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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有意义的就业机会

2005年11月的一个周末，巴黎街头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当时，我们正在巴黎。数天之后，在我们动身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时候，骚乱仍没有平息的迹象。后来，在瑞典，我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她急切地请我对伴随这场骚乱爆发的激烈辩论做出评论。顺便说一句，在法国这个外来移民占全国人口1/5的国家，40%的外来移民是没有工作的。这位记者的问题是：

法国的领导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平息这场流血冲突？欧盟其他各国的领导人怎样才能引以为戒，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

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各国政府必须同私有企业携手合作，一起创造各种就业机会——不是那种政府部门里虚假的就业机会，而是在新创企业里真正的就业机会。我们告诉她，只要政府调整相关税收和就业法律，引导和奖励创业、冒险、投资，这类骚乱最终一定能够解决。

就好像我们的意思是呼吁公众把孱弱的小猫、小狗都扔在水中溺死，听了我的回答，这位记者非常激动地说：“你错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政府应该增加失业人员的救济金和福利待遇。你为什么反对这个方案？”

我们反对这个方案，是因为它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可能不知道引发法国骚乱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感觉前景一片光明的人很少会走上街头去焚毁车辆。骚乱是失落和愤怒的表现，街头抗议是绝望的呼喊。

在欧洲，如果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心里还有希望，骚乱就不会爆发。

能够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东西有很多——占第一位的是自由和尊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希望来自于有意义、有发展潜力的工作。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又回到了就业机会上——真正的就业机会。

在政府部门工作当然不错，1/5的法国人都在政府部门工作。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年龄在15~30岁的法国人中，76%的人认为政府部门的工作“很有吸引力”。

在经济持续不景气、医疗和教育的政府开支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还要将大量富余人员塞进国家部门，想必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可是，在欧洲某些发达国家里，这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做着前途渺茫的工作，那么谁来缴纳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各种税款呢？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欧洲需要私营企业来创造就业机会，欧洲各国都需要大量这样的机会。我们来看一组让人震惊的统计数字，这是由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最近在《华尔街日报》的社外评论版上公布的。科特金说，在过去的35年里，美国的经济创造了5 7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同一时期，欧洲——GDP总和与美国相仿——却只创造了400万个工作岗位。

只有400万个！问题何在？

委婉地说，问题出在那些限制投资的法律法规上。拿法国、德国来说，这两个国家鼓励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很少。另外，两国的就业法还对企业解雇员工设置了重重障碍，所以，企业一般不愿意招聘新员工。

出现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人普遍存在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以简单地总结为：极度地厌恶风险。前不久，我们在德国与许多商人会面，谈起了德国的经济形势。所有人都认为，德国企业（以及整个欧洲企业）的财务状况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佳状态。虽然政治体制显得有些僵化，但这种体制下的公司仍然在进行“重组”，希望通过这种途径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当我们问及为什么那些资金雄厚的企业不去创办新公司或增加并购力度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啊，不，我们不想再冒险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投资了互联网公司，”其中一个公司主管说，“结果亏了很多钱，所以我们没必要，也不愿意再重蹈覆辙。”

我们对他们说，恕我们直言，现在该从那段阴影中走出来了，经营企业就意味着管理风险，而不是避开风险。互联网泡沫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就是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而传统的风险资本家只是将亏损看作投资过程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

后来，瑞典一位养老基金经理人为欧洲公司不愿意进行风险投资进行辩解，他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欧洲各国私人股本的增长。不错，这个趋势确实存在，也确实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增长的幅度远远不够。

私人股本可以为“病人”输入治病的“药液”。这里的“病人”往往是从某个大公司收购的效率低下的分公司。这种“药液”的部分“成分”就是削减员工数量。当前，重组是一个公司提升竞争力的良策。同时，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因为如果重组之后的公司能够健康成长，它们将可以给国家上缴更多的税款。但是，私人股本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一般是很慢的，往往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效果。

欧洲急需增加就业机会，好让人们感觉到希望——也就是发展的机遇，而这种发展机遇只能来自新创企业，也就是那种在美国每天都大量出现的公司。

这些企业的大量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政府的扶持政策。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行了税制改革，乔治·布什就任总统期间进一步实施了减税计划，使其更加有利于新创企业筹集启动资本。同时，就业法放宽了对企业的限制，允许企业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维持员工的数量。

其次，美国文化崇尚冒险。在美国人看来，企业家是民族英雄——他们为社会创造了“生产”就业机会的强大机器，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史蒂夫·乔布斯等著名企业家。在全美各地巡回宣传《赢》期间，我们有幸与全国的37所商学院的MBA毕业生进行了交流。他们中的20%告诉我们，他们在规划成立自己的公司。

相比之下，你很难在“老欧洲”（Old Europe）发现企业家——尤其是雄心勃勃的青年才俊。（而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我们遇到了很多青年企业家。）

最后，美国的资本市场非常活跃。大量资金雄厚的投资者到处寻找新的点子和有志于将这些创意付诸实践的创业人士。

美国的创业环境虽不能说是完美无缺，但是，它与欧洲目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我们听人说，像法国那么严重的骚乱将来肯定不会再有。他们的理由是，欧洲人口增长缓慢，到时候，自然人人都会有饭碗。

现实情况可没这么简单。

只有当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创造出有意义的工作——能够为人们带来真正发展的工作，欧洲的就业问题才会真正解决。税法、就业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必须进行改革。同时，人们也要改变自己的态度——正视风险，勇于冒险。各企业应采取果断行动，大胆投资，而企业家必须挺身而出，为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虽然，一些新创企业会失败，但是，更多的企业将迈向成功。在它们的带动下，欧洲也将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