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私人回忆录(2)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待了三年，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几乎什么都忘了，只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黑人——来自非洲的王子，他的领地属于英国（还是法国来着？）。还有一个案件我记得很清楚——涉及法定强奸罪。我什么都没记住也怪不得那些教授，他们为人善良，而且学识渊博。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总是昏昏欲睡。至于原因，我也不知道，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这是不是一种我自己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感觉——一天天过得无关紧要？还是一个懒学生事后的文饰心理？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在大学的那几年（1931年—1934年），我确实学了点儿东西。从威尔斯-格兰旅馆到大学校园，我得经过黑人区。我是不是为了逃避“侵权”和“不动产”这些东西，才找到了蓝调音乐。我不清楚。
我知道的是，我在其中挖到了宝藏：那些见钱眼开的人称之为“种族唱片”（race records）。我记得的歌手有大比尔（Big Bill）、孟菲斯·梅尼（Memphis Minnie）、坦帕·雷德（Tampa Red）和大马塞奥（Big Maceo）。他们让我知道生活之外还有很多东西，甚至超出了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的想象——就此而言，他们说的是巴特林·西基和塞内加尔。
生存。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黑人蓝调音乐的核心就是贫穷。尽管它们显而易见的主题和歌词通常都关乎女人、变化无常或永恒持久，以及征服者约翰（John the Conqueror）的英勇无畏[4]，然而真正吟唱的却是他“贫困潦倒”的生活状态。这位年长的黑人小声低语：“黑人本就生来贫苦。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现在的不景气和1932年的大萧条对黑人有什么不同，我倒是很想听一听。”
这就是他在回忆那些“艰难的日子”时笑得如此苦涩的原因。“这些大人物为什么要自杀？他无法忍受只能带豆子，而不是牛排或鸡肉回家给他的女人。很少听说黑人会因为钱自杀。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有钱。”
即便是在“大萧条”时期，白人过得“穷困潦倒”，黑人的境况也更加不堪。在他们的蓝调音乐里，这一不争的事实被反复吟唱。
我就像约伯那可怜的火鸡，[5]
无事可做，只能咯咯咯，
我太穷了，亲爱的，
不得不靠着篱笆嘟哝。
哦，亲爱的，我要换个地方待，
天啊，我太穷了，亲爱的，
我在黎明的时候向上看。
亲爱的，那些还在矿井下的人儿，
都抬头瞧着我……
——大比尔·布鲁兹尼（Big Bill Broonzy）
画面开始模糊，时光流转。接着就到了解禁年。我和一个同学出现在突然之间就变得合法的酒馆里。当时开始流行一种做法：酒馆为客人的第三杯酒免费。我们去过的所有酒馆都是如此。现在还是不遵守这一习惯比较好。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老铜匠海尼克（Heinicke）因为禁酒令的解除受益最多。他原本总在旅店前厅闲坐，一把年纪，病恹恹的，耳朵又背，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突然之间，好些酿酒厂急需有他这门手艺的人。人们有多渴望喝到啤酒，熟练铜匠就有多短缺。
他一周工作六天，意想不到的高收入和（最重要的是）工作带来的快乐让他变年轻了许多，就像浮士德一样。他新买了一台超外差收音机，搁在占了房间一半的巴洛克式橱柜里，音量开得特别大，可以清楚地传到旅馆全部的五十个房间。一半是因为他实在高兴，一半也是因为他耳背。
其他人则打破以前的沉默，热衷于政治争论，言辞尖刻，通常热闹又滑稽，除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的炉边谈话。每到周日，前厅里都会响起一个新的声音，那就是查尔斯·E.考福林（Charles E.Coughlin）神父，他的声音会从一台放置在高木架上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有人低声说：“关掉，关掉！”但是，马修·麦格罗（Matthew McGraw）坚持要听下去。这个干瘦的老人是我们的夜班职员，戴着眼镜然而目光炯炯（长得和考福林神父极像）。
马修有几分像知识分子。在股市崩溃之前，他是一位木匠师傅。他经常引用书中或者是激进周刊、月刊里的句子。他反对有钱阶层、权贵还有垄断。他会引用德布斯（Debs）、达罗（Darrow）和潘恩（Paine）的话。……1929年10月到1934年11月[社会正义联盟（Union for Social Justice）此时成立]之间的某个时间，马修·麦格又遇上事儿了。这个被人遗忘的人，手边的那杯苦酒满得都溢出来了。
一个印刷工还记得他的父亲从鲍勃·拉福莱特——威斯康星州力主改革的议员——转向了考福林神父。这个沮丧的人想要一个答案。那个态度温和、讲话轻声细语的推销员也是一样，他之前从未质疑过任何事情。他的女儿还记得他说起这位来自罗亚尔欧克的牧师：“他是对的。”这位推销员投了罗斯福一票。
而我的母亲，手紧到吝啬，好不容易存下来的钱也随着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6]帝国的坍塌打了水漂。这样看起来，我之前跑银行费的工夫全是白忙一场。这对母亲的打击特别大。幸亏她之前没有听信街区里一位银行家的话。这位R.L.奇泽姆（R.L.Chisholm）先生吹嘘自己的银行——讽刺的是，居然叫作信任国家银行——是如何如何好。尽管他恨不能跪在自己母亲坟前发誓，并对我母亲的节俭表示钦佩，她还是把自己的几千块钱取了出来。第二天，这家伙的银行就倒闭了。到头来，这位公共事业巨头还是吞掉了她这笔钱。母亲为此恨上了英萨尔，还有她自己。[7]
那是1936年。我很久之前就已经决定放弃走上法律这条道路，在这一年加入了“伊利诺伊州作家计划”（Illinois Writers' Project）。我是电台部门的一员。我们撰写脚本，灵感源于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的画作。这些稿子会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电台WGN[8]上播出。这些对城市文化的贡献让报纸的出版人麦考密克上校（Colonel McCormick）感到非常自豪。在他报纸的头版，总是登载着一幅漫画，要么是方帽长袍、疯疯癫癫的教授，要么是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无足轻重的人物，靠在自己的铁锹上。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制作《伟大的艺术家》（Great Artists）系列节目。在节目尾声，有这样一段话：“……本节目由公共事业振兴署支持播出，署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有人告诉我他经常听节目，而且听得还挺开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录制广播肥皂剧，参与过的节目包括：《帕金斯妈妈》（Ma Perkins）、《贝蒂和鲍勃》（Betty and Bob）和《首场常客》（First Nighter）。工作机会很多，而且没有任期限制。解雇人的理由只有：电刑、终身监禁或者枪毙。
随着工会活动愈演愈烈，在《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支持下，美国广播艺人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Radio Artists）成立。广播人几乎都赞成。但总有一些固执的高管，扮演着卡纽特大帝的角色。但工会运动的大潮席卷了他们。就此而言，当时的氛围是相当宜人的。
其他行业的工会也不尽然。就以美国报业协会（Newspaper Guild）为例。对于三十年代，我最鲜活的记忆——当然也是最悲痛的记忆——就与芝加哥的这场冲突有关，它给我之前的印象画上了句号。赫斯特集团的早报《先驱考察家报》（Herald-Examiner）正在进行一场漫长而严重的罢工。记者们在办公楼外聚集抗议。赫斯特集团的运货车上装了好些人。我记得其中一些是我的高中校友，还有一些曾有过合作。他们现在是双重身份：送货人和恐怖分子。一旦出现情况，他们就会冲击聚集的记者。
我目睹了戏剧化的一幕：一个脸色苍白、浑身是血的记者躺在人行道上，他的同事和路过的行人惊恐地瞧着。大街的中间站着一个结实的大块头，手里拿着车用千斤顶。他四肢张开，似乎在向所有的来人发出挑战。然而，我在他的眼中清楚地看到了恐惧。
其余的已成为历史，我就把它交给那些记忆更完整的人们。这本书就是他们的记忆和反思。
注释：
[1]出自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作品《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2]出自卡罗琳·伯德（Caroline Bird）的作品《无形的伤痕》（The Invisible Scar）。
[3]传统酿酒业会雇用专业的铜匠照看蒸馏器。——译者注
[4]征服者约翰是非裔美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译者注
[5]“约伯的火鸡”（Job's turkey）比喻一个人一贫如洗。——译者注
[6]塞缪尔·英萨尔（1859－1938），英裔美国人。1881年赴美任爱迪生的私人秘书，1892年成为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总经理。1912年他的大型电力公司已拥有数百座发电厂。他又组织一些持股公司，供电网又迅速扩大。1932年这些公司因大萧条而倒闭，英萨尔逃至欧洲；1934年被迫回到芝加哥，因诈欺、违反破产法和侵占罪而三次受审，均被判无罪。——编者注
[7]之后，英萨尔在芝加哥受审期间，漫画作品《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反映了瓦伯克爸爸——勇敢的红头发小姑娘的恩人——的痛苦经历。他自己也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8]全称为“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即“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