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设想
1.1 文献综述
尽管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情绪感受，但在心理学中，究竟什么是情绪？却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Frijda，2005）。从认为情绪仅是我们身体对外界刺激作出反馈的詹姆斯-兰德理论，到认为情绪是个体对外界刺激进行认知评价并伴随生理唤起的认知评价理论，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当代心理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情绪体验是一种复杂的体验，是个体对环境所作出的独特的反应，并且由多种不同的躯体和心理“成分”组成，包括生理唤起、主观感受、认知评估过程及行为反应等（Gerrig and Zimbardo，2003）。
1.1.1 羞耻情绪
1.羞耻情绪概述
1）羞耻情绪的界定
在对羞耻（shame）情绪的界定中，最常见的是将其视为一种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自我意识情绪指的是以某种程度的自省和自我评价为核心特征的情绪，除了羞耻以外，内疚（guilt）、自豪（pride）、尴尬（embarrassment）也被认为属于自我意识情绪（Lewis, 1999；Tangney，1999；Tracy and Robins，2007）。自我意识情绪的界定本身显然沿袭了情绪的认知评价模型的理论思路，即认为特定情绪的唤起及情绪与情绪间的区分是个体基于一些标准或维度对诱发情绪的情境进行主观评价的结果（Scherer，1999）。例如，Tracy和Robins在他们提出的自我意识情绪的认知评价模型中指出（Tracyand Robins，2006；Tracyet al.，2007），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个体评估当下的事件/情境是与自我认同的目标相关（如考试成绩与“我是有能力的”认同目标有关），但其结果却又与自我认同的目标不一致（如考试不及格与“我是有能力的”认同目标不一致）；且相较非自我意识情绪，这些情绪的产生需要自我觉知和自我表征，在认知上更为复杂，并能促进个体达成复杂的社会目标。
在自我意识情绪的框架下，对羞耻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将其视为一种自我指向的痛苦、难堪、耻辱的负性情感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个体的自我成了被审视和给予负性评价的中心（Tangney，1999）。
包括羞耻在内的自我意识情绪也会被某些心理学家称为具有明显社会性色彩的情绪（socialemotion）（Gilbert，2003；Tangney，1999），这是因为尽管负性的自我觉知和自我评估是引发羞耻情绪的核心，但个体对自我的觉知及评估的重要来源是个体所知觉或想象中的他人对自我的觉知和评价（Fessler，2007；Gilbert，2007；Gruenewald et al.，2006）。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被认为需要至少某种人际意识（Draghi-Lorenz，2001），或具备客体表征的能力，且早期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自我意识情绪产生与发展的基础（Gilbert，2007）。因此，包括羞耻在内的自我意识情绪也常会在人际情境中被诱发，并驱动不同的人际行为（Tangney，1999），给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带来重要影响（Gilbert，2003，2007）。
但也有学者认为，羞耻情绪和高兴、愤怒、悲伤一样，是一种基本情绪。在羞耻究竟是自我意识情绪还是基本情绪的争论中，一个重要的争议点是羞耻是否具有独特、可识别的情绪信号（即面部表情和姿态），这也是Ekman区分基本情绪和非基本情绪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Gruenewald et al.，2007）。支持羞耻是基本情绪的学者认为，羞耻虽不一定具备独特的面部表情，但却具备独特的身体姿态（如低头含胸、视线下垂、扭头或转移视线等）（Gruenewaldetal.，2007；Nathanson，1992；Tangney，1999; Tangney et al.，2007）。例如，Tomkins（1963）基于对婴儿行为的观察提出，当婴儿的兴趣或愉悦体验被阻断时，婴儿会表现出低头含胸、转移视线或脸红，Tomkins认为，此时婴儿就产生了羞耻情绪。在他看来，羞耻是当愉悦体验被阻断时产生的负性情感，是一种婴儿生来就能体验和表达的“先天情绪”，其产生并不需要自我觉知或人际意识，它的主要功能则是调节过度的积极情绪和情绪表达。尽管有一些实证研究证明，羞耻情绪至少具有可被辨识的独特姿态，但仍缺乏直接的实验室证据证明其符合其他基本情绪的特征，如诱发迅速且持续时间短，具有自动化的认知评价（appraisal），独特的生理反应模式等（Gruenewald et al., 2007），因而总体而言，当今学者仍倾向于把羞耻情绪归为复杂的自我意识情绪而非基本情绪。
羞耻情绪还被视为道德情感之一，这一界定更多侧重的是羞耻情绪的功能。所谓的道德情感，根据Haidt的定义（Tangney et al.，2007），是指那些“和整个社会或至少是和一些人的利益或福利，而非是和单个裁判者或行动者的利益或福利有密切联系的情绪”。这类情绪被认为与对人际事件作出准确的解释并采取补救行为有十分紧密的关系（Tangney，1991），并且是善行和避免施害背后的重要动力（Kroll and Egan，2004）。
2）羞耻情绪的现象学特征
基于对个体主观报告的羞耻体验进行分析的现象学研究为理解羞耻情绪作为一种复杂的、多成分构成的体验提供了线索。Lewis（2003）总结了主要基于西方研究而得出的羞耻情绪的4个现象学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躲藏或消失的愿望；第二个特征是强烈的痛苦、不适和愤怒；第三个特征是对自己整体的负性评价，认为自己无能、没有价值，不够优秀；第四个特征是情绪体验中的主体和客体的融合，即羞耻情绪让个体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自我上，既是情绪的体验者，又是情绪指向的对象，从而导致陷入羞耻情绪的个体常常难以清晰地思考和行动。
近10年来，一些学者对东方文化下的个体（主要是中国人和印度人）羞耻体验也进行了类似的现象学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和西方研究是一致的，即当个体体验到羞耻情绪时，在主观体验上会感受到非常强烈的痛苦，并常伴有沮丧、愤怒等情绪；在生理唤起上会出现脸红、出汗和心跳加快等反应；在认知评价上，个体会对自我有负性的评价，有逃避或躲藏的强烈愿望（Anolli and Pasucci，2005；Breugelmans and Poortinga, 2006；钱铭怡等，2001；谢波和钱铭怡，2000；汪智艳等，2009）；并且相比同是自我意识的内疚情绪，体验到羞耻情绪的个体会感到更为痛苦、更强烈的无助感及想躲藏和逃避的愿望，情绪体验在记忆中持续的时间也更久（Anolli and Pasucci，2005；谢波和钱铭怡，2000）。但和西方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的是，参与研究的中国人并没有报告同等程度的渺小感和无能感（钱铭怡等，2001），与内疚情绪相比，也未报告更高水平的渺小感及无能感（谢波和钱铭怡，2000）；此外，中国的个体会更强烈地感觉他人在注视自己，更希望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越是在日常生活中容易体验到羞耻情绪的个体，越会担心他人的负性评价，并有更强烈的逃避意愿，但同时也会觉得自己更应为事情的后果负责，更希望能去弥补（钱铭怡等，2001）。
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羞耻情绪体验在现象学上的异同，反映出文化对特定情绪体验所造成的影响是复杂和多维的（Grossand Madson，1997; Mesquitaand Frijda，1992；Shweder，2003）。如从情绪的认知过程模型和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出发，文化被认为会对特定情绪的不同构成成分造成影响，包括其诱发事件/情境、个体对事件的编码（coding）和评估（apprais-al），生理唤起模式，行为反应及对特定情绪的管理和调节模式等；此外，文化的影响不仅可以表现在上述任意一个成分中，且成分与成分之间的异同也可以是彼此独立的（Mesquita and Frijda，1992；Shweder，2003）。
除了现象学上的异同之外，现有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羞耻情绪的影响还表现在词语表征上（Edelstein and Shaver，2007；Frank et al.，2000；Li et al.，2004），对情绪的评价（Fischer et al.，1999；Yang and Rosenblatt, 2001），以及其行为结果（Bagozzi et al.，2003）和对自尊的影响（Fischeret al.，1999；Wong and Tsai，2007）上。在解释这些差异背后的机制时，许多研究者都较为一致地认为，这些差异反映的是不同文化中，个体自我表征和自我结构上的差异，例如，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Markus and Kitayama, 1991）的差异（Bagozzi et al.，2003；Li et al.，2004；Tracyetal.，2007; Wong and Tsai，2007）。在羞耻体验的文化差异问题上，可以观察到的一个趋势是，相比独立自我构念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美国），互依自我构念占主导的国家（如中国），会有更丰富的词语表征来描述羞耻及其相关情绪，对羞耻情绪本身有更积极的评价，羞耻情绪对其自尊的影响也相对更小，也更频繁地被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来使用（Gilbert，2007;Gruenewald et al.，2007）。鉴于羞耻情绪与文化和社会的紧密关系，Shweder（2003）认为，如果要定义一个羞耻情绪的抽象形式且这一形式又是跨文化的，那么羞耻情绪的最基本含义应是一种被给予了负性评价的深刻的恐惧体验，且这种体验具有很强的动机性。
3）羞耻情绪的评估和测量
在Robins等（2007）对自我意识情绪的测量与评估方法及工具所做的系统回顾中指出，例如，按照评估和测量的方法来区分，对羞耻情绪的评估和测量大致有两类基本方法：一是基于个体主观报告的自陈问卷测量，这也是一直以来心理学家最常用的评估和测量羞耻情绪的方式，尽管不同学者偏好使用不同的问卷形式，或侧重评估羞耻情绪体验不同的成分（Tangney，1996）；二是对羞耻情绪相关的非言语行为（如低头或目光转移）的他评法，这一测量方法则是近期发展起来，仍处于修订和验证状态中，因而总体上是一种较少被采用的方法（Robins et al.，2007）。
另外一种测量和评估的分类方式是将羞耻情绪分为状态羞耻情绪测量和特质羞耻情绪测量，前者侧重于评估即时的情绪状态，后者则将羞耻情绪作为一种反应倾向或情绪特质来看待（Robinsetal.，2007；Tangney, 1996）。就特质羞耻情绪的概念而言，最有影响力的理论阐释当属Lewis（1971）提出的羞耻易感性（shame-proneness）的概念。她指出，在面对负性的情境，尤其是带有评价性特点的情境时，有些个体总会倾向于体验到羞耻情绪，这些个体便被称为高羞耻易感性的个体。基于主观报告的问卷测量和非言语行为他评法都可应用于评估状态羞耻，但特质羞耻则主要还是依赖于问卷测量。
Tangney和Dearing（2002）进一步基于主观报告的自陈问卷工具将测量和评估分为4个类别：其一是基于特定情景的评估（situation-based），指的是个体阅读被研究者认为能激发特定自我意识情绪的情景，然后评定在这类情景中自己感受到的情绪强度。其二是基于假定情境的评估（scenario-based），指的是个体阅读一些情境，想象自己是这一情境中的主人公，然后在阅读情境后，列出的选择自己最可能出现的一些情感、认知或行为描述中的选项，或评定自己出现每一个选项中描述的情感、认知或行为反应的可能性。在这类评估类型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以测量羞耻易感性和内疚易感性为主要测量目标的《自我意识情绪问卷》系列（Testof Self-Conscious Affect，TOSCA）（Tangney，1990；Tangney et al.，1992；Woien et al., 2003）。这种评估形式和第一种评估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个体被要求报告和评定的并非他们体验到的主观情绪感受程度，而是他们是否会有特定的认知想法或行为反应，而这些认知想法和行为反应则是研究者基于对羞耻或内疚情绪体验的现象学研究和相关理论挑选出来，认为可以反映出特定情绪的核心认知和行为特征的陈述。以TOSCA为例，代表个体出现羞耻情绪体验的典型认知想法是自责和渺小感，典型的行为反应倾向则是躲藏和逃避（Luyten et al.，2002）。其三是形容词检表类的评估（adjective-based），个体会阅读到不同种类的情绪形容词，然后根据指导语的不同，评定在此时此刻或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体验到这些情绪形容词的程度。在羞耻情绪评定中，较为常用的是《哈德个人感受问卷第二版》（Harder Person-al Feelings Questionnaire-II，PFQ2）（Harderand Zalma，1990），这一量表包含10个与羞耻情绪相关的形容词，例如，尴尬、感觉被羞辱、感觉很愚蠢、感觉无助等。其四是基于具体陈述的评估（statement-based），即个体会阅读描述特定情绪的主观感受、认知或行为反应的句子，然后评定这句话和自己的体验相符的程度。在这一类型的测量工具中，在西方被试群体中经常使用的是《内化羞耻问卷》（Internalized Shame Scale，ISS）（del Rosa-rio and White，2006）这一测量特质羞耻情绪的问卷由两个分量表组成，分别为内化羞耻问卷和测量整体负性自我评价的自尊问卷。在中国被试群体中经常使用的是《大学生羞耻量表》（钱铭怡等，2000），对应的英文版本则是《羞耻体验量表》（Experience of Shame Scale，ESS）（Andrews et al., 2002）。这一测量特质羞耻情绪的问卷将特质羞耻情绪分为个性羞耻、行为羞耻和身体羞耻三方面，其具体测量的条目则分别测量这三方面羞耻体验的主观情绪感受（如是否为特定的行为感到羞耻）、认知（如是否因为特定的行为而担忧他人的评价）和行为倾向（如是否产生回避行为）。
Tracy and Robins（2007）在回顾中发现，在评估和测量羞耻的自陈问卷中，使用较多的是基于形容词检表类的问卷、基于假定情境的自陈问卷。这两种主要的测量方法各有利弊，形容词检表类的问卷在施测上最为简便易行，耗时最短，表面效度也很高，但缺点是对个体的语言能力要求较高，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对特定形容词的理解；此外，由于要求个体去审视自己是否有羞耻的感受本身可能会是一种羞耻的体验，因而这类评估也可能容易诱发个体的防御反应而无法真实测量出个体的羞耻情绪体验程度（Tangney，1996）。基于假定情境的自陈问卷由于多涉及羞耻情绪体验的认知和行为成分，因而并不依赖于个体辨别和理解情绪词的能力，也相对较少诱发可能的防御反应，但其缺点是内部信度较低，且由于所选情境都是日常生活的情境，因而难以测量那些极端情境下（如被虐待或被严重羞辱的场景）的羞耻情绪体验（Tangney，1996）；此外，由于这类问卷中的情境和相应的认知及行为反应往往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选取的，例如，TOSCA中的情境和选项就取自美国成年人和青少年的羞耻、内疚和自责的经历（Tangney，1990；Tangney et al.，1992），因而这些情境和相应的认知及行为反应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但鉴于情绪体验本身是复杂和多维的，因而在测量和评估羞耻情绪上，一个总体的趋势是，对其测量和评估本身也朝着多维度（如同时涉及其主观感受、认知、行为反应、生理唤起等）的方向发展。
2.羞耻情绪与自我认知评估
鉴于羞耻情绪被认为是一种以自省和自我评价为核心的情绪，许多研究者认为，羞耻的产生和特定自我认知评估方式或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如Lew-is，2003；Lutwak et al.，2003；Tangney，1999；Tracy and Robins，2006, 2007）。
1）体验羞耻情绪所需的认知能力
有不少发展心理学的证据表明，婴儿大概会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年末或第三年年初，开始体验到包括羞耻情绪在内的自我意识情绪（Draghi-Lorenz，2001；Lewis，2003；Tracy and Robins，2007），并且在一开始，儿童的羞耻情绪体验常常是未分化的。有学者认为，个体进入青春期后才能真正将羞耻与其他类似的内疚情绪加以区别，而且在青少年人群中有这样一个趋势，即羞耻情绪越来越多地与归因、自我概念及自尊联系在一起（Reimer，1996）。
Lewis（2003，2007）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阐释了羞耻情绪的产生条件，他认为，相比愤怒、悲伤等基本情绪，自我意识情绪出现的更晚是因为其有赖于一些重要认知能力的发展，而有关宾我（Me）的认知，或称之为自我觉察或自我意识的认知，是产生包括羞耻情绪在内的自我意识情绪的关键认知。他指出，在自我意识情绪中，有一部分情绪在发展之初并不需要过多的自我评估，也是相对更早发展出来的情绪，包括尴尬、嫉妒和共情；随后，在个体3岁左右会发展出第二组关键的自我认知，包括对标准、规则和法则的理解，能将自己的行为同这些法则进行比较的能力，能自我归因的能力及能将注意指向自己或关注在任务上的能力，这些认知的发展则会产生所谓的更具自我评估性质的自我意识情绪，而羞耻情绪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进一步认为羞耻情绪的产生需具备三种以自我为核心的认知能力：首先是对指导行为的标准、规则和目标的认知，这些与个体身处的文化背景及团体有密切的关系；其次是个体能依照这些规则对自己的行为、想法和感觉进行自我评价，这个认知评价过程被认为对产生羞耻情绪极为重要；最后是自我归因的能力，即个体能够知觉到是自己造成了某种行为的后果，且在产生羞耻情绪时，这种自我归因往往是整体性的。
Gilbert（2003，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指出，羞耻的认知能力包括对自我意识的觉知（我是我）、反省自我行为的能力及对自我做归因并给予自我正性或负性评价的能力。但和Lewis的侧重点略有不同的是，Gil-bert则更多将羞耻情绪置于人际关系的背景之下来审视，提出羞耻的产生不仅是以“自我认知”为核心的，更确切地说是以“自我-他人认知”为核心的，并认为至少有三种以“自我-他人”为中心的认知能力与羞耻的产生和感知密切相关，即象征性的自我-他人表征，心理理论及元认知能力。
2）羞耻情绪与自我认知评估
近20年来，在阐释羞耻情绪产生所需的自我认知评估类型或风格上，受到众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并占据西方羞耻研究主流的理论是Lewis（1971）提出的著名的“自我/自我行为”理论（Lutwakand Ferrari，1996; Niedenthal et al.，1994；Tangney，1991，1995，1999；Tangney et al., 1998；Tangneyetal.，1992；Tracy and Robins，2006，2007）。Lewis的理论主要从自我认知归因的角度来区分羞耻和内疚情绪，认为体验到羞耻情绪是个体将失败归因于整个自我的结果，而内疚情绪的产生则是将失败归因于具体自我行为的结果。Tracy和Robins（2006，2007）在最近提出的自我意识情绪归因模型中进一步发展了“自我/自我行为”理论，认为在面对与自我认同的目标有关但又与自我认同的目标不一致的诱发事件时，个体做稳定的、不可控的、全局的自我归因会引发羞耻情绪，个体做不稳定的、特定方面的自我归因则会引发内疚情绪，并用一系列实验支持了这一模型（Tracyand Robins，2006）。
但以中国被试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却并不完全支持上述结论。这些研究在分析中国被试口头和书面报告的羞耻情绪体验时发现，中国被试虽然在体验羞耻情绪时倾向于做自我的内部归因，但并不总是做全局的和稳定的自我归因（如归因于自我特质），甚至有更高比例的归因属于特定的、不稳定的自我归因（如归因于自我行为）（谢波，1998；张黎黎，2008）；在要求被试回忆羞耻事件并同时对事件归因进行量化评定的研究中也发现，归因的可控性、稳定性与羞耻情绪的体验强度并无显著关系（高隽，2005）。这些结果显示，在中国文化下，羞耻体验的产生和特定自我认知评估的关系或许与西方有所不同。
这种差异可能的来源之一是不同文化在认知评估模式上的差异。例如，Scherer（1997）曾考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7个国家中，个体对包括羞耻情绪在内的七种情绪的诱发事件所做的认知评估上的异同。他主要使用了八种认知评估维度：新异性、愉悦度、对任务目标的重要程度、结果的公平性、事件的责任归属（归因于自我、亲密他人、一般他人、环境）、对事件结果的可控性和应对能力、事件结果与外在标准或规则的符合程度（即道德与否），以及事件结果与内在标准的符合程度（即自我理想目标，如自尊或自信的感受）。他发现，不同文化对特定情绪的认知评估在总体模式上是相似的，即在不同文化下，不同的情绪之间会对应不同的认知评估模式，这些模式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文化的确会影响某些情绪和某些评估维度的使用。在八种评估维度上，文化差异体现得最明显的是事件结果与外在标准或规则的符合程度（即道德与否）、结果的公平性，以及责任的归属（确切地说是外在归因程度）这三个相对更复杂的认知评估维度，这种差异被认为可能是由不同国家的地理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和信念系统的差异所造成的。就羞耻情绪而言，Scherer发现，在八种认知评价维度上，羞耻情绪的评估模式具有低水平的新异性，中等水平的不愉快感、中等水平的目标重要程度、低水平的公平性、低水平的外归因程度，需高度调用应对能力，中等水平的不道德程度，以及和自我理想的符合程度较低等特点。在羞耻情绪认知评估中，文化差异体现最为明显的是道德与否这个维度，相比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认为诱发羞耻情绪的事件更为不道德，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则并不明显。
在另一系列针对归因模式的跨文化实验研究中，Morris和Peng（1994）发现，无论是面对动画场景或是真实的凶杀事件，中国被试相比美国被试更容易把事件发生的因素归结于环境因素而非做自我指向的归因。这两位学者认为，这种归因模式上的文化差异反映的是东西方文化下个体思维方式的差异，即东方文化是整体性（holistic）思维，而西方文化则以分析（analytic）思维为特征。
但这些研究所揭示的不同文化在认知评估模式的异同，并不能完全解释上文有关羞耻情绪和特定自我认知评估方式的实证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因此，另一种更有可能的解释是，这种差异更多反映的是东西方在引发羞耻情绪所需的特定自我认知评估类型上有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本质上是源于两种文化中个体自我表征和自我结构上的不同（Bagozzi et al.，2003；Lietal.，2004；Markusand Kitayama，1991；Tracy et al.，2007；Wongand Tsai，2007）。
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背景下，占主导的自我表征和自我结构被称为互依自我的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其相对的则是西方文化中多见的独立自我的自我构念（Gross et al.，2000；Gross and Madson，1997；Markus and Kitayama，1991；Mesquita，2001）。独立自我的自我构念的特点是将个体视为有独特内部特性的集合体，并且认为个体会根据这些独特的内部特性作出相应的行为；在个人发展的目标上，独立自我的自我构念的根本目标是与他人分离和维系自主性（autonomy），因而界定自我的重要元素是个人的内部特质、技能和特性，而非团体身份、角色和关系。相比之下，对有着互依自我构念的个体而言，在他们自我的结构中除了自己的特性、技能和特质，还包含亲密他人的表征和社会背景；在个人发展目标上，互依自我个体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并在人际关系中，界定自己的位置，同时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而重要的他人关系和社会背景也会成为界定自我的重要元素。由于对于互依自我的个体而言，人际关系是自我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在理解和评价自我的感受、想法和行为时，更倾向于从他人的视角，尤其是亲密或重要他人的视角来观察自己。具体到情绪体验上，这种自我表征和结构上的差异的一种可能体现是，互依自我构念的个体相比独立自我构念的个体在对情绪事件做认知评价时，对社会背景或重要他人的评价更为敏感，更易从他人的视角来评价自己（Gross et al.，2003；Gross and Madson，1997）。
如果把这一理论假设具体应用在羞耻情绪体验及其相关的自我认知评估过程上，可以得到的一个推论是：在自我认知评估类型上，除了对自我本身进行认知和评价外，互依自我的个体很可能会更多地从自我-他人关系的视角出发，以他人的视角来评价自己。事实上，从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的理论背景下来审视西方主流的羞耻情绪理论，无论是Lewis用以区分羞耻和内疚情绪的自我/自我行为理论，还是之后Tracy和Robins的自我意识情绪理论模型，其本身就带有较为浓厚的用独立自我构念来解释世界的风格，即相对而言把个体同其周围环境和其他人分割开来，个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既是羞耻情绪认知评价的主体，也是其对象。尽管有着精神分析背景的Lewis（1971）也十分强调羞耻情绪所具有的人际特性，并认为早年重要他人的排斥和拒绝是羞耻情绪产生的重要来源，但她似乎更强调的是这种关系特性会被个体所内化，从而变成一种个体的自我特质或特性，即“自我-他人关系”最终还是变成“自我”的一部分，个体在体验到羞耻情绪时，关注的仍是自己眼中的自己。但对于具有互依自我的个体而言，在体验羞耻情绪时，不仅关注的是自己眼中的自己（即“我”评估“我”），很可能还会关注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评估“别人”如何评估“我”）。因此，这些偏重“我”评估“我”的西方主流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互依自我占主导的中国文化下的羞耻情绪体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将羞耻情绪置于人际关系的背景下，强调其具有的浓厚社会性色彩的理论阐释中（Gilbert，2003，2007；Grossand Hansen，2000；Gruenewald et al.，2007；Leeming and Boyle，2004；Trumbull，2003），Gilbert的生物-心理-社会理论（2003，2007）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Gilbert认为，从心理进化学理论的观点来看，羞耻情绪的产生源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威胁体系，这种体系是同个体之间的竞争行为，以及证明自己能被他人所接受和喜爱有关的。在这种社会威胁体系下，羞耻情绪成了一种警示信号，提示个体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是负性的，从而可能遭到对方的抛弃、孤立乃至迫害。Gilbert进一步提出，进化过程会让人类产生一种特定的机制，他把其称为“维持社会性关注的潜能”（socialattention holding potential，SAHP），用以监控自己对他人的吸引力。这一机制会产生两种自我认知评估类型，分别对应两种羞耻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自我评估是外指的，即我觉得（或我体验到）别人会怎么来评价我；第二种类型的自我评估是内指的，即我自己是怎么看待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自己的。在前一种评估中，个体关注的是他人眼中的自己，因此会产生“外化羞耻”；第二种评估则会导致“内化羞耻”，因为个体注意力指向的是自我内部，也因此和个体的记忆（如之前感到羞耻的情境）更为相关。他还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羞耻虽有重叠，但仍具有不同的认知、体验和调节过程（Gilbert，2003, 2007）。首先，Gilbert采用来自依恋理论的观察和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例如，婴儿能识别照顾者的面部表情信号，并对此作出反应。照顾者负性的面部表情会成为一种威胁婴儿安全感的信号，从而让婴儿出现退缩和焦虑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很可能就是羞耻情绪的原型，或至少表明人类从出生就已具备表征自己在他人头脑中印象的能力（Gilbert，2007）。其次，他也引证了一些生理学方面的研究。例如，与社会评价有关的情绪反应（包括羞耻在内）会引发特定的神经递质（如催产素）或激素（如皮质醇）的释放，以此来证明进化的压力会迫使个体寻求在他人头脑中创造积极的形象，且这种动机系统也具备了相应的生理和脑神经基础（Gilbert，2007）。
如果仔细考察在中国人群中所做的羞耻体验的现象学研究，那么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重要结果是和Gilbert的理论假设一致的。例如，在上文已经提到的，当体验到羞耻情绪时，中国个体会强烈地感觉他人在注视自己，希望得知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且羞耻易感性越高的个体对他人的负性评价也会更为担心（钱铭怡等，2001）。
此外，他的理论假设也得到了以中国个体为实验对象的两个实证研究的支持。证据之一来自张黎黎（2008）以中国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与羞耻感的关系及临床干预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研究。在她对中国大学生就其羞耻情绪体验所做的半结构深度访谈和开放性问卷研究中发现，在与羞耻体验相关的认知评估中，个体报告最多的是对自己的负性评价，其次是对他人负性评价的担忧。在此基础上，她采用情境实验，在502名中国大学生中考察，在六种具体的羞耻情境下，两种负性自我评估认知类型（即对自我的负性评价以及对他人负性评价的担忧）与羞耻情绪体验强度之间的关系。这一实验要求被试在阅读羞耻小故事后，评定描述两种认知评估类型的陈述与自己感受的符合程度，以及评定在这一情境下自己的羞耻体验强度。
结果发现，两种认知评估类型与羞耻情绪体验强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以两种认知评估类型为因变量，羞耻情绪体验为自变量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显示，两种认知评估类型都能显著预测羞耻情绪体验，按照情境的不同，解释羞耻强度总方差在27.6％～54.5％。此外，在张黎黎（2008）对高羞耻易感性个体所做的团体干预研究中也发现，在个体所报告的负性自我认知中，对他人负性评价的担忧更是占到总体负性认知的63.2％之多。证据之二来自汪智艳等（2009）对中美大学生羞耻情绪体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对八名中国大学生和八名美国大学生的半结构深度访谈的分析中，研究者发现，在中国大学生所报告的认知中，对他人负性评价的担忧和自我负性评价的提及比例为10∶14。这些结果表明，在中国大学生的羞耻情绪体验中，对他人负性评价的担忧，即“我”评估“别人”如何评估“我”的自我认知评估类型，和对自我的负性评估，即“我”评估“我”的自我认知评估类型相比，对羞耻情绪体验的产生很可能是同样重要的。
3.羞耻情绪的适应性功能和病理作用
推动羞耻情绪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无疑源于其在个体的心理发展和行使社会功能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羞耻情绪对个体的影响可谓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一种有效的行为调控机制和动机性体验；另一方面它则和心理病理症状的发展及维系有关。
1）羞耻情绪的适应性功能
精神分析理论及社会生物进化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羞耻情绪的适应性功能。作为精神分析流派的开创者，弗洛伊德指出，作为一种强烈的负性体验，羞耻情绪能以适当的自我控制方式抵消渴望、冲动和驱力（Lansky，1995）。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羞耻更多地被置于人际间的互动过程（如自体和客体的关系）之中来理解。例如，Levin（1971）认为自我暴露、他人的拒绝或对自我暴露和他人拒绝的预期都会激发羞耻情绪，因此，这一情绪能起到调控人际接触，保证个体不被客体拒绝的作用。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self）心理学学派更是将羞耻置于自体和自恋（narcissism）的议题之下来审视。例如，在自体心理学背景下，Broucek（1981）提出，当婴儿发现母亲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认识到母亲是一个和自己不同的“他者”，或发现自己无法控制环境，即丧失全能感时，婴儿产生的脸红、心跳加快、手足无措的行为表现都是一种原始的羞耻情绪，因此羞耻体验能促进个体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区别，适度的羞耻体验会提高自体和客体的分化，从而促进个体化进程。
和精神分析理论注重羞耻情绪在个体内部心理世界和其个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同的是，社会生物进化理论观点更多强调的是其能帮助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生存并恰当地行使社会功能。除了上文提到过的Gilbert（2003，2007）的生物—心理—社会理论之外，Fessler（2007）论述羞耻在人类竞争和合作关系中的作用的观点也是较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个体没有遵守某些社会文化行为准则会激活羞耻情绪，因此其能增进个体遵守某些构建合作基础的文化准则，从而保障整个群体的生存。他区分了两种羞耻形式：一是更原始的羞耻。它是现代社会中羞耻情绪的原型，其激活是因个体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羞耻情绪在认知上更简单，且不易受文化的影响，而这类羞耻的进化意义在于激励竞争，从而保证个体获取更高的地位，有更多生存下来的机会。二是被称为“遵规守纪者”的羞耻。其激活是因个体没有遵守某些社会文化行为准则，这类羞耻情绪作为一种社会监控机制和动机系统，其功能是增进个体遵从重要的社会文化准则，保障个体能在他人眼中建立更好的声望和“良好合作伙伴”的形象，同时也帮助个体能更好地判断他人是否是值得信赖的合作对象。Fessler的观点和中国一些学者对羞耻情绪功能的阐释是类似的，二者都强调羞耻情绪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机制的作用。例如，朱芩楼（1972）指出，中国的儒家文化即是羞耻情绪占优势的，孔子眼中的“恕己忠人”就有赖于羞耻情绪的发挥，儒家的行为规范更是以羞耻为其动力。金耀基（1992）也指出，羞耻情绪是中国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控制意念和情绪的重要机制，道德性的羞耻具有激发道德性自律的功能，而社会性的羞耻则能推动人积极向上。
尽管中外学者皆从不同方面阐释了羞耻情绪在个体社会心理发展中的功能，但验证这些理论观点的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见。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更多来自对临床病例的观察和回溯分析；而社会生物进化理论则会从比较心理学，以及对羞耻体验的文本分析和语义谱图分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寻找支持理论假设的证据，例如，人类个体羞耻时的非言语行为中的转移视线、低头等和许多灵长目动物表现出的服从姿态类似；而在语义谱图分析中，相比西方文化，非西方文化中的羞耻情绪词语更多和服从、尊敬、羞涩等相联系，间接验证羞耻和从属地位的关联（Fessler，2007；Gil-bert，2007），但总体上较少有来自其他类型的实证研究的证据。高隽和钱铭怡（2009）在回顾羞耻情绪适应性功能和病理作用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一现象的三种可能原因：包括以往研究多重特质羞耻而非考察状态羞耻情绪，因而难以验证其作为情绪本身的功能；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羞耻作为一种情绪信息在人际互动中的作用；文化的影响。
2）羞耻情绪的病理作用
更多的实证研究指出羞耻情绪和各种心理病理症状存在显著相关，包括低自尊（O'Connorand Berry，1999；钱铭怡等，1999），愤怒与攻击行为（Heaven et al.，2009；Tangney et al.，1992；Tangney et al.，1996），社交焦虑（Birchwood et al.，2006；Henderson，2002；李波，钟杰，钱铭怡，2003；李波等，2005；李波，钱铭怡，马长燕，2006），抑郁与自杀（Andrews et al., 2002；Ashby et al.，2006；Irons and Gilbert，2005；O'Connor and Berry, 1999；Rubeisand Hollenstein，2009），进食障碍（Hayakietal.，2002; Markham et al.，2005），B群人格障碍（Brown et al.，2009；Ruschetal., 2007；Watson et al.，1996）及虐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Budden，2009;Leeetal.，2001；Talbotetal.，2004）等。
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以自陈量表为主要研究工具，考察羞耻易感性和心理症状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或羞耻易感性在心理症状及障碍形成中的中介/调节作用。以社交焦虑为例，研究者发现在中国群体中，社交焦虑量表得分与羞耻易感性量表得分存在中度相关（李波等，2003），羞耻易感性是社交焦虑病因模型中的重要中介变量（李波等，2005），而针对降低羞耻情绪的临床团体干预可降低个体的社交焦虑倾向（李波等，2006）。国外研究者也发现，个体的羞耻情绪和觉得他人对自己有负面评价的信念会导致个体出现人际回避行为，从而维持社交焦虑的症状（Birchwood et al., 2006）。
除了实证研究的证据外，研究者也提出一些理论假设来阐释羞耻情绪的病理作用，这类理论假设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种理论是强调特质羞耻情绪。例如，羞耻易感性特点的病理作用。以抑郁症状为例，情绪归因理论学派认为羞耻情绪的诱发是对负性事件作出内部的、稳定的和全局的自我归因的结果，而这种特定的归因风格被认为是抑郁的重要致病因素；因而羞耻情绪的产生可能会进一步激化自我批评和抑郁情绪，从而在诱发因素和症状间起到一种调节作用（Mills，2005）。Bosson和Prewitt-Freilino提出（2007）的以羞耻情绪驱动的自恋障碍模型也可被纳入这一范畴。两位研究者认为隐匿型自恋（covert narcissism）的个体通常有较高的内隐自尊，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而当自己的表现与期望不符时，这些个体会将失败归因于自我的不足，因而经常会体验到羞耻情绪。为了不让自己体验到羞耻情绪，这些个体会压抑羞耻情绪，转而体验到过度的自豪感（hubristic pride）。但这种过度的自豪感并不能让个体免受羞耻情绪的负面影响，经常性的羞耻体验仍会导致个体的外显自尊下降，从而发展出以人际剥削和特权感为特征的隐匿型自恋。
第二种理论取向强调羞耻情绪是一种对应激的过度反应，从而导致病理症状的产生，这类理论还关注的是个体为防御过于强烈的羞耻情绪而作出不适应的行为反应，这些行为反应则会诱发或维系心理症状，或其本身就成为某种心理症状。例如，Trumbull（2003）提出，羞耻情绪是人际创伤的一种急性反应。他认为，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重要他人对个体的肯定和赞扬会被内化到个体的自我表征中，而当个体发现自己在别人眼中是负面的或不被别人所接受时，个体便会体验到作为一种人际创伤性的羞耻情绪。这种作为应激反应的羞耻情绪一般有两种后果：一是带有抑郁情绪特点的麻痹反应；二是带有自恋特点的愤怒，这些反应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在重要他人处寻求妥协和和解，或通过报复的方式挽回受损的自尊。而过度的羞耻反应，或是对羞耻情绪调控失败会导致包括抑郁、自杀和攻击行为等在内的各种心理症状。Lee等（2001）提出的基于羞耻情绪和内疚情绪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模型也可划分到这一理论倾向。他们认为，发展和维系PTSD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适应不良的自我表征和他人表征，而羞耻情绪和这些表征密切相关。他们对PTSD中常见的3种自我意识情绪作了区分：羞耻、内疚和耻辱，指出羞耻是自我责备型的归因。耻辱是他人责备型的归因。内疚则是和违反行为规范、伤害他人及渴望弥补的信念有关。如果创伤事件的表征激活了“羞耻图式”类型的自我/他人表征（即认为自我是有缺陷、软弱、无能、受虐的），那么个体就会体验到羞耻情绪及其相关的认知图式，并以此图式进行信息加工，结果是让个体体验到弥漫性的羞耻，以及出现基于羞耻的侵袭症状，进而导致个体采用回避和隐藏的行为方式来避免体验或暴露自己“让人羞耻的自我认同”。如果创伤事件所提供的信息和个体的自我/他人图式不一致，那么个体会体验到耻辱的情绪。这会让个体采用责备他人的归因方式来解释自我在创伤事件中地位的丧失和所受到的攻击，因而这些个体常常体验的情绪就是愤怒。
总体而言，当今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未很好地整合羞耻情绪功能性的一面和病理性的一面，这种分野并不利于理解羞耻情绪在个体社会心理发展中起到的积极和消极作用。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以往研究过于重视特质羞耻，较少关注其在沟通中的作用及文化的影响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当前有关羞耻情绪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羞耻情绪的诱发条件和其现象学特点，而对个体如何调节羞耻情绪及其后果缺乏足够的论述和研究。
1.1.2 情绪调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心理学研究领域（Garber and Dodge，1991；侯瑞鹤和俞国良，2007）。尽管对情绪调节的研究至少可追溯至19世纪精神分析理论对于防御机制的探讨（Gross and Hansen，2000），但实际上直至今日，情绪调节的概念并不统一，不同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理解，也据此提出了各自有关情绪调节的观点和模型。
1.情绪调节的定义
早在1991年，Garber和Dodge（1991）就提出，“情绪调节”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有歧义的词，可能隐含的意思包括情绪可能需要某些外部的调节过程来调节，情绪会调节某些外部的构念（如认知），或者情绪是一种特定的自我调节方式。Southam-Gerow和Kendall（2002）也提到了情绪调节概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指出了与情绪调节这一概念相关的五个主题：①情绪既被视为行为的调节者，也被视为调节的心理现象。②情绪调节是通过内在和外在过程对情绪反应所进行的有目的地调控、评估和修正。③情绪调节是对情绪的动态调整，而非限制。④情绪调节的发展是个体先天特质和环境条件互动的结果。⑤适宜的情绪调节对于心理健康而言是必要的。
2.主要情绪调节模型概述
1）情境应对策略模型
强调有关应激和应对的研究被认为是当今情绪调节研究的先驱（Gross and Hansen，2000），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Lazarus等人的情境应对策略研究。Lazarus等（1991）将应对界定为“当面对被评估（或知觉）为超过自己的资源上限或让自己资源处于满负荷状态的需求（如受到伤害、威胁或挑战的情况）时，个体所作出的试图掌控这些需求的努力”。Lazarus等尤其强调认知评估在应激和应对策略之间所起到的作用。应对被认为主要行使两个功能：其一是改变导致应激的事件或情境；其二是调整应激事件或情境引发的情绪反应。并由此区分了两大类型的应对策略：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和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在其发展的测量问卷（Waysof Coping Questionnaire，WCQ）中，进一步区分了八种应对策略：问题解决策略、幻想、疏远、强调积极、自责、紧张缓解、自我隔离和寻求社会支持（董会芹，2007）。Lazarus等对应对的界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据此编制的测量个体应对方式和策略的工具层出不穷，对应对方式及策略的具体分类也各有不同（董会芹，2007），以应对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更是数以千计。
Lazarus等的应对模型并没有强调自己是一个情绪调节模型，而同样基于应对概念的Garnefski等所构建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系统（2001）则明确强调自己提出的是一个情绪调节模型。Garnefski等认为，尽管个体所有应对的努力都可归在广泛的情绪调节范畴之下，但Lazarus的应对模型，尤其是区分以问题为中心和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在方法学上存在问题，将应对策略分为认知应对策略和行为应对策略才是更为有效的分类。这些研究者把“认知应对策略”等同于“情绪调节的认知成分”，并借用Thompson的观点将它们理解为使用认知的方式来管理产生情感唤起的信息。在总结应对策略领域中前人的理论构建和概念测量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Garnefski等编制了《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Garnefski and Kraaij，2006a；Garnefski et al.，2001；Zhu et al., 2008；朱熊兆等，2007），这一问卷包含了九个分量表，分别测量个体在面对负性事件时所使用的九种认知调节策略：自我责备（selfblame）、责备他人（blamingothers）、反复回想（rumination）、灾难化（catastrophizing）、转换视角（putting into perspective）、重新积极关注（positive refocusing）、积极重评（positive reappraisal）、重新关注计划（refocus on planning）和接受（acceptance）。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Garnefsiki等进一步把前四种策略归为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后五种归为积极的认知调节策略。
尽管对应对策略的具体分类有所不同，情绪调节的应对策略模型往往关注如下几个问题：应对策略的界定和理论建构（Garnefski et al.，2001），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应对策略的发展和使用（陆芳和陈国鹏，2007），应对策略在具体应激情境下的有效性及影响因素（Auerbachetal.，2007；Baker and Berenbaum，2007），以及应对策略使用上的个体差异等（Blanchard-Fields et al.，2004；Feldner et al.，2004；Garnefski et al.，2004）。在这类情绪调节模型下，最常用来鉴别和测量应对策略的方法是问卷法，让被试报告在亲身经历或假想的应激情境下，所采用的应对方式和策略。
以Garnefski等编制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为例，研究者采用这一问卷考察了特定认知调节策略与某些心理症状和心理障碍（如焦虑和抑郁）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群体在认知调节策略上的使用情况和差异，并普遍发现，使用特定的消极认知策略和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及负性情绪的产生有正相关；此外，在具体策略使用上，存在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似乎并不稳定（Garnefski and Kraaij，2006；Garnefski et al.，2005; Garnefski et al.，2001；Garnefski et al.，2004；Zhuetal.，2008）。
2）过程模型
在当前情绪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模型是Gross（2002）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Gross把情绪调节界定为“个体对自己具有哪些情绪、何时具有这些情绪、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并施加影响的过程”（Gross and Hansen，2000）。他还指出，情绪调节并非单纯指减弱负性情绪，情绪调节既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并且情绪调节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这一模型认为情绪调节贯穿情绪反应的始终，而情绪调节策略的区别则在于这些策略在情绪反应时间轴的哪一刻对情绪产生过程起作用。按照起作用的时间前后顺序，Gross归纳出了5种情绪调节策略：情境选择（指采取回避或趋近某情境的方式来调控情绪）、情境修正（指主动控制或改变情境）、注意调配（指选择对情境的某一方面施加关注）、认知改变（在所注意的某一方面所能被赋予的多重意义之中进行选择）和反应修正（在情绪反应倾向已经被诱发后再尝试对其有所影响）。他又把这五种类型的策略分为两大类：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ante-cedent-focused）和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response-focused）。前四种都属于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最后一种属于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他根据两种分属这两大类情绪调节的策略编制了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用于测量表达压抑（expression suppression）（指的是抑制对于内在感受的外在表现，属反应关注策略）和认知评价（cognitive appraisal）（指的是改变对带有情绪唤起的情境的建构，从而降低情绪的影响，属先行关注策略）这两种认知策略（Grossand Hansen，2000；王力等，2006）。
在Gross的过程模型框架下，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不同的策略使用的结果（即对生理、认知、情绪体验和行为反应的影响）（Grossand Han-sen，2000；李梅和卢家楣，2005，2007），不同策略的脑机制（Goldin et al.，2007；Ochsner and Gross，2005），以及个体差异问题（Grossand Han-sen，2000；曹慧等，2007）。
一般来说，这个理论框架下的实验室研究范式的基本结构分为四部分：首先是测量情绪强度或其他变量的基线值；其次是教授给被试特定的情绪调节策略；再次是唤起情绪（使用电影、图片，让被试想象或使用标准化的情绪引发程序）同时让被试使用特定的调节策略；最后是调节策略结果的测量（如情绪强度，认知任务的表现）。另外，也使用问卷测量的方式来评估个体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然后考察这些个体差异的作用。
在以上两种研究取向中，考察最多的特定策略是认知重评和表达压抑。一个基本的发现是：认知重评是更为有效的调节策略，会降低情绪体验和行为表达，并且不会对记忆任务的成绩造成影响，提示其所消耗的认知资源更少；而表达压抑虽能降低行为表达，但无法降低情绪的体验，会降低被试记忆任务的成绩，而且还会增加使用这种策略的个体和其社交伙伴的生理反应（Grossand Hansen，2000；Richards and Gross，2006）。相比惯常使用表达压抑的个体，惯常使用认知重评的个体能体验和表达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少的消极情绪，有更好的人际功能，和主观幸福感正相关联系（Grossand Hansen，2000）；在愤怒激发的实验条件下，更惯常使用认知重评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少的愤怒，表现出更适应的心血管反应（Mausset al.，2007）；在想象任务中，惯常使用表达压抑策略的个体所体验到的感觉及情绪细节也更少（Argembeau and Linden，2006）。Goldin等（2007）则使用f 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考察这两种策略在大脑机制上的差异，发现尽管两种调节方式都降低了被试负性情绪的躯体表达，但认知重评策略比表达压抑策略更早出现前额叶皮层的激活，而表达抑制策略则会更多激活杏仁核。
3）病理模型
近年来，临床心理学领域中发展出了不少以情绪调节为核心的心理病理学/精神病理学模型/观点。这些模型/观点可分为两类：一是整合的模型/观点，即适用于所有心理障碍/症状；二是针对某一类心理症状/障碍的模型或观点。这些情绪调节的心理病理模型/观点主要持两种观点：其一，认为特定和/或普遍的情绪调节的失败/紊乱造成了心理症状/障碍；其二，特定的症状被作为一种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机制。
在第一类模型/观点中，Bradley（2000）从情绪调节和心理病理学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一个整合的“大脑-心理”的情绪调节模型。她认为，遗传素质和后天经验因素会影响到个体是否容易体验到过度的应激或唤起。应激会导致个体使用不同类型的策略来调节，这些策略的选择则又会受到遗传素质和后天经验的影响。如果调控失败，这种应激所造成的痛苦就会持续存在，从而最终发展成为症状或障碍。在这一模型中，症状是个体的情绪体验和个体对这些情绪体验进行调节的努力的一种共同的反映。
在第二类模型/观点中，则包括抑郁症状被认为和低情感修复能力（即无法有意识地主动降低负性情感）、认知抑制能力缺陷、使用反复回想的调节策略有关（Auerbach et al.，2007；Austin et al.，2007；d'Acremont and Linden，2007），社交焦虑症状被认为和使用表达压抑策略有关（Kashdan, Elhai，Breen，2007；Kashdan et al.，2007），但由于这些基于实证研究的模型/观点多是对自陈问卷的结果做相关分析得出来的，再加上不同研究者使用的测量情绪调节缺陷的问卷在操作定义多并不统一，所以这类模型/观点或是笼统的，或是零散而不成体系的。
3.小结
在当今情绪调节的研究领域，情绪调节在概念界定和测量上是相当多元与复杂的，这种多元和复杂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研究者对于情绪本身的不同理解和界定（Coleetal.，2004），也来源于研究者本身背景和研究领域上的差异。从情绪调节的定义上来看，Gross提出的过程模型是所有概念界定中最为宽泛的，他认为个体进行情绪调节的过程贯穿个体情绪体验的始终，而情境应对模型和病理模型则似乎更多侧重考察在个体体验到某种情绪之后的情绪调节过程。面对这种在概念界定和测量上的巨大差异和模糊性，Cole等（2004）提出，为了更为清晰地对情绪调节作操作化定义，一种可行的方式是作出两种基本的区分：首先，将情绪激活和情绪调节过程加以区分；其次，将情绪对行为和认知反应进行调节的过程与情绪被认知和行为反应所调节的过程加以区分。
尽管在概念界定、测量及所关注的问题上有所不同，不同的情绪调节观点和模型都从不同角度提出并证实：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维系和心理病理症状的产生有密切关系，而且这些模型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了认知评估过程在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中的作用。此外，有关情绪调节的实证研究表明，情绪调节的有效性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不仅包括情绪主观体验的变化，还包括生理反应的变化、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及对行为反应和人际功能的影响等。但需指出的是，现有的情绪调节理论模型都是非情绪特异性的，并不区分不同情绪之间在情绪调节上的差异。鉴于不同情绪在其诱发情境、生理、认知和行为反应成分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对特定情绪的情绪调节及其有效性也必然存在差异，因而考察对特定情绪（如羞耻情绪）的情绪调节过程和策略的有效性，其间的个体差异及其和特定心理症状/障碍之间的关系无疑也是当今情绪调节领域中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方向。
1.1.3 现有理论及研究现状
截至2015年为止，系统阐述个体对羞耻情绪进行自我调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十分有限。大多数关于个体如何应对或调控羞耻情绪的理论阐释多侧重于在羞耻情绪激活后，个体会用何种反应模式来应对羞耻体验，而且也都不以情绪调节理论自称。例如，Lewis（1971）用精神分析中重要的防御概念来阐释个体对羞耻情绪的调节，她指出，除了压抑外，个体经常使用的防御方式包括遗忘（失忆）、与他人认同（如认同他人对自己的指责和攻击）、借体验其他更能为自我所接受的情绪（如内疚、愤怒等）来替代羞耻情绪体验。上文曾提到过的Trumbull（2003）的人际创伤模型指出，个体有两种调节羞耻情绪的倾向：①是带有抑郁特点的麻痹反应，然后尝试在重要他人处寻求妥协和和解。②是出现带有自恋特点的愤怒，然后尝试通过报复的方式来挽回受损的自尊。Lee等（2001）提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模型也指出了两种对羞耻情绪体验的应对模式：一是用回避和隐藏的行为来避免进一步体验羞耻情绪；二是采用责备他人的归因方式，因而常常会体验到外指的愤怒情绪。
Nathanson（1992）提出的羞耻情绪的“罗盘”模型（Compass of Shame）是现有理论中较为系统地阐释个体如何调控羞耻情绪的模型，这一模型是在Tomkins对羞耻情绪的界定和其脚本理论（scripttheory）的基础上提出的。所谓的脚本是指“一系列成型的法则，这些法则被用于解释、评估、预测、产生或控制情境”（Nathanson，1992；Elison et al., 2006）。罗盘模型描述了个体对羞耻情绪的四种反应模式：①退缩（withdrawal），指的是个体承认自己有指向自己的、负面的情绪体验，接受和羞耻情绪相关的认知评估信息，并且尝试脱离诱发情境，或出现回避反应。这种模式伴随的情绪体验可包括羞耻、悲伤、恐惧和焦虑，伴随的认知反应是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和/或个人特质是糟糕的，伴随的调节动机则是通过退缩来减少暴露在诱发情境中，从而降低羞耻体验。②攻击自我（attack self），指的是承认自己有指向自己的、负面的情绪体验，接受和羞耻情绪相关的认知评估信息，并将愤怒指向自己。这种模式所伴随的情绪体验可能包括针对自己的愤怒、鄙视或厌恶，伴随的认知包括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和/或个人特质是糟糕的，其调节动机则是通过诸如表现出自责、弥补行为、服从行为等反应，最终获得他人的重新接纳来控制羞耻情绪，尽管这种反应模式本身很可能会增强个体体验到的羞耻感。③回避（avoidance），指的是个体并不承认有指向自己的、负性的情绪体验，否认羞耻的相关认知评估信息，并通过分心的方式让自己体验不到负性的感受。这种反应脚本常伴随的情绪是中性或正性的感受。例如，感受到兴奋或愉悦，伴随的认知是并不觉察到自己的行动和/或特质是糟糕的，其调节动机是将自己的羞耻体验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或掩饰自己有羞耻的体验。④攻击他人（attack other），指的是个体并不一定会体验到负性的、指向自己的情绪感受，常常会否认羞耻相关的认知评估信息，并且会转而希望让其他人体验到负性的感受。伴随这种模式的情绪体验常常是指向他人或外部环境的愤怒，伴随的认知是外归因和责备他人或环境，其调节动机是通过将羞耻体验外化来减少体验到羞耻。例如，表现为在言语上或行动上攻击别人或环境。在四种反应脚本的关系上，退缩和攻击自我都是个体承认了自己体验到了指向自己的、负性的情绪体验，并承认与羞耻相关的认知评估信息，但两者有着不同的调节动机；而回避和攻击他人都是试图不承认指向自己的、负性的情绪体验，不承认与羞耻相关的认知评估信息，但两者在调节的动机及伴随的调节行为和认知上有所不同。尽管这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被提出，但直到最近，这一理论才被逐步应用于实证研究之中。例如，Elison（2006）等根据这一理论编制了《羞耻罗盘体验量表》（Compass of Shame Scale，Co SS），并初步验证了该理论对羞耻反应脚本的基本假设。
在实证研究上，具体针对个体如何应对或调节羞耻情绪的研究更是相当稀少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钱铭怡等（2003）考察了中国大学生面临羞耻事件时，所采用的应对方式。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从Lazarus的应对模型变化而来的Thoits的4因素应对模型，这个模型在Lazarus提出的以问题解决为焦点和以情绪为焦点的两维度模型之上，又增加了认知和行为两个维度。研究者选择了五个能激发羞耻情绪的情境，并让大学生被试在每个故事下评价十七种应对方式使用的可能性。这十七种应对方式是研究者在预实验中，根据另一组大学生所描述的自己在羞耻情绪体验中所采用的应对方式进行归纳，并比对了Thoits的4因素应对模型后最终确定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体验到羞耻情绪时，最常用的应对方式是接受事件结果、直接面对问题和让时间冲淡一切，最少使用的应对方式是否认和逃避。研究者还考察了高低羞耻易感性的个体在应对方式选择上的差异，发现高羞耻易感性更多使用回避、隐藏感情、祈祷和等待的方式，而低羞耻易感性的个体更容易使用寻求社会支持的方式。尽管这一研究并未深入考察具体调节策略的后果，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在面对羞耻事件时，所使用的应对策略是较为多样的。
另一有参考价值的实证研究是Vleit（2008）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个体如何从严重的羞耻事件中恢复过来的过程。研究者访谈了十三个曾成功应对严重羞耻事件的成年人，并使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对访谈的文本进行了分析。这位具有人本主义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据此提出，个体从羞耻体验中恢复过来的核心过程是对自我的一种重塑，即“个体重新恢复和拓展他们积极的自我概念，修复和增强他们和外界的联结，并且增进他们的力量和控制感”。她还具体提出了个体重塑自我的五个途径，分别是：①联结（connecting），即个体离开退缩和孤立的状态，重新和朋友、家庭、社区或更高的精神力量建立更好的联结关系。②重新聚焦（refocusing），即个体将能量和注意力转移到能增进自信，抵消和羞耻相关的消极评价和无力感的目标、兴趣和积极的行为上。③接纳（accepting），即个体从回避的状态走出来，愿意面对和应对羞耻事件，尤其是面对和表达自己的强烈负性感受。④理解（understanding），即个体去寻找羞耻事件的意义，重构羞耻体验，寻求其积极的意义和价值。⑤抵抗（resisting），即个体用直接的行动和态度来保护自我不受外界的攻击，包括面质和挑战他人对自己的负性评价。研究者还总结了恢复过程的结果，指出当个体最终从羞耻经历中恢复过来后，他/她会体验到过去的羞耻经历已经不再那么痛苦，而幸存下来的自我会变得更为独立、更内控、更自信，也更接纳自我；即便会有残留的羞耻记忆，个体也会觉得这个经历已经是过去的一部分，是自己可以应对的。这一研究的特点在于，其本身带有较为鲜明的人本主义理论的价值观，把个体看作是一个能积极塑造环境，能将自己的力量最大化的积极主动的行动者，因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个体如何调节羞耻情绪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