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导言(6)
马克思的“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前者昭示了生产关系发展的逻辑，后者昭示了在此基础上作为主体的人的发展逻辑，对现阶段我国的转型期社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要清晰理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种种论述中，最核心、最根本、最重要的要旨就在于其所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形态逐级演进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发展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上表现出的逐级递增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在分布上，有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其一是时间维度上社会形态的阶段性演进。根据生产关系递进的规律、人的主体发展规律，表现出了“五形态”和“三形态”。这种基于生产关系的排序，就“不能不受到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重大影响”。对于人类社会一般关系的认知，使我们在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转型期，可以更好地辨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厘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中国要转型到哪里去的问题。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美国金融危机带给全球的颠覆性、深远性的负面效应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科学性，也警示着我们要谨慎对待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转型理论。其二是空间维度上社会形态的横向展开。不管是资本主义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在社会形态的结构上并不仅仅是由经济形态单一占据，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的经济形态不能混为一谈。社会形态的横向展开在马克思那里可以按照领域划分为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等社会形态，也可以按照二分法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再在各自的层级内细分。
二是要辩证对待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五形态说”是马克思立足西欧的发展历程，提炼规律作出的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典概括。但马克思并未囿于西欧，在晚年马克思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马克思根据东方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发展的现状，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五形态说”。1881年2月，俄国的革命民主者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询问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命运以及是否所有国家、社会都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马克思慎重对待此封来信，他于1881年2月至3月，先后写了四次复信手稿。在手稿中他提到：“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26】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出场，使得“五形态说”更加符合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规律。结合两个理论来看，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五种社会形态及其演进次序，是总的历史趋势，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的抽象提炼。时至今日，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一次次地验证了马克思关于历史总趋势、基本规律的判断。其次，“理论源于实际，但并不等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实际”。【27】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家的具体鏖战中，会出现特例、偶然的情况，要以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依据，认真探索各自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再次，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明确地指明了俄国公社要跨越“卡夫丁峡谷”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补充的条件，“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28】这里再一次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要消灭“异化”问题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也为我国的社会转型期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确立了理论指向。因此，我国的社会转型期建设也势必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转型的全方位转型。
三是要明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马克思的“三形态说”立足人的主体地位，揭示了人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演进。“三形态说”具有重要的人本意义：首先，马克思所说的人并非只是抽象的人，而是由具体的有现实意义的个体组合而成的人类集合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9】在此基础上，“三形态说”是在以生产关系来排列社会形态发展的基础上，指出人的交往方式的序列演进“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30】将人的发展置身于实践生活、物质生产中，辩证把握人的发展与客观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连接逻辑。从而使“三形态说”所阐述的人的发展三阶段更具有实践基础和真理意蕴，实现了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其次，从社会发展的最高主旨来看，人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物质关系只是借以实现主体活动目的必然形式，“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类社会发展与否最终要体现在人自身的发展与价值实现上。历史价值尺度与价值尺度、真理性与价值性从来都是合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核心主旨所在，所以恩格斯将唯物史观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1】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具有如此浓厚的人学意蕴，在充满复杂性、矛盾关系的社会转型期，对于如何制定既合乎理性追求又符合人本导向的社会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经济发展不是社会转型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社会转型的最高层次追求。
从上述分析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虽没有以社会转型为名作以专门论述，但其社会形态学说为社会转型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视野和学理框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宏观指导下，在明晰方向、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阶段客观实际，辩证借鉴西方社会转型学说，研究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转型的特殊规律，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路。
总的来说，就意识形态建设过程而言，研究意识形态建构、意识形态宣传的较多，从公众主体的角度出发研究意识形态认同的较少；就意识形态认同的切入视角而言，从青年视角、网络社会视角切入进行研究的较多，从转型期视角切入的较少；就意识形态研究的系统性而言，零散性、碎片性的研究居多，系统性、专门性的研究较少；就国内国外研究比较而言，国外虽然刻意淡化意识形态，但实质上，它们比国内更重视意识形态认同的推进研究，且企图以意识形态认同推进其意识形态霸权的实现。国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认同推进过程中的话语体系构建、方式方法创新等都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之处。
三、关键概念和研究思路
与本书研究相关的概念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等，相关概念众说纷纭、难成一致，因此，有必要在梳理众多概念的基础上把握精髓并予以定义。
（一）关键概念
1.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
社会转型期的内涵具有几点共识：一是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二是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结构根本性的深层次的转变；三是社会转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功的转型意味着积极的、扬弃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变。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涌现与解决中曲折发展。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均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在此背景下，我国社会转型期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深层次的转型发展。
2.党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其涵义包含着如下几个要点：一是阶级性，二是实践性，三是能动性，四是相对独立性，五是系统性。
本书所指党的意识形态，即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党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主要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即一种转型理论。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3.党的意识形态认同
认同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对他者自觉自愿的接受、承认、赞同、从属、内化、践行等。此定义既体现了自我认同的主体性，又体现了对于某一身份或者属性的确认，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对于自我认同的能动作用。
本书所指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目标，根据人们的认同意愿、目的、心理等特征，通过意识形态建构、传播等活动，推动人们对党的意识形态自觉自愿地接受、承认、从属、内化以及践行。
意识形态、认同系统的建构逻辑为：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由主体、客体和介体、环体四个要素构成，并且这四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动态中发展。主体即认同者——人民群众；客体即认同对象——中国共产党及党的意识形态，当前党的意识形态重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介体即认同的媒介、方式、载体、手段；环体是指社会环境或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本书所指的环体即社会转型期。
（二）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分析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的构成要素及其运行逻辑，将执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系统的四大要素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置于社会转型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和考察，分析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的时代价值并以中外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认同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剖析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及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对策。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转型期、意识形态都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相关论述繁多。但与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直接相关的研究却不多，散见于各种相关的文献资料之中。本书立足于文献的查阅、分析、整理，从中抽离出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的相关理论，以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构建起本书需要的理论框架。
2.系统分析法
本书视意识形态认同为一个协调运作的系统，将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系统的四大要素——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置于社会转型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考察，进行系统目标分析、系统要素分析、系统环境分析和系统管理分析，以找出切实推进意识形态认同的措施方法。
3.比较研究法
在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上，中外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认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分析、选择性借鉴。本书选取中外转型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认同案例，分析时代差异、条件差异、主体差异等要素，以在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深入挖掘适合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认同的推进策略和方法。
4.调查分析法
意识形态认同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其实践导向。社会转型期是一幅万象图景，变化万千，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本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实践，分析各类问卷、研究各种社会热点、难点现象，以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接，切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
（二）创新之处
1.研究视角新
一是立足于整体性研究。将党的意识形态认同视为一个具有完整要素和逻辑架构的系统，将之置于社会大系统下，分析其中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影响要素、推进措施等，这本身为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作出一定的理论贡献。二是立足于转型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也涌现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根据社会转型的特征和规律进行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的分析，也是党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亟需研究的新视角。
2.措施建议新
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价值性突显，如何采取措施使党的意识形态在高度复杂的社会转型进程中赢得人民的认同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在。本书在理论分析和现实分析的综合研究基础之上，在推进意识形态认同策略上有两点特色：一是系统性。全面、系统地提出推进意识形态认同的策略选择，避免了以偏概全；二是实效性。通过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建议，如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利益路径、大众传媒路径、生活世界路径等，切实、有效地推动党的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在当代社会转型期实现合理的心理对接，实现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