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与其说《千年金融史》是一本为欧洲读者写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为中国读者写的书。中国在金融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中国对金融所做贡献的重要性并非广为人知。原因在于大多数金融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专门研究的特定文明，跨越由语言、学术传统造成的不同界线会令他们感到不适。作为一名金融经济学家，我较少受到这种限制，能够进行综合论述，在世界金融史中给予中国合适的位置。本书通过东方与西方的交叉叙事，比较和对照两者金融演化的路径，分析通过丝绸之路构建起来的东西方之间的联系。

中国的早期金融创新包括铸币、纸币、汇票、各种各样的纸质证券，甚至包括金融数学。这些金融技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在欧洲。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许多其他的金融问题。例如，它通过组织设计、监管以及有关激励的经济理论，解决了大规模财务管理问题。中国先哲是最早一批清晰阐述“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的人。在近代，清朝的中国金融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府参与其中的企业融资方式，用以满足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今天，这种创新性驱动力同样明显。中国能够很好地解决有关风险、储蓄和投资的金融治理问题，其在金融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容忽视。

从个人角度来讲，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对我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因为我毕生都对中国历史充满兴趣。20世纪70年代，我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选修了张光直这位传奇式汉学家的课程。这是一段对于中国考古学激动人心的探索之旅：宏伟的皇家陵墓重见阳光，商代的史学逐渐浮现，学者们追溯了中国农业的独特起源。张光直教授向学生们循序渐进地讲解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界性价值，进而从历史、经济、文字、艺术、建筑和物质文化等角度探索这种价值，使学生们感到兴奋不已。

在后来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张光直教授以及其他耶鲁大学的导师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对我产生了作用。学问必须跨越国家和学科的界线，让自己暴露在不同的环境和研究模式之中，能够拓宽一位学者的眼界。从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心理学或宗教学等多种角度审视一个问题，能够发掘出更为丰富的解决方案。本书认为金融是一种技术——一个工具和制度的网络，用以解决复杂的文明问题。这项技术关乎价值的跨时空流动，运用契约、制度和单据，来实现未来收益承诺这一本质上假想的东西。虽然这个高度抽象化的技术将自身引向了数理分析，但将金融局限于数学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构想过于狭隘和抽象，是大多数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文明的复杂性意味着人们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会产生多种程度的作用。例如，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抵押贷款证券化最初被视作一个风险模型和数学问题。在某些情况下，金融家忽略了或没有考虑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从投资者和房屋拥有者的心理状态，到关注金融机构命运的民族国家的政策主张。金融允许社会跨越时间对于价值进行计划、转移和保护，进而服务于社会。我们的社会越复杂，我们就越需要这种能力。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化的时代，但金融却时常被看作问题本身，而非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人们改变这种误解。

在本书中，我尝试着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将金融置于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中。因为我相信，一个广阔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框架，以及金融的人文维度，对于形成应对金融挑战的稳健对策至关重要。诸如全球养老金储蓄、融资及增长形式的创新这些主要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各方面因素，来让它们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建立金融体系时，人的天性和社会制度必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我绝大部分与中国相关的个人经历都要归功于我的好友和同事——陈志武教授。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耶鲁大学共同学习金融学，并且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金融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本书的许多主题反映了这些讨论和共同发现。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陈志武教授鼓励我访问中国，去见证中国金融的飞速发展。我要感谢他安排我访问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领导者。这些访问令我深感荣幸，也使我有机会目睹各行各业的领袖如何使中国实现飞速改变。这些领导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着新出现的金融工具与休眠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金融制度。我有幸能够听到管理者、企业家、银行家、律师、投资人、学生、研究员和知识分子的观点——所有观点都充分考虑了新的金融进步的重要性。我也非常有幸看到一些金融史上的重要地理标志：从上海外滩到世界上最早的金融理论家管仲的家乡山东临淄。这些访问不仅限于旅游。文化遗址和文化遗产提醒我们，文化是一项相互关联、多世代的事业，有着跨越数个世纪的主题。探访历史遗址会将你与那些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金融的历史蕴含着过去的危机与成功的故事。访问这些事件发生地，让我了解到这些事件的经过和起因。

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建立在我对中国金融史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于这些内容，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柯丽莎（Elisabeth Köll）教授与我一同研究了宋代金融和清代中国企业的诞生。这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引人注目的创新和文化全盛时期。矛盾的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国都面临着外部威胁。宋代的金融创新包括纸币、付款凭单制度和政府“创业”。清代，新兴公司资本主义和外来资金开始出现。在这两种情形中，金融都可以被视为对于外部压力的创造性应对。

与朱宁教授关于中国对世界金融市场参与的合作研究，也使我受益匪浅。朱宁、我和安德烈·尤科霍夫（Andrey Ukhov）研究了通过在伦敦和其他全球性市场发行债券，清代中国如何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迅速融资。虽然全球化资本流动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但也制造了根本性矛盾，最终引发了政治变革。我们的共同研究将金融视作国家的工具，从而帮助我理解债务资金增长更深层的含义。

其他诸多同事也为我了解中国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在耶鲁大学，瓦莱丽·汉森（Valery Hansen）向我介绍了有关当前中国的知识，并与我合著了耶鲁版的金融史著作——《价值起源》。我要感谢史景迁、林毅夫、高平阳、邹玲、范文仲、史美伦、萧凤霞、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布赖恩·维维耶（Brian Vivier）和梁滨，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我将汉学引入本书之中。

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两位译者——张亚光和熊金武。本书卷轶浩繁，语言佶屈聱牙，话题也多种多样，而他们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我谨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最后，我要感谢耶鲁大学历史上对于中国的投入。耶鲁大学一直将中国置于重要位置，每一代耶鲁学者都积极地参与到和中国相关的事务中。因此，我自然而然地从中国的视角看待金融史。若没有中国教师和中国学生参与到耶鲁这个大家庭中，我将不可能完成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