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

福柯曾指出，“在话语以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简言之，意义和意义实践是在话语范围内被构建的，任何文本、行为，只有在话语内才能有意义。作为大众文化工业，电影与整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及艺术生产体制有着密切联系，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等多种社会力量都会积极地介入到它的生产当中，因而每个时代的电影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化学者王岳川总结道：“中国从7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80年代的‘文化中国’，90年代转轨进入了‘经济中国’”。在艺术表现上，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泛政治化特征以及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思潮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艺术进入了思想多元开放的阶段。按照电影社会学的分析逻辑，电影不是一个纯粹的、自足的审美领域，需要被放置到复杂的制度化的关系网络中去认识。本章将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与历史语境、电影体制的关系入手，探讨国家话语如何在电影中被建构，而经济环境和电影生产体制又如何对创作者个人化的话语实践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