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廷注意到孙嘉淦伪奏稿的存在时，该奏稿的民间流播轨迹已经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网络。我们只知道一个个鲜活的人构成了这张网络的节点，孙嘉淦伪奏稿则成为节点之间连接的媒介，而这张网络似乎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朝廷认为通过它的“溯本正源”，一定能够找到伪奏稿传播网络的起点。但是，伪奏稿的社会传播是否真有朝廷所想的“正线”，是值得怀疑的。朝廷最后所认定的“正犯”似乎也颇有破绽。更遑论朝廷在将近两年的追查过程中，犯人们各出奇招混供线索，以至于朝廷不断发现本已审结清楚的案情之外，另有隐情。所以，这章所将呈现的故事，全然不是完全真实的传抄脉络。相信许多人都有多处获稿来源，而为了逃避罪责或者保护与自己亲近的人，每个人只会承认其中最不紧要的一条或者两条线索。

朝廷方面最终认定，伪奏稿于乾隆十五年六七月间，在江西赣州基层武官的一场饭局中，被首逆抚州守御所千总卢鲁生、南昌前卫守备刘时达处心积虑地带来并流播。从此，以江西为中心，向西经由湖北汉口传向四川，进而经云南直到贵州；经由湖北，奏稿也传向湖南；江西向南传向两广；江西向东传至安徽、江苏，经由江宁传向浙闵两省，进而至直隶。

江西武官的饭局，仅仅只是伪奏稿流传中的一个具体社会场景，为了便于呈现伪奏稿这一特殊媒介的传播故事，暂且从这里开始吧。

第一节 江西武官们的饭局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八月间，在江西，同为绿营军同僚的卢鲁生、刘时达、石曾宪、尹凯，一同在赣州卫千总李世瑞（亦写作璠）家吃饭。卢鲁生是抚州守御所千总，刘时达则在南昌做前卫守备，千总石曾宪从其驻地江西西部的永新赶来，在座的还有饶州府水次总漕的领运千总尹凯。据朝廷后来查明，正是在这次饭桌上，伪奏稿被“首先捏造之犯”有计划地散布开来。

卢鲁生、刘时达、石曾宪、尹凯均是绿营军的武官。清代军营营制分为标、协、营、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辖为“标”，副将所辖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辖为“营”，千总、把总所辖为“汛”。“汛”是绿营军的基层组织。由于许多千把总、守备、提塘被牵涉进了伪稿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上奏皇帝评论案情说，“逐层追究伪稿来历，辗转指供，总不出提标五营弁兵字识之内。”既然伪稿的流传与绿营军武官们关涉甚多，这就不得不让人关心清代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军事之间的关系。

帝国制度一个特别的安排是：虽然文官产生和处理绝大多数的政治信息，但是负责信息传递的却是军事系统。兵部控制的驿站传递往来的奏折与本章。除却驿站以外，也应当注意到作为“塘”的军事据点：一方面它具有防守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从事不同于驿站的信息传递工作。根据刘文鹏的研究，作为信息传递的“塘”具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军塘，主要在新疆地方，当新疆改建行省后，这些军塘并同军台一起变成了驿站；二是由于有些军队的驻守地域文官不同城，或者地处偏僻山区，又或者孤悬海外，在这些地方的营内专门设立塘兵传递军事信息，军事据点即是传递信息的塘的所在地；三是提塘所辖的塘，主要是指在京城与各省督抚驻地之间的文报传递系统。各省逐渐在北京设立驻京提塘，由各省督抚向中央报送人员，一般是高级武选，负责向各省抄录上谕、章奏、敕书印信，以及各部院寻常咨行外省的公文，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就是邸报。提塘与各省督抚之间传递信息的路线，是不同于驿站的塘递专线，在京城到督抚所在地之间设立塘，这些塘均由提塘负责管理，来传递京报、部文和咨行外省的公文。有些重要的军事据点也会设置驻军提塘，负责省内驻扎官员的信息报送。也就是说，驿站和塘递，不仅仅掌握着行政和军事的信息传送过程，在伪稿的社会传播过程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它们也是各种小道消息的传播节点。

再说回这次武官们的聚会。有人将孙嘉淦伪奏折带到了这次聚会上，可是，后来当清廷大肆追查伪稿案时，他们谁都难以准确回忆起究竟是谁带来了奏稿。石曾宪说是刘时达带去的；而李世璠一会儿说是石曾宪，一会儿说是刘时达；刘时达则开头说是从另一个同僚处携去，后又改口说是石曾宪拿出来给大家看；倒是尹凯一开始就供认是刘时达拿去的。至于卢鲁生一开始竟记不起在这场饭局上大家曾一起看过稿，而供出是他的儿子卢锡龄给他看的稿。众人都记不清是谁人拿去的稿子，一则或许是希望混供，将伪稿来源归到已被查明究出的人身上，避免节外生枝，而降低罪责；一则或许是当时不止一个人拿了伪稿去李世瑞家；又或许是因为当时人们一起看过稿子、谈论过稿子的场合实在太多了，人们交错传抄，事后根本不能记忆，你传于我的稿子，兜兜转转又传了回去。在朝廷的追查中，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四个低品级武官聚在一起喝酒吃饭，而他们一起吃饭的机会或许是不少的，而且可以推测，他们还有很多机会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交往。以今天的军人生活，是很难想象和理解清代军人生活的。据茅海建先生所说，清代军人是有所谓的上下班的，吃住皆不在军营，都是携带家眷另赁房屋住在附近。而且清代士兵多是分散驻扎，“每处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而这些分散的士兵携带家眷居于各市集要冲汛塘碉卡之地，除操演执勤外，平日的生活与周围的民户并无多大的差别。”何况就其职能来说，“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具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因此可以说，不管是就其生活方式还是其职能来说，清代的基层武官们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群体，其生活是与城镇、市集中的人们交织在一起的，互动甚多。

虽然没有什么资料描述当时饭局的经过，但是在伪稿案完结之后，从一份乾隆皇帝申斥漕运总督的寄信上谕中，我们或许可以了解一些武官们的生活风气：“该总督节制全漕卫所员弁，是其专辖，伊等系由武途出身，仍以职司漕务，辄自附于文员，既无营伍差操，又无地方考成，其本分弓马，一切置之不问，惟事群居宴会饮酒博弈恶习，极为污下，甚且造言生事，无所不至，如有如卢鲁生等丧心病狂，身揆重辟，此实该督平日不能留心整饬之咎也。”皇帝在案结之后的申斥和惩戒也许是通行之例，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想象，饮酒正酣时，自附于文员的武官们不能不谈谈朝事。况且他们作为政治信息传递的节点，总是能够接触到大量的信息，谈谈最近的大新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有人拿出了一份奏折，说是朝廷的大事，要给大家看看，主人家李世瑞还当众念起了这份奏折。

令人遗憾的是，乾隆皇帝在孙嘉淦伪奏稿案结案之后，将所有缴获的伪稿都付之一炬，原件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难以知道这份奏折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是知道伪奏稿的内容一部分与十几年前的流言相同，弹劾当朝最有权势的大臣们。（其实，原来流言中的权臣此时不是已身故，就是已致仕失势，伪奏稿仍然以这些已不在位上的大臣为攻击对象，可见它仍是以乾隆三年的流言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在民间流传，不断增加内容而形成的。）除此之外，这份奏折更将其攻击的矛头转向了乾隆皇帝本人，金川用兵、冤杀张广泗、南巡劳民伤财、皇后早逝、中宫常空……共罗列了皇帝的“五不可解，十大过”。看到过该奏折的大臣，说奏稿是“诞妄悖谬之词”，批阅该稿后的心情是“忿气满胸，切齿痛恨，昼不能食，夜不能寝”。这种夸张的表述当然难免是因为这份公文上奏的对象是皇帝，有这样表达的需要，但是总可见伪稿内容的尖刺程度。当乾隆十八年（1753年），伪稿案终于了结的时候，乾隆皇帝令将所有的伪稿抄件悉数销毁。可见，伪稿的内容一定是极大地羞辱了皇帝。

武官们对奏折的内容大概是特别地感兴趣。卢鲁生的儿子卢锡龄说他父亲特地从石曾宪那里拿了一稿回家。石曾宪也说他有一抄件带回家。看来武官吃饭喝酒之余，都在争相抄录稿子。尹凯的儿子尹训后来又从书办彭蕃五处得来一稿给父亲看，父亲说在李世瑞的饭局上已经看过，尹训对此新闻是如此的关注，竟又拿着从彭处得来的奏稿去卢鲁生处比对。

人们对奏稿的内容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稿子迅速传播开来。一番辗转之后，我们只知道抚州所千总卢鲁生的稿子，最终是到了抚州所衙门书办彭楚白的手上。（这些在军营中的“字识”或者也叫作“书办”，是军营中司文书的吏役，他们不在正式编制，只是由于武员不通文法，于是文移书禀就不得不借助此类人员。这些人员也与官文书的进出往来有密切关系。）当然，彭楚白手中的奏章还有别的来源。据说是十五年的九十月间，江西粮道书办的科房里，书办管大任同朱德五、张遂田、胡仿、夏管、卓立、管树国等人一起看的伪稿。这份伪稿是火夫郭庚为从姓刘的肉铺上得来，科房书办们一边看，郭庚为一边在旁说：“这稿如今连街上脚夫都是知道的。”众人对新闻的反响一定是相当热烈的，这种新闻在信息流动缓慢的传统社会可算是极端爆炸性的，意犹未尽的郭庚为又抄出了一张送给袁州卫守备衙门书办段树武（亦作叚树五）观看，段树武就将其传至彭楚白之手。火夫郭庚为看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他作为粮道衙门最低级的胥吏——一个小小的火夫，却与袁州卫守备衙门、抚州所衙门都牵扯得上关系。下文将会论及地方衙门中的胥吏们在政治信息流播中的作用。

彭楚白的奏稿是传到了江宁府杨贤章的酒店。杨贤章的堂哥、江宁上元县人杨朝章在人来人往的酒店薄夹内发现了这份奏稿，里面的内容他前所未见。伪稿案发后，追查的朝廷命官们发现，有多条线都出自这里。现在所知道的是，杨朝章在这里将伪稿传给了未知身份的李景文，又传给了江西省临江府清江县樟树镇上开鞋店的买卖人董景良。在朝廷看来，这两条线构成伪稿传抄的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