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的独特性(1)
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倍加珍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黄帝被很多中国人尊崇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帝王。根据这一传说，当时中国似乎已经存在。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出现时，当时的中华文明陷入混乱。各路诸侯相互攻伐，鱼肉百姓。统治者大权旁落，无力维持社会秩序。这位英雄招募军队，平定天下，被百姓拥戴为帝。[1]
黄帝于是作为中华始祖流传于世。然而根据有关黄帝的古代传说，他重建了而不是创建了一个帝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中国历史的这一悖论同样体现在古代圣贤孔子身上。孔子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始祖”，尽管孔子强调说，他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是想重振大同的理念。大同理念曾盛行于黄金时代，然而在孔子所处的政治乱世已不复存在。
19世纪的一位传教士和旅行家凯吕斯·古伯察在思考中国起源这一悖论时评论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虽欲穷其渊源而不可得。中国人早期的生活状况邈无痕迹，此乃中国的一大特点。研究一国历史时，我们习惯于先确定一个清楚的起点，然后借助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历史传统及重大历史事件，一步步地追溯文明的衍变过程，从其起源到发展，再到壮大，直至衰亡（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则不同，无论何时，他们似乎永远处于和今天相同的发展阶段。历史文献验证了这一观点。[2]
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中国有书写文字时，古埃及正处于鼎盛时期。希腊辉煌的城邦尚未兴起。罗马帝国的建立还是1000年以后的事。而今天有十多亿人仍在使用直接从商代延续下来的书写体系，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碑文。当代中国，无论书籍还是会话中，依然饱含从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的养分，例如关于战争策略和宫廷权谋的警句格言。
同时，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然而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权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志在统一的人物站出来，基本上沿袭黄帝的做法，征服敌手，再次一统中国（有时是开拓疆土）。《三国演义》是一部写于14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数百年来深受中国人喜爱（包括毛泽东，据说他年轻时沉迷于此书）。该书卷首的一段话脍炙人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3]中国的每一次分裂都被视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每次改朝换代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经战祸考验，终得以延续。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统一意义深远，此前的朝代延续了近千年。随着分封的诸侯从自治渐渐走向独立，周朝逐渐解体，陷入了长达250年的动乱，史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相当于西方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其间，欧洲诸国根据均势理论互相争夺霸权。自公元前221年起，中国维系了大一统帝国的理想，然而分裂与统一的循环周而复始，有时一个周期长达数百年。
国家四分五裂时期，地方豪强混战不止。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4]，中国人口从5000万减至1000万，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各方打得同样惨烈。
古代中国疆域最大的时期，文化势力圈覆盖整个亚洲大陆，远非欧洲国家可比。中国语言与文化以及皇帝的敕谕行及所有疆土，从北部绵延至西伯利亚的草原和森林，到南部的热带雨林和层层梯田的水乡；东部港湾密布、运河交织、渔村点点，西部有戈壁荒漠及终年冰雪的喜马拉雅山。疆土辽阔的中国加深了自成一体的观念：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或者说“天下一统”。
中国的强盛时期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中国却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正如毛泽东日后所说，中国当时知道有一个印度，但历史上印度往往分裂为诸多王国。中印两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交易商品，传播佛教思想，然而几乎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了两国之间更密切的交往。中亚无垠的荒漠隔断了中国文化与波斯和巴比伦近东文化的交流，更不要说罗马帝国了。中国与他国之间时有商队往来，但作为一个社会，中国似乎不需要与同样幅员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尽管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核及政治制度，但却彼此相轻，它们处理彼此关系的方法就是减少往来，几百年一直如此。欧洲地处中国人所称的“西洋”，距离中国更为遥远。正如1793年中国皇帝对一位英国使者所说，既然是西洋，中国文化自然鞭长莫及。
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国的航海技术即居世界之首，其舰队本可以将中国带入一个探险和征服的时代。然而中国没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对大海另一边的诸国并无探知的兴趣。[5]中国也没有提出过跋涉重洋向未开化之地推行儒家学说或佛教的理论。元朝蒙古人曾凭借宋朝遗留的舰队及其经验丰富的船长两次试图到达日本，每次均因天气恶劣——日本人所谓的神风——无功而返[6]。尽管远征日本是可行的，然而元朝灭亡后，中国再未作过尝试。没有一位中国当政者提出过中国应控制日本列岛的理由。
但公元1405～1433年明代初期，中国开始了历史上最壮观、最神秘的航海之旅。郑和统率技术上最先进的“宝船”舰队出洋，远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郑和下西洋时，欧洲的探险时代尚未开始。中国的舰队拥有似乎难以超越的技术优势，无论舰船尺寸、技术水平还是舰船数量，均令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尚是150年以后的事）相形见绌。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对郑和下西洋的确切目的依然存在争论。郑和是探险时代的一位杰出人士。他是回族人，幼年入宫，历史上很难找到有类似经历的人。航海期间，郑和每到一地，便宣示中国当朝皇帝的德威，厚赠遇到的君主，邀请他们或亲赴中国，或派遣使者访华，让他们通过行叩头礼的方式认可自己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承认皇帝的至尊地位。然而，除了举行庄重的仪典炫示中国的伟大外，郑和对开疆拓土似乎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带回国的不过是礼物，即“贡品”。除了为天朝扬威这一抽象成果外，郑和没有为中国攫取领土或资源，充其量不过是较早地运用中国的“软实力”[7]，为中国的商人创造了良好条件。
1433年，郑和的航海活动突然结束，当时正值中国北部边患再起。新皇帝下令解散舰队，销毁郑和的航海记录，此后中国人再没有下过西洋。虽然中国的商人继续沿着郑和昔日航行过的海路往来穿梭，但中国的航海能力却日益衰微，以至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面临海盗侵扰时，明朝的统治者竟想强迫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10英里。中国的航海史就这样成了一片生了锈的合页。就在西方对航海兴趣日浓之时，有能力称雄海上的中国却自愿放弃了航海事业。
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1850年，一位英国翻译家写道：
一个聪慧的欧洲人，如果习惯于思考一些国家的优势和不足，只要提出几个问题，即便不掌握什么数据，也可对一个他此前并不了解的国家的人民有一个大致不错的认识。但若以为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则大谬不然。对外国的排斥加上本国的封闭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比较的机会，这可悲地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中国人完全无力挣脱自己的生存环境，评判任何事情皆套用中国的传统观念。[8]
对周边的朝鲜、越南、泰国和缅甸等国，中国当然有所闻。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国乃世界中心，是为“中国”，其他国家皆是中国文化的变种。中国人认为，吸收了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的其他小国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中国文化的辐射圈涵盖整个东亚。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有一句名言：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自诩为民族国家的文明社会”。[9]
支撑传统中国这一世界秩序的妄自尊大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迟至1863年，中国的皇帝（他本人即是200年前征服了中国的“异族”——满族王族的一员）致函林肯，告之中国致力于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在信函中自高自大地称：“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10]发此函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与西方列强的两场战争——西方列强正忙于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这位中国皇帝似乎认为，这些灾难与其他蛮夷的入侵没有二致，最终也会败给中国人的坚韧不拔和优越的文化。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并非臆想。汉族人代代向外扩展疆界，从最初起源的黄河流域逐渐将四邻吸引过来，形成一批不同程度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不逊于西欧诸国、印度和阿拉伯各国，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11]
中国不仅在人口和疆土上远远超过欧洲诸国，而且直到产业革命前，仍远比它们富饶。一套运河体系把江河湖泊与人口中心连接起来。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密集的贸易地区。[12]由于中国基本上自给自足，其他地区对它的辽阔和富饶只有粗浅的了解。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13]
中国的活力和繁华令近代初期接触过中国的西方观察家瞠目。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杜赫德在1736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去过中国的西方人的惊愕：
各省地方特产丰饶，加之假河道及运河运载货物之便利，帝国的国内贸易总是一派繁荣……中国内地贸易量之大，即使把全欧洲的贸易加在一起，也难与之相比。各省犹如诸多邦国，彼此互通有无。[14]
30年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写道：
毋庸置疑，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美丽、人口最密集、最繁华的王国。中华帝国不亚于一个统一在同一王朝之下的欧洲。[15]
中国与外国人通商，偶尔也会采纳国外的思想和技术。但中国人一般认为，无论奇珍异宝还是知识学问，中国都应有尽有。由于各国渴望与中国通商，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把通商看作普通的经济交换，而称之为“朝贡”，以示他国承认中国的至尊地位。这种观点并非尽是妄语。
儒家学说
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凭借武力建立的，然而没有一个能够靠武力延续下去。若要长久统治世界，必须化武力为义务。否则统治者会为了维护统治耗尽精力，却无力塑造未来，而塑造未来才是政治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压迫若能让位于共识，帝国即可得以延续。
中国就是一例。中国统一的方式以及周期性的分裂与统一有时极其残酷，中国历史上不乏血腥的叛乱和暴虐的皇帝。1 000年来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世俗的。当强调禅定和内心平和的佛教开始出现在印度文化中时，犹太教先知，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先知则宣扬人死后还有来世的“一神教”。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的世界是自己创造的。虽然中国人称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但仍源于本国。
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一位古代哲学家的教诲，后人称其为“孔夫子”或“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末期人。当时政治动荡，诸侯混战，随后进入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统治中国的周朝日益衰微，无力管辖争夺权力的各方诸侯，任凭贪婪和暴力肆虐。大一统的天下再度陷入混乱。
孔子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在自己国家游走四方，希冀能受到当时互相争斗的某个诸侯的重用。然而孔子又和马基雅维利不同，他更注重社会和谐，而不是玩弄权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施仁政，重礼教，行孝悌。或许他未能向潜在的雇主提出一条称强称霸的捷径，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目标，未能找到一位诸侯以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继续一步步滑向政权的崩溃和战乱。[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