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被革州同官贵震案内传抄事

江西的樟树镇，有“药马头”之称，位于江西中部赣江中游，袁水入赣处。樟树镇的交通位置优越，是“全省南北、东西通道”的交汇点，溯赣江而上越大庾岭可达广东，顺赣江而下过鄱阳湖可通中原各省，转信江水道可到达闵浙，溯袁江而西，通过湘江水系可达洞庭湖。樟树镇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商，形成了一个可沟通豫、滇、黔、粤、鄂、湘数省的市场。这样一个流动的城市，就不难理解为何鞋店买卖人董景良的稿子，会出现在江西省城南昌府永盛帽行的滕昆扬、滕锡和两兄弟手上。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有买卖人吴兆昌来到了帽铺装帽，姓滕的两位老板说有新闻给他看，随即拿出奏稿。这两位老板只给了吴兆昌一个人看吗？想来是不太可能的。吴兆昌不过是一个在外地有生意往来的买卖人，在当地经由这二人流出去的伪奏稿应该更多。但是，我们只知道朝廷仅查到吴兆昌一人。吴兆昌抄了一纸回到在南昌府的住所，又给同住的曹月兼看了。随后，曹月兼抄出奏稿，传给了汪子珍、臧德元，然后奏稿便来到了江西浮梁县生员余允绪的手中。

浮梁县在江西东北，昌江及其支流贯通县境。县内景德镇是有名的市镇，与汉口、佛山、朱仙并称明清四大市镇，景德镇所需农林产品靠浮梁农村供应。浮梁县内围绕着景德镇有许多小市镇，农村商品主要通过昌江及其支流南河、西河输入景德镇，景德镇是浮梁农林商品交换的枢纽。由于景德镇为繁盛的商品市场，浮梁县亦成为人口、商品与信息流动之所。不久之后，生员余允绪的稿子，被来到浮梁县天宝堂同源地方行医的浮梁县臧家湾人施用德抄回了家，又通过同族的施用中传至在浮梁县西边的婺源县的族侄施树。施树又把奏稿给在贵州、湖广两地做木材生意的伯父施楠看了。施楠既做远距离买卖，闻见必多，识人亦广，递次抄传之后，伪稿又为一个叫做胡歧山的人所得。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胡岐山的身份，也不知道施楠又是如何与胡岐山发生联系的。之后，胡的稿子辗转传向了扬州仙女庙王燮官木行，木行内有三位同行：从江西清江县倪心传木行来的伙计徽州府婺源县人梁伯端、俞时官，以及江宁府人俞喜官，他们将在王燮官木行内看到的重要新闻又带回了江西。

通过倪心传木行传抄出去的伪稿传抄，牵扯出在被革州同官贵震。大约在乾隆十六年三月光景，孙嘉淦伪奏稿已经出现在清江县倪心传木行。住居在宿虹同知李弘（案发时李弘已升任河库道）署中的顾营在木行见过稿子（我们很难知道顾营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住居在李弘署中，既然称“住居”，最有可能的是作为李弘的幕僚），想是回来后对李弘署中长随王玉提及这则新闻，王玉应该是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兴趣；某天，顾营在路上遇见泰州州同李昞雇工人钱和后，记得长随王玉要看稿子，随即命其去木行取来给了王。同是李弘长随的张东海后来也从长随王玉处得稿，张东海得到稿子之后将它带到了宿虹李弘的驻地，旋即又传给李弘的工人杨琦，杨琦再传到宿虹河营守备魏吉（案发时已升任淮徐河营游击）的幕友连守礼的手中。连守礼的哥哥，河营千总孙岱署内住居之连守让从弟弟处得稿。继而借给叫张树昆的人。张树昆又经开书馆的蔡以峦、蔡以嶟兄弟，终于传至官贵震处。官贵震是朝廷查办伪稿案过程中的第一个焦点。他本是福建人，原来是山东沂州府州同，此时已经被革职，并被发配到江南水利“效力”。据说，这种“效力”是“自备斧资，到水利工程中干体力活”，比之以前的生活是落差极大。这时大约是在乾隆十六年三月，蔡以嶟到皂河主簿俞安世衙门书房，声称他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此时官贵震与另一个叫陈侃的人同在，几人看完伪稿后，官贵震又请主簿书办盛登仕抄录一张，原稿还由蔡以嶟带了回去。

这一连串递相传抄的情形，我们开始频繁地接触到书办、长随、幕友这些胥役的名称，胥吏之间的传抄在伪稿的传抄者中颇为常见。他们均是地方行政中为佐助政事所使用的吏役，他们并不在国家官僚的正式编制之内。书办与长随不同，长随是官员的私人家仆，而书办则均在本省招募。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所以在地方衙门中会出现瞿同祖所说的“不断变更且缺乏经验的州县官们‘领导’着一帮久居其职久操其事且老于事故的当地书吏”。书吏在地方行政中的重要地位主要与“行政制度及实践密切相关”。由于地方官员与上司的关系主要通过公文来往，于是这些书吏就处于“战略性位置上”，在“掌握文书案牍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规章以及先例的复杂，也使得地方官员必须依赖这些书吏的帮助，才能在地方事务中不行差踏错。出人意料的是，在地方行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书吏竟然是没有薪金的。自1662年起，帝国政府取消了书吏的薪金。虽然书吏们能够通过考职进入官场，但是那毕竟是少数，经济收入仍然是书吏职位主要的吸引力所在。光绪时人江宁布政使袁昶批评朝廷重文轻武之风导致外患：“……然承平日久，支墨吏用事，大小相制，中外相维系，习为谨葸，雷同相衣，文法繁密，朱出墨入，百吏救过不暇，吏胥又因缘为奸……用文吏则铨部核其资劳，拔将弁则兵部司其准驳，理财用则度支扼其吭喉，举天下文武豪杰之精神才力尽消磨于文法之中……”这虽说是帝国倾将衰亡之际对于政府行政高度官僚化的批评，但是王朝政治运作的确是依赖于文书往来，这也是没有俸禄的书吏们凭借在文书传递和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所能获得某种权力的原因。他们接触和处理官府公事档案，经常获得甚至通过隐瞒某些对行政有价值的信息来为自己谋利。例如，在文书转承之时收入“例费”，另外还有各种贪赃的形式来获得可观的收入。这些贪赃的形式在获取经济收入的同时，实际上也为基层书吏与商人、农民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机会。

长随和幕友一样，是官员私人雇佣的，他们的薪水由官员自己支付。在一个衙门中，如果书吏称之为外衙的话，那么长随和幕友则称之为内衙。与朝廷中有内廷与外廷的分野一样，这种分别依据的是与官员的关系。长随和幕友都跟随官员升迁而动。长随作为官员私人雇佣的差役，他们直接和唯一需要负责的对象就是官员本人，其个人利益与官员是一致的，他们职责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为官员的耳目，为其监督，为其打探消息。李弘的长随张东海就在驻地宿虹和清江县之间来回奔波，传递消息。总的来说，官员雇佣长随的数目是非常巨大的，以地方为例，州县官可以雇佣20个长随，县丞则可以雇佣10个。瞿同祖将长随的功能概括为三个：协助日常公务，协调衙门内不同部分间的活动（幕友、书吏和衙役因为法律规定并不能往来，那么就需要长随在这些人之间进行沟通），最后作为官员的亲信监督书吏等其他雇员。长随中亦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叫做“坐省家人”或者“坐府家人”，负责在上司官府所在地为官员探听消息，交接公务。

作为官员雇佣的“行政管理专家”的幕宾、幕友，则帮助那些原本一心只读圣贤书以获取功名的官员，在他们毫无行政经验之时处理政务。幕友的身份介于官僚和学者之间。他们作为行政管理专家的身份要求他们在律例和税务方面经过职业训练，并且能够撰写清晰而合乎规范的公文。因为处于官僚体制中的这种位置，使得幕友同长随、书吏一样，均对朝政宫闱秘闻相当敏感。

说到官贵震这条传抄线路，是在传到山东沂州府兰山县铺户章邱县民人、开店铺的李仆那里被朝廷截获的。李仆至济南府置货，带有伪稿工部尚书臣孙嘉淦奏稿一纸，并有“该部知道”朱批，这份伪奏稿被朝廷截获。朝廷特别关注该条线的一个原因是，并不是所有发现的伪奏稿上都有“该部知道”的朱批，这显然是有人特意加上的。奏稿在传播的过程中内容发生改变，并不鲜见。有官员也发现伪稿在孙嘉淦的官职上，有的写作工部尚书（孙在1750年—1752年担任的官职），有的写作左都御史（孙在1735年—1736年即流言发生时担任的官职），看来随着伪稿的传播，人们也在不断地变更伪稿的内容以适应变化了情况。人们只要根据新获得的消息，在抄录奏稿之时随意地改动一笔，就可以使得奏稿的内容发生改变。

李仆手中的这份奏稿辗转来自山东沂州府亦是开店铺的刘恒发，刘恒发则由官贵震，通过周尚智而传。十六年四月初，原山东沂州府州判、此时已被革职的周尚智，听来家中拜访的官贵震说有孙嘉淦的奏稿。十六年二月，本是同僚的周尚智与官贵震，同时被时任督臣的黄廷贵参革。伪稿案发后，被朝廷拿到时，周尚智供称，官贵震十五年在山东迎驾之时，“满腔热中”。被参之后，即生怨望。他曾经“叩阍”——以叩击朝廷官府大门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冤屈。与官贵震颇有交情、山东按察使和其衷的幕僚刘弘谟说，官贵震“向言想复衣巾，如不复衣巾必做一掀天揭地的事，男子汉不能成立，除死方休，又云有几件大罪、几宗不解的事做起来洩我胸中不平”。“复衣巾”与“掀天揭地”，其实质是有共通之处，即对参与政治的强烈渴望。这种心理基础，加上其个人经历，使得官贵震在接触到伪奏稿之后，变成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息传播节点。

同样也可以理解，同是被革的周尚智，与官贵震得稿之时的心理是相通的：在听到这样一道对廷臣和皇帝极尽羞辱指责的奏折，一定是既解心中愤恨——一个当朝名臣指出了皇帝和廷臣如此多的不是之处，足以证明皇帝和朝廷的昏聩和腐败，因此在这样的朝廷中有此境遇是多么的不公；同时，又对奏折充满好奇，或许成为其“掀天揭地”的机会，急于一睹为快。第二天，周尚智就约了开店铺的刘恒发到官贵震寓所看稿。据周事后回忆，当时官贵震从床上匣内取出一张交给周尚智和刘恒发同看，匣里还有三四十丈，都是一样的奏稿。官贵震说是与妻舅郑鹤年（亦作郑歧山）一同所写。官贵震入赘在妻舅郑鹤年家，与之关系密切。郑鹤年以及郑鹤年的父亲郑书宝，皆系安徽藩司（布政使司）书办。郑鹤年之所以会和官贵震一同抄稿，据说是因为乾隆皇帝南巡到江宁省城，江宁要修御路，于是将他沿街房屋拆除。他的房屋在花牌楼处，郑鹤年并不甘心他的房屋被拆，心中也是充满不平。

要说官贵震被参，心有不平而捏造奏稿，这个可能性实在不大。官贵震被弹劾，乃是乾隆十六年之后的事，而伪稿开始传播则是十五年乃至更早的事，准确地说，它是在乾隆三年京中官员孙嘉淦奏稿流言的基础上慢慢形成，并流布开来。官贵震说那匣内三四十丈的伪稿是他与妻舅所做，大概是说这些都是他们抄录的，或者是刑讯逼供所致。后来，心生怨怼的下层官吏、加上案发后官僚之间的通风报信、对上隐匿案情，使得官贵震案成为朝廷追查的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