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私人回忆录(1)

这是一本回忆录，无关确凿的事实和精确的统计。当回忆起三四十年前的一个时代，我的同事们有时候会感到痛苦，有时又会觉得特别开心，通常是两种情绪交织。起初还有些迟疑，紧接着回忆涌上心头：曾经的痛苦和欢欣、荣耀和耻辱。那时，也同样有过欢笑。

他们讲的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就和彼拉多（Pilate，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提出它时一样不切实际，他的理论无法洗刷掉他的罪恶。在临时歇脚的地方，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讲述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痛苦遭遇，之后约德老爹（Pa Joad）向牧师凯西（Preacher Casy）提出了这个问题。[1]

“老爹说：‘要是那家伙说的是真话呢？’牧师答道：‘他说的是真话，他的亲身经历，并不是无中生有。’汤姆问道：‘那我们怎么办，也会是这样的下场吗？’凯西说：‘我也不知道。’”

我想这位牧师说出了本书人物的心里话。他们的回忆都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确凿的事实或精确的日期都没有那么重要。这不是律师的辩护状，也不是带注解的社会学论文。我们只是试着从一些没有精心准备的幸存者的讲述中去了解“大萧条”那场浩劫。

还有些人并没有受到波及，或者说有些人过得相当不错，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在所有灾难中，情况都是如此。就像卡罗琳·伯德（Caroline Bird）所写的那样，“大多数人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伤害，在身上留下了‘无形的伤痕’。”[2]非常感谢那些愿意在本书中揭开伤疤的人，我深表感激。这本书未能收纳另外上百人（他们散落在四处）的生命片段，我对他们深感歉意，也表示理解：他们让我对这段为人忽视的时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本书中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大萧条”，在很多时候都感到迷茫，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成熟，反而标志着我们的不成熟。该是他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了，也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了解它在我们身上加诸了什么，因而也是了解在他们身上加诸了什么。

我自己并不记得1929年10月里那个阴郁的日子。我也不像那些过目不忘的人，能够记起三十年代里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相反，一些模糊的画面闯进了我的脑海。一些脸孔、声音，间或一段悲伤的回忆或是快乐的一瞬，或是过去一个时代令人惊异的纯真。然而，有一种感觉一直扎根在那里……

即便是现在，当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间小小的汽车旅馆外面“尚有空房”的霓虹灯标识闪着微弱的光，就忍不住想去我母亲过去经营的威尔斯-格兰旅馆。按捺不住一股不可理喻的好奇，我问自己：“它能扛下去吗？明年它还会在这里吗？”

正如我一个年轻的同事所指出，害怕损失财产是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有一位年长的公务人员，在华盛顿工作。只要手头存够了钱，她就会去买一块土地。“如果再来一次大萧条，我还可以靠它们过活。”她还记得新奥尔良码头附近的烂香蕉，那是她每天的伙食。

得益于现代科技，东西可以产出大量的东西。熬过大萧条的那些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此，在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财产）去打架，甚至去杀人。许多年轻人往往看不清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对大萧条一无所知。这个词只在长辈责备他们的时候偶尔出现，并不能让他们对此有所了解。

在二十年代中期，威尔斯-格兰旅馆的五十个房间总是客满，经常还有人等着住进来。我们的客人来自各个行业，基本上都是常住。暂时寄宿的旅客只有那些追求浪漫但又没钱去高级地方的夫妻。奇怪的是，旅馆里总是有房间，即便是给那些有过错的罪人。

每到周六，大部分的客人都会支付上一周的房钱。傍晚时分，我会跑到街区银行去存钱。除了几个流动工人和一位老铜匠（因为禁酒法案而赋闲）[3]，所有的客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法庭》（Judge）和《生活》（Life）（当时还是周刊）上有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和帕尔·洛伦兹（Pare Lorentz）的评论文章，还有杰弗逊·马查默（Jefferson Machamer）画的各色女人，十分热闹。《自由》（Liberty）上有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撰写的体育报道，最难忘的是一篇向被文明毁掉的有几分孩子气的杰出拳击手巴特林·西基（Battling Siki）致敬的文章。《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仍在发行，尚具备偿债能力，还没有预测到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在几年之后的胜利。在高中生辩论队，我们讨论的是美国应不应该准许菲律宾独立，应不应该加入国际法庭，应不应该承认苏联。我们可以任选一个立场。那真是一段悠闲的时光。

这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史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强烈抨击美元外交。鲍勃·拉福莱特（Bob La Follette）和乔治·诺利斯（George Norris）在议员竞选讲台和参议院表达了和霍雷肖（Horatio）相似的立场，反对对外巨额投资。然而，有两张脸孔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副总统查尔斯·盖茨·道斯（Charles G.Dawes）和查尔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前者是一位有责任心的银行家，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重心极低的烟斗；后者之前做过骑师，长相平平，态度和蔼。当时的整体氛围很单纯，但绝非伊甸园式的。

说起那年股市的崩盘，我个人什么都不记得，除了店里的客人渐渐减少，不过一开始还察觉不出来。他们好像被人带走了，没有反抗，也没人看见，跟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blee）的祖母不一样。我们在旅馆门口挂上了“内有空房”的牌子。

留下的客人每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门厅里。之前，我只在傍晚和周末的时候能看到他们。扑克牌磨损得越来越快。棋盘上的红黑格子变得几不可辨。克里比奇牌的木钉也丢得更频繁了……人们越来越暴躁，冷不丁就为了难以名状的原因打上一架。

那些突然闲下来的人会责怪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到社会头上。没错，在市政厅和华盛顿都有饥饿游行和示威，但是当数百万人拿到解雇通知书时，内心是觉得羞愧的。尽管其他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低喃：“我是个失败的人。”

没错，许多穷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但沮丧有时会演变成暴力，暴力又会转向他们的内心。于是，父子背离，正在找工作的母亲一言不发。从某种含糊不清的角度而言，除了那些雄辩的政治反对派，外在因素要对此负责。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个人内心感受到的愧疚。

我们将那些老住客都登记在册。母亲、哥哥和我每天翻看那本越来越难以辨认的账簿时，都会谈起其他人的命运。当情况变得糟糕时，我和哥哥就试图安慰母亲——不管怎样，我们和客人都会挺过去的。她的回答就是指着账簿上潦草的笔迹：真是债台高筑。

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去拜访房东。（在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签了一份长期租约。）他是一个经历过世纪之交的人，没有电话，所有的文件都是手写签署的。他的笔迹醒目流畅，用词也没有错漏。鉴于形势的奇怪转变，他对租约的调整是相当合理的。他这个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选本党候选人时，他投给了胡佛（Hoover），而不是麦金莱（McKinley）。他看上去比我想象得还要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一下子变得笨拙、慌乱起来，这让我很吃惊。

华尔街一位德高望重的金融家回忆道：“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我的重点）1930年，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预测道：“……这个国家将在来年取得稳步进展。”一位投机者诚惶诚恐地回忆道：“像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和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这样的人也损失了巨额财富。无人幸免。”

凯里·麦克威廉姆斯（Carey McWilliams）建议华盛顿的听证会研究引发大萧条的原因。“他们上演了最好的漫画作品。主要的实业家和银行家都出席做证。他们还是头绪全无……。”

我们的旅馆只住满了一半，许多客人更愿意用救济支票而不是之前惯用的现金来交房钱。星期六的晚上再也不能让我兴致勃勃了。

越来越少人谈起奥尔良街头小房间里的姑娘，白天喝酒的人明显增多。有意思的是，赌马的人越来越多：半美元的赌注，六匹马。大家愈发认真地研究起《赛马报道》（The Racing Form）。赛马杂志《伯特·E.科利尔之选》（Bert E.Collyer's Eye）和赛马简报在众人手边传来传去。输掉的黑人去玩数字游戏，输掉的白人则在一边发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