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祖国之泪(1)

德国的历史正好吸引我们直接面对人性的复杂性——它有时会攀越高峰，有时会堕入深渊，但始终同时具有救赎与和解的神秘可能性，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失败时刻。

1636年，诗人兼剧作家安德里斯·格吕菲乌斯曾经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十四行诗，这首诗名为《祖国之泪》（Thranen des Vaterlandes）。

20世纪之前，欧洲三十年战争曾经是最严重的人为灾难。这首诗总结了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蹂躏，为德国蒙受的苦难而哀悼：

我们如今已经完全、十分完全地受尽蹂躏！

那一群大胆的家伙，狂奏的军号，

沾满鲜血的刀剑，轰轰的加农炮，

已经消耗掉我们所有的辛勤果实。

塔楼已化为灰烬，教堂已被劫掠一空，市政厅成为废墟；

壮丁们牺牲了头颅，少女们受着污辱。

视线所及之处，只有兵燹、瘟疫和死亡，让我们胆战心惊……[7]

时至今日，这段恐怖经历仍然深深烙在德国人的记忆中。

然而，无论战争多么可怕，在长达许多世纪的故事里，它只是其中的一段插曲，但它在19世纪却孕育出强烈的受害者心理——这反过来又成为发生20世纪战争灾难的原因之一。

受害者挥戈反击，受虐者变成施虐者。就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反复多次见过这种模式。我们知道，如果儿童在成长的第一阶段通过直接奖惩来辨别好坏，以观察“正常”的道德和社交发展路径——在第二阶段，我们就会在家庭期待方面看到他们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会形成他们对公共利益的成人判断，并在此背景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但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永远不会超越成长的第二阶段（家庭通常被扩大，或以更大的社区归属感取而代之），有人甚至从来没有走出成长的第一阶段。更常见的是，早年受虐的经历会导致性格扭曲，或者阻滞成长。

承认这一点并不代表我们同意用决定论来解释一切和摆脱罪责，但我们知道，这些模式经常会反复出现。

在大众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畸形模式。当然，如果认为社会发展的模式和个人的成长方式一样简单，那我们就犯了简化主义的错误。但两者还是有相似之处。同样，这并不代表我们同意拿决定论来为罪责辩解。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不。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行为之谜。我们很难做到原谅别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愿原谅别人，除非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自己，就必须认识到让人类结合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人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认识自身——我们作为人类具有何种能力。因此，理解是为了接纳共同的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并互相借鉴学习。

德国是最突出的例证，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就像过去的人类悲剧一样，背景——历史，总是发挥着关键作用。

公元9世纪，阿米尼乌斯（德国人称其为赫尔曼）率领他的部落在条顿堡森林屠杀了三支罗马军团，从而有效地遏制了罗马帝国向北和向东的扩张。这是生活在德国土地上的人们给欧洲舞台留下的第一印象。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这场可怕的战斗到底在何处发生。当历史进入19世纪，人们在一个假想的地点竖起一尊高大的雕像——当时欧洲的最高塑像——以此纪念19世纪德国人眼中的这位神秘人物。他就像法国人眼中的高卢起义领袖维钦托利、英国人眼中的博阿迪西亚女王（或布狄卡）一样——但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发人深省的重要区别。

然而，阿米尼乌斯没能在其胜利之路上锦上添花（超越维钦托利或布狄卡女王）。尽管那场战斗对罗马军队来说是一场灾难——就像汉尼拔带给他们的痛苦灾难一样，但阿米尼乌斯却丧失了继续建功立业的机会。罗马人就像过去常做的那样，重新集结，组建新的罗马军队，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两次击败了阿米尼乌斯。没过多久，阿米尼乌斯的族人就谋杀了他，因为他变得过于强大。但他的功绩千古不朽：他让德国的土地和大片茂密的森林摆脱了罗马人的控制——这一点不同于高卢，也不同于英国。

从此以后，在部落运动兴起、中欧和亚洲入侵的影响之下，罗马帝国开始衰落，于是日耳曼人逐渐迁徙至西欧各地（包括英国）。与此同时，由于罗马军队日益依赖从帝国境内招募军队，日耳曼部落逐渐成了罗马军队的主要兵源。公元5世纪末，在意大利罗马最后的痛苦时光中，日耳曼人既是罗马帝国的守护者，又是罗马帝国的威胁。

接下来，欧洲进入权力的真空期。在此期间，日耳曼王国纷纷成立，并在西欧实施改革。最成功的当数法兰克王国。它的面积不断扩大，横跨后来的法国、低地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大帝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至此，罗马帝国终于重生。查理曼帝国的中心是他在亚琛的大本营。他建立的亚琛中心教堂至今仍然巍然屹立，纪念着他的丰功伟绩。事实上，这座长方形教堂是为了和东方拜占庭帝国的辉煌建筑一较高下。整座教堂采用的是拉文纳圣维塔莱风格——但没有镶嵌马赛克——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最高建筑。

然而，查理曼帝国的面积太大了，始终难以控制。查理曼大帝去世之后，帝国最初分裂成三个王国：西部王国（包括现在的法国大部）、中部王国（现在的荷兰、法国的勃艮第和意大利北部），以及东部王国。

东部王国后来全部落入加洛林家族之手，包括了后来西德的大部分地区。

在接下来的五个世纪里，西部王国演变成法国。到了中世纪，中部王国及东部王国一起被强大的撒克逊继承者拼凑成神圣罗马帝国，其疆域以德国土地为核心。神圣罗马帝国不断入侵南方罗马疆域。962年，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为帝国皇帝。这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但此时其西部的大多数领土已经丧失殆尽（勃艮第被纳入法国）。不仅如此，其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也从未稳固下来。

这个帝国一直在德国土地上延续，直至1806年被拿破仑彻底摧毁。

事实上，被教皇加冕称帝是一件喜忧参半之事，因为它造成了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力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德国统治者不得不参与意大利的权力政治，而这往往不利于他们控制自己的土地。这种参与的结果之一是，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一种卿卿我我的关系，而这也是德国文化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对此详细探讨。但在政治上它却导致了德国中央权力的弱化，为德国历史带来诸多影响长远的后果。

法国日益发展壮大，并最终通过英法百年战争（在英格兰，战争也有相同的效果）获得了更加清晰的国家身份认同。德国则以不同的方式在演变。德国身份并非毫无意义：从15世纪中期开始，神圣罗马帝国就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第一帝国”。[8]但帝国的角色不断将德国统治者拖入意大利战争的泥淖中，其发展成果也常常转瞬即逝。与此同时，同教皇争夺道德权威的竞争也逐渐白热化——而且在整个欧洲蔓延，包括亨利二世统治下的英格兰，最后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托马斯·贝克特谋杀事件[9]——这是帝国矛盾最尖锐的一段时期。

1077年，这场竞争达到了高潮（至少在德国民间记忆中如此）。

德国皇帝海因里希四世来到意大利卡诺莎城堡，向其中一位最强势的中世纪教皇希尔德布兰德（格列高利七世）悔罪求恕。这事件如同黑斯廷斯战役带给英国的影响一样，深深地印在德国人的记忆中。每个德国人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或者曾经如此——但不清楚21世纪的年轻德国人心中是否会对卡诺莎城堡继续产生共鸣）。有关这个故事的传说有很多——尽管历史学家曾经指出，事实上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讹传讹。[10]但几个世纪以来，对德国意识产生影响的并非是事实，而是传说。

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而且曲折生动。故事的背景是一场控制教会的斗争：主教和其他占据领导阶层的教士到底应该由谁任命？是皇帝还是教皇？海因里希坚持拥有这个重要的权力杠杆。格列高利七世则对此予以报复，将海因里希逐出教会——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教皇在精神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迫于形势，海因里希只得在当年的严冬季节前往卡诺莎城堡（现在它只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一座山顶上的几片废墟）向罗马教皇悔罪求恕。他光着头，站在城堡外的雪地里等候，直至教皇准予他觐见，然后接受他的悔罪。这是一次彻底的让步，它严重削弱了海因里希的权力，而且在德国境内引发了叛乱。

后来，海因里希最终战胜了对手，将格列高利从罗马强行驱逐出去，从而一雪前耻。但德国皇帝被教皇捏在手心里的形象已经完全嵌入德国的民间记忆中。尤其在19世纪，出于对国家身份的强烈渴望，德国人对此一直心怀芥蒂。德意志第二帝国立国未稳之际，奥托·冯·俾斯麦曾以此为据对天主教教会发起令人惊讶的猛烈抨击：“nach Canossa gehen wir nicht，weder korperlich noch geistig”（我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不会对卡诺莎城堡臣服）。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失败和遭受监禁后，也曾用同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促使巴伐利亚总理改变对纳粹党的禁令所作的努力。当时有一个德语词“Canossagang”——步行至卡诺莎城堡——已经成为一种自我羞辱行为的代名词。在当时的氛围中，这个词语所代表的色调被固定下来。

在中世纪鼎盛时期，欧洲舞台上只有两个德国人物。第一个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巴巴罗萨。他大概和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处于同一个时代。历史上的所有记录都显示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长相俊美，留着著名的红胡子。他拥有卓越的军事能力，在抗击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人的多次战役中表现卓越，因此整个欧洲对他十分敬畏。他在位期间，就像其他欧洲统治者一样，在诱惑驱使下，也加入了十字军东征，最后却一命呜呼。也许他是被淹死的。淹死他的那条河现在位于土耳其境内，流经通往圣地之路。但在传说中他并没有死去——他仍然活着，静静地躺在德国哈尔茨山区的一个洞穴内，准备在国家需要时苏醒过来。也许这个传说突显了正在缓慢形成的德国悲剧，而且正在逐渐向前演进：在几乎长达七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土地上不再有任何强大、统一的统治。

另外一位著名的中世纪皇帝是腓特烈二世。他是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之孙，因和继任教皇之间冲突不断并积极发动十字军东征而闻名于世。但他对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权力政治的控制是以削弱他对德国的控制为代价的。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都非常引人注目。他精通六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他的宫殿因为处处显示出对国际化教育、科学、文化的浓厚兴趣而享誉欧洲——其声名甚至远播欧洲之外。

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stupor mundi”（世界奇迹）。但他的宫殿位于巴勒莫——无论是实际位置还是在风格上，都离德国相去甚远。他对阿尔卑斯山以北阴冷、艰苦的生活没有兴趣。当时的巴勒莫非常富足，和地中海世界沟通方便，而且仍然是欧洲的重心。从这个角度看，这似乎的确是一个冷酷的选择。他很少去自己的宫殿，几乎不理朝政，于是德国人逐渐形成一种不受控制的离心力。

但他支持的一项行动对他的祖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其统治期间，条顿骑士团——包括传教士、殖民者和商人——开始带领德国人沿波罗的海海岸向更远的北方扩张。条顿骑士团最初是按照军事秩序建立起来的——类似于圣约翰骑士团或圣殿骑士团——负责为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德国战士提供支援。随着东方圣地的基督教国家走向崩溃，领导阶层开始寻求新的活动领域。经过在中欧的几次干涉行动之后，他们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使命——征服波罗的海周围寒冷、荒凉、危险重重的东北林区。1226年，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城市里米尼签署了金玺诏书，开始发动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十字军东征。事实上，这次前往圣地的十字军东征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更加成功。

这次东征的首要目标是普鲁士。原始普鲁士人部落属于异教徒。

当欧洲其余地区和俄罗斯的绝大部分人早已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仍然信奉木神。如今，这些人和他们的语言已经变成了历史尘埃，我们只能从他们生活过的地区的名字上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而这个地名最终演变成了德国最大州的州名。但这一切还要等到遥远的未来。对于骑士们而言，比普鲁士更强大的敌人是立陶宛部落，它们的中心位于更远的东方。和普鲁士人一样，他们也是异教徒。这里地形复杂，气候严酷。各部落的势力范围和优势力量区域在不断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