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1)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稳中求进作为治国理政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中的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稳中求进”中的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要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中国经济的新方位，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一、稳中求进折射治国理政新境界[6]

2016年，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中国在重要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这样一张成绩单得之不易，是经济工作践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成果。

首先，适度扩大总需求和初步收获改革红利，经济增长保持在中高速水平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特点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的必然表现。因此，我们并不预期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取得一个V字型的增速反弹，而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争取L字型增长轨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6.7%。观察到增长速度从2012年以来逐年下行，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期间逐季下行的情况，2016年每个季度增长率都稳定在6.7%，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短期的L字型企稳。

其次，产业优化升级态势已经呈现，目前的增长速度包含了新的动能。新常态下的增长速度是在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中实现的，评价引领新常态的效果，就是要看新动能的形成，能否在合理的程度上舒缓传统动能减弱所导致的增速下行趋势。由此来看，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自2015年首次超过50%之后，2016年继续提高，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保持较高增速。从财新智库等单位按照更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含量等特征定义的“新经济”部门看，如果不考虑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这些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稳步提高。

再次，经济增长速度符合潜在增长率，整体上保障了充分就业，民生得到持续改善。根据估算，2016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6.6%。由于实际增长率不低于该水平，这是一个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增长速度。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1%以下，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虽然部分职工在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中遭遇结构性或摩擦性失业，但是，社会保险、公共就业服务和相关职工安置办法，有效帮助了再就业或社会政策托底。整体上充分就业的状况，保证了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也延续了2009年以来的缩小趋势。

最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球化逆风，我国对外开放向深度发展，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成功举办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都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可见，中国经济6.7%的增长率可以为全球经济贡献31.8%的增量。

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在按照预定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风险不是来自增速的下降，而是来自误判和不当的应对措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决不能以牺牲增长的质量、效益、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代价，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增长目标，而应该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从党中央治国理政基本原则出发，遵循新常态这个发展大逻辑，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才能做到“稳中求进”。

二、稳中求进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大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与此同时，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做出重大调整，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将之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我们要从理论上深化对稳中求进思想方法的认识，在实践中转变急于求成的思想观念和操之过急的工作方法，推动经济转向平稳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

（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稳”才能更好地“进”

稳中求进，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态度。“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稳”，才能更好地“进”，更持久地“进”；“进”，才能更有效地保持“稳”，更高水平地实现“稳”。这里的“稳”，强调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稳”；这里的“进”，强调的是“稳”基础上的“进”，是科学有序的“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超越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而急于求成，往往事倍功半，欲速而不达。

“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看，脱离实际情况，急于求成，往往要吃苦头，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更大。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经济工作中比较容易形成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盲目强调和夸大主观能动性，不顾客观条件，不尊重经济规律，往往造成严重失误，带来重大损失。比如，1958年搞“大跃进”，一度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不得不大幅调低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经过三年调整后才使国民经济出现好转。又如，1979年和1980年的“洋跃进”，引发严重的财政赤字和物价上涨，以后不得不大幅调低1981年和1982年的增速目标，才扭转了被动局面。再如，1988年“价格闯关”，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通过治理整顿，大幅调低1990年和1991年的增速目标，才使经济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这些事实都表明，无论是推动发展还是推进改革，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只有稳中求进，才能实现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和改革的有序推进。

从当前国内外发展态势看，稳中求进也是从容不迫应对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重要方法。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变化，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内外政策调整，德、法等主要国家进入大选周期，加之难民事件和英国退欧的后续发酵，增大了全球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利率调整的外溢影响将继续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多年的低利率若逆向调整，还可能引发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服务业占比上升，消费对增长的贡献提高，创新的支撑作用增强，经济由降转稳条件逐步积累。但也要看到，经济下行的周期性因素虽有减弱，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然不足；产业升级和创新步伐加快，但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仍然突出，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仍然面临体制机制约束；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但新兴产业还不足以对冲传统制造业的衰减。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从容不迫应对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保持经济运行环境稳定，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加强重点领域风险排查，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稳定市场预期，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同市场主体沟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加强产权保护，维护法治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

总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避免经济大的波动，促进经济筑底企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二）稳中求进，才能更好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运行呈现一系列新特点，只有稳中求进，才能更好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

从经济增长看，依靠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收窄，要求更加注重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在波动中下行已持续六年，增速从2010年的10.6%逐步回落到2016年前三季度的6.7%。过去一个时期，在应对经济下行时，我们更多从需求侧找出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在当时传统产能市场需求还有空缺的情况下是有效的。随着传统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规模，再简单沿用“老办法”化解供需矛盾，越来越受到投资效率下降和债务杠杆攀升的约束。近年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每新增1元GDP所需的投资）逐年提高，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大幅上升。再用“老办法”稳增长，不仅投资效率会继续下降，债务杠杆会继续攀升，还将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行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扭转拼速度、“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的传统做法，保持战略定力，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加注重从供给侧想办法、出政策，着力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平衡，为需求释放和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

从结构调整看，依靠“铺摊子”扩大产能推动经济增长受到产能过剩的约束，要求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2010年以来，随着传统产业市场需求逐步趋于饱和，工业增速持续回落，服务业比重逐年上升，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0.5%，首次突破50%。在工业内部，钢铁、煤炭、建材、有色、石化、电力等行业已达到或超过峰值。由此可见，再像过去那样，依靠“铺摊子”扩大制造业产能推动经济增长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再沿用“老办法”，通过扩大产能推动发展，就会加剧重复生产和产能过剩，扭曲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我们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更加尊重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通过市场价格调节供给和需求，引导市场主体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迈向中高端水平，形成经济结构的动态优化调整。

从动力转换看，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条件深刻变化，要求更加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入新常态，支撑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幅下降，土地供给日趋紧张，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继续依靠大规模增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已越来越难。在市场的倒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培育新的增长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兴起。2016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品分别增长83.7%、30.8%、18.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5.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上升到11.7%。但新动力规模总体偏小，还无法完全对冲旧动力衰减的影响，旧动力“唱主角”的格局短期还难以改变，经济增长还难以完全摆脱对旧动力的依赖。这就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培育新产业、新服务、新业态的同时，为旧动力引入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形成新旧动力有序接续、协同拉动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