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1962年10月，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召集一批高级军政领导人到北京开会。距首都2000英里外的中国西部，在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带，中印两国军队在双方有争议的边界线两边互相对峙。争议起源于对历史的不同解释：印度坚称英国统治下划定的边界有效，而中国坚持以当年中华帝国的疆界为准。在此之前，印度沿自己认定的边界一侧建立哨所，中国则包围了印度的阵地。解决领土争端的谈判以搁浅告终。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他追溯历史，借鉴了他正打算破除的中国古典传统。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两国仍可以长期和平相处，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不得不使用武力“敲打”印度，迫其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那“半次仗”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毛泽东认为，由于蒙古和中国当时同属一个政治实体，所以这是“半次”中印战争。）帖木儿大获全胜，然而他的大军进入印度后屠杀了10万多名俘虏。这一次毛泽东叮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1]

毛泽东召见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正是他们领导着矢言要重塑国际秩序、与封建历史决裂的新中国——然而在座的人中没有一人质疑过距今久远的历史先例与中国当前的战略需求是否相干。根据毛泽东阐述的方针，中国开始制订进攻计划。几周之后，中国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发起突然袭击，给予印度的阵地致命打击，然后旋即撤回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甚至还退还了缴获的印军重武器装备。

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战役的战略方针做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其他社会，包括美国，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普世适用。然而，唯有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始终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并使四周邻国默认这一观点。从公元前3世纪中国崛起为一个统一的强国到1911年清王朝的覆亡，中国一直占据着历史悠久的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中国的皇帝高踞一个涵盖宇内的政治等级体制的顶峰（而且得到大多数邻国的认可），其他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都是他的诸侯。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标志。哪怕是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和外来征服者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华文明，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常常是走向被中国同化的第一步）。

虽然中国历经劫难，有时政治衰微长达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即使在贫弱分裂时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检验地区合法性的试金石。中外枭雄竞相逐鹿中国，一俟统一或征服它后，即从中国的首都号令天下，对中国乃宇内之中心这一前提从未有过任何异议。其他国家或以族裔、或以地理特征命名，而中国称自己为中国——“中土王国”或“中央之国”。[2]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使可能有过于简单化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