶级与劳资问题、帮会与上海社会，以及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特点、规律，上海与内地、与外国的关系，上海城市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内外贸易、交通、金融、工业结构的演变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近代上海政治制度、市政管理、政治力量、上海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认同等，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是一部近代上海史研究的力作。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是第一本综合研究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的专著。全面阐释了上海总商会形成、发展的近代历史条件和历史进程，对上海总商会在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上海近代史上的作用进行了客观述评，清楚描绘了上海总商会的近代发展演变轨迹，对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历史作用具有个案意义。
刘健清《社团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认为，近代社团组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而产生的。近代以来，我国出现过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两次社团热以及民国初年的政党热。1920年以后，我国社团形成了分属国共两党领导的中国特色政党社团制度。由于近代中国缺乏雄厚的工业和市场经济基础，现代民主社团的基本因素——公民意识普遍缺少。著作采用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综合系统地阐述了近代中国社团政党的产生演变规律及其在不同时空上的社会功能。
王世刚主编的《中国社团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一部研究中国社团通史的专著，按时序述论中国社团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时代际遇。近代以后的章节对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多有涉及，显示出近代上海社团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历史作用上，都占有全国社团的主导地位。
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2）]、《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8）]等是研究近代中国社团组织产生、发展的重要文章。张玉法从不同的立场研究了我国近代社团的历史原因和作用。他把社团作为政治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认为通商、传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外在动力，而社团、政党是内在动力，社团政党的兴起是西洋文化影响的结果，给传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增添了无比的动力。
方平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是最近研究近代上海社会史的学术专著。著作认为，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全国最大的“都市文化场”和“社会舆论场”，生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市民社会和最具活力的公共领域。近代上海公共领域是上海绅商市民指评事政、谋求自治的“公共空间”，也是沪地“新知识人”或“新文化人”表达“公共意志”和“公共意见”的社会舞台。专著第三章《民间社团与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认为，民间社团以谋求团体成员乃至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和福祉为指归，具有契约性、民主性、非官方性等多重特征。社团组织的不断涌现与社团组织活动的繁盛，折射出的是社会自主意识的高涨与民间实力的增长，不仅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也为上海的民间社会开辟了更为宽广的活动空间，极大地促发了近代上海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市民群体的近代意识，提升了社会发展的文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