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20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一直交织着两条主线，一条是传统的乡村社会日益城市化，另一条是城市发展加速现代化。一方面城市化是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城市现代化又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反映。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和水平并不完全同步，形成一幅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城市发展的历史画卷。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关注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问题研究的人员日益增多，研究的领域日益广泛，研究的成果日益丰硕。近年来，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多元现代性”理论被一些学者运用，注重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性”，以及传统城市的现代转型。在城市化道路研究方面，“都市化”“逆都市化”“城市空间”“城市结构”“城市形态”“城市社区”等城市发展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运用。
在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研究中，战争与城市发展关系问题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美国著名城市学者乔尔·科特金通过对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印度河流域城市、中国的城市、罗马帝国城市、伊斯兰世界城市、威尼斯商业城市，以及近代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等城市的研究，提出城市发展具有三个必备要素：神圣、安全和繁荣（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安全是指对一个城市所能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即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包括安全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全球城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在其成果《全球挑战的城市化趋势：以不对称战争为例》指出：长久以来，城市一直是战争、种族、宗教冲突，以及贫富分化各种矛盾的发生地，但是城市往往通过商业和市民活动缓解战争给自身带来的创伤。在全球化时代下，城市正在成为不对称战争，以及城市暴力发生的集中场所。20世纪发生的系列现代战争，如“一战”“二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都表明，城市是现代战争争夺的重要目标，战争与城市发展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战争可以阻碍城市发展甚至给予城市以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当战争发生时，大量城市人口为躲避战争往往选择迁移到相对安全的城市，从而造成短时期内城市人口的非常态集聚，给城市发展带来一些超常规的战时机遇。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城市布局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以及交通要道沿线。总体看，东南沿海、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等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地区，城市发展较快，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密集。而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相对较慢，数量相对较少，规模有限，分布较为稀疏。日军的侵略造成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沦丧，使中国沿海城市发展的正常轨迹被迫中断，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西部转移，中国城市布局结构遽然演变。时人对此即有较为清晰认识：“此次抗战中对人口数量影响较大，与其为绝对数量之减少，无宁为人口之移动，即人口分布变动。抗战以来沿海沿江逐渐沦为战区，而战区都市尤为敌人肆掠之目标。故即发生三种移动情形：一为战区人口普遍向后方移动，尤以沿江海人口素密之平原地带，移入西南西北等高原区域及四川盆地者，为数实极多；二为沦陷区与战区都市人口，向偏远乡村移动，因敌人侵略目标及据点概在都市，则向在都市中之人口，除老衰及无力或未及逃避者，皆四散逃避，但这种逃避之人口或因交通工具缺乏，或因在他乡谋生不易，有一大部分逃归乡里，同时后方农村不易容纳新来之籍者，故几全集于都市，如昆明人口原仅数万人，战即骤至十余万人，重庆则在民国二十六年底时，全市人口仅四十七万，至民国三十二年底即已添置至九十三余万人，其他较小都市及县城，凡属有新创事业或交通通道之处，人口莫不数倍增加。同时因战时后方工商业之发达，农村人口征调之频繁，即后方人口亦大量向都市集中。”（刘鸿万：《工业化与中国人口问题》）人口迁移只是战时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还有诸多因素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演变。
关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城市史研究，学术界较关注陪都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建设情况，对同为战时大后方重要城市的贵阳，相关研究则较为缺乏。以深选取抗战这一特殊时段贵阳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充分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城市史研究的相关理论，从战争与城市发展的视角，以城市早期现代化为主线，以分析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为主要内容，以城市结构功能转型演变为切入点，从城市规划、贵阳市制设立及城市管理、城市社会变迁等方面对战时贵阳城市发展的场景进行再现，勾勒出战时贵阳城市结构功能演变，以及贵阳城市发展中早期现代化加速转型演变的总体趋势，分析了战时贵阳城市发展的非常态特征，以及跃进性和畸变性共存的发展轨迹，剖析了外力植入和内生发展动力增长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推动战时贵阳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即多元动力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内外合力”论，揭示了战时贵阳城市发展的特殊性，总结了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研究路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分析透彻，论证有力，问题意识突出，现实关怀性强，主要观点说法力强，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贵阳为典型的高原山地之城，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贵阳城市形成较晚，发展缓慢，长期处于有城无市的状况。从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分析，古代贵阳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主要源于军事和政治因素，城市经济功能不明显，城市经济的消费性远远大于生产性，加之贵阳城市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地，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腹地与周边乡村缺乏紧密联系，城市发展受外力植入的影响较大，受周边乡村农业发展的影响有限，除屯田外，维持城市人口基本消费需求的产品不得不依靠政府的供给，从而形成浓厚的驿站功能特征。因此，从元经明至清，贵阳城市规模发展力度不大，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不明显，城市人口的集聚力和城市经济的辐射力不强。抗战时期，贵阳城市战略地位提升，“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以为非把贵州建设起来不可”，认为“抗战开始在贵州是建设开始，抗战时期是贵州建设的唯一机会”（吴鼎昌语，见《吴主席训话汇刊》）。战时以贵阳为中心的公路运输网络的形成，使贵阳从西南驿道枢纽演变为新的公路运输中心，成为“绾榖西南的中枢”。大规模的政府机构、工厂企业、高等院校，以及大量人口内迁贵阳，给贵阳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外力。与此同时，贵州地方当局乘势而为，1939年建立贵州企业公司，推行股份制，后来发展成为贵州本土建立的最大的工矿企业。1941年贵阳市制设立，推动了贵阳城市政治体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演变。外力与内力的融合，共同推动了战时贵阳城市的快速发展。
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是西南地区传统政治军事中心城市从封闭保守向逐步开放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同时也是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以深为贵州本土人士，攻读博士研究生前即已对贵阳城市史尤其对贵阳近代城市史有较多涉猎。现在，他又以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作为其博士论文。在指导以深完成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我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有全国视野，近代贵阳城市史研究立足贵阳但又必须跳出贵阳，从抗战时期中国城市停滞与发展的整个大局中审视贵阳城市的现代发展；二是要全程兼顾，既研究抗战时段贵阳城市的超常规的“突变”，但又必须兼顾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贵阳城市的发展，将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的发展置于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整个历程进行考察。根据这一要求，以深从纵横两个方面构建起对战时贵阳城市发展的研究架构，既有战时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具体体现的分析，也有战时贵阳城市发展与周边主要城市发展的比较；既有战时贵阳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探讨，也有战时日军侵黔对贵阳城市破坏的介绍；既有战时贵阳城市发展轨迹的梳理，也有战后对贵阳城市发展的反思和经验总结。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是基本实现了。然而战争与城市的关系，以及欠发达地区城市现代化问题研究等还是远不被人们认清的重大课题。我寄希望于以深，认识无止境，研究无禁区，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
是为序。
2014年12月11日于武汉知音湖畔之自在心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