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2)

1.国外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

意识形态一词为法国著名哲学家、感觉主义者特拉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创立，并在他的推动下初具理论雏形。自此，意识形态问题一直为西方理论学界重视和关注，相关的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并争论不断。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研究，掀起了意识形态的研究高潮。意识形态研究的主流大体可以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以及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

（1）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研究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马克思主要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立场上阐述意识形态理论。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现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基本持否定批判的观点。他并未直接针对意识形态作专门的理论阐述，但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哲学、宗教等观念的上层建筑，都进行了深刻、彻底的批判。在其文本中，有很多提及意识、观念、思想体系、观念体系的词汇，以及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评判、社会矛盾的分析，均表达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恩格斯在其晚年时期，针对时代和社会的局势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变迁，也曾专门就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问题撰文阐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本质层面的剖析，使关于意识形态的认知、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的过人之处在于，“马克思并非单纯地对意识形态予以命名式贬损，而是指出了其认知上的虚假性和利益上的虚伪性，马克思把问题的焦点从真假之争转到了利益之别”。【7】马克思所指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成为资产阶级虚幻外衣的虚伪性，是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的虚假性。马克思、恩格斯主要通过探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阐述意识形态，据此抓住了意识形态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8】因此，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革命，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亦涵盖在整个革命斗争中，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争夺点。在其后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斗争实践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逐渐成型，并持续发展。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后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列宁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的关键人物，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列宁提出并创立了科学意识形态和灌输论的思想：其一，列宁提出了科学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释为纯粹的贬义词，列宁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中性词。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和客观真理，绝对与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9】列宁将意识形态视为中性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客观性、真理性，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卑劣的、虚伪的谎言。其二，列宁提出了灌输论。列宁从革命实践特别是俄国的实际出发审视意识形态，强调其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他认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目的即统一广大工人和群众的思想、指导其行动，意识形态的建设需要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进步知识分子的主导和参与，需要通过政治国家进行有目的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是动态的灌输过程。从此之后，在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其领导者、革命党都对意识形态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2）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研究和发展的同时，西方学者也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西方致力于意识形态研究的学者众多、学派林立，涌现出众多具有相当影响力和参考价值的理论观点。其中，大多数理论流派深化、延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同时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一类重要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一是关于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推进。由于意识形态理论深受马克思相关思想的影响，在西方社会，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多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名。国内我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理论展开了持续研究，并立足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实践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其一，关于意识形态与领导权的研究。如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中衍化出异化思想，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平稳运转的前提条件，要通过无产阶级意识革命取得革命的胜利。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对于社会统治的重要性和作用力。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隐性的强制性。齐泽克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如幽灵一样作用于我们，无处不在。其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认为其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自我辩护。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最为突出的代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指出工业社会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成为了没有反抗的动力和想法、依附于资本主义秩序、不反思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则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指出，科学技术被意识形态有目的地利用，为统治权力的维持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其三，其他视角。其他自称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学者，对意识形态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如涂尔干从实证主义研究出发，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意识属性，脱离党派和阶级利益。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要完全尊重事实，以科学的态度撇开主观情感和价值倾向进行研究，引申到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即是要淡化、摒弃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的阶级内涵，实现价值中立。

二是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理论的兴起。意识形态终结论最早在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中初见端倪，雷蒙·阿隆是最早研究意识形态终结观点的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中系统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帕累托、涂尔干、韦伯、曼海姆等众多学者不断发出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并对意识形态终结论从各个视角加以论述，此理论在冷战结束后的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潮，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即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政治组织的最后形式，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是普世价值并适用于全世界范围，由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他尤其强调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停滞或不再有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而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重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10】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论核心是文明冲突论，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随着的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已经不再重要，世界政治的发展模式不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文明的差异将成为引发冲突和矛盾的新根源。综观“意识形态终结”的各种观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要淡化和终结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这种终结和淡化的提法本身即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动权的一种争夺。

需要强调的是，受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影响，国外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相当部分转入其他领域，以研究文化、生活、科技思想等领域的名义隐性和间接地存在。这些研究，同样推进和拓展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

2.国内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

我们党自执政以来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里程碑，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由此，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意识形态研究开始活跃，日益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且逐渐系统化，形成特色。搜索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库以及1997—2015年CNKI全文数据库，题目包含“意识形态”字段的图书有370本、期刊有9604篇、硕博士论文有998篇。这些图书、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的数量在2000年以后均呈大幅增长的趋势。

总的来说，国内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领域划分为两大方面：国外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和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1）国外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和评析，对马、恩意识形态理论的梳理和探讨，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评价和反思。

一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和评析。在这一过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界引进、介绍了大量西方意识形态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思想层面对意识形态安全和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现实的推动下，意识形态的研究进程也突飞猛进，其中主要的研究工作有：其一，西方意识形态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意识形态论著。这些理论成果的引进，极大地开拓了我们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研究的理论视野。如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和《保卫马克思》、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葛兰西《狱中札记》、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等。这些论著的翻译和引进，使我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理论流派有了较为全面和清晰的把握。其二，归纳、评析类研究成果的出现和丰富。这其中有相当部分为系统归纳、梳理、分析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成果。如孟庆顺《全球化时代世界意识形态流派述评》、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王晓升《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方钰《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探要》等评介性的著作。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透和攻击加剧，福山《历史的终结》、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影响力显著。对此，我国学者撰写了大量论著，针对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终结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予以辨析、驳斥。梁建新《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评析》、汪亭友《“普世价值”评析》、梅荣政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与危害》、梁柱《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一系列论著，与之进行了坚决有力的理论斗争。

二是对马恩意识形态理论的梳理和探讨。我国意识形态研究的首要前提即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确立和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逐年丰富和完善，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侯惠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意识形态》、顾海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杨生平《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魏小萍《探求马克思》、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韩喜平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精选经典导读》、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等，这些著作主要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解读和阐释，为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力的学理依据。同时，也有学者加大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的研究力度，通过比较分析，进一步明晰了科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以期进一步完整、准确、与时俱进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论著如李超宗《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衣俊卿《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李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