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祖国之泪(2)

然而，向东扩张的骑士们受到了阻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的俄罗斯力量阻击了他们。在一部由谢尔盖·爱森斯坦拍摄、普罗科菲耶夫为之配乐的经典纪录片中，我们可以回顾当时令人震撼的战斗场景——1246年，骑士们在楚德湖（位于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边境）的冰面上被击败。1410年，著名的坦能堡会战（波兰人称之为格林瓦尔德会战）爆发。在波兰人的打击下，骑士们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

这两场战役分别成为了俄罗斯和波兰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在德国人心目中，坦能堡之战更令人痛苦。这次失败让人永志难忘——即使在五个世纪后仍然无法从德国人的记忆中消失。一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这里再次成为德俄之间的战场（此时波兰已经从地图上消失）。这次战役中，德国人对胜利的感觉要比其对远古灾难的记忆甜蜜多了。

坦能堡不再是骑士们的末日，但它遏制了骑士们的扩张力量。虽然骑士们有效巩固了已经到手的东西，但他们不再是该地区其他民族的重大威胁。他们在和立陶宛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的冲突中逐渐确立了德国东普鲁士的边界。几个世纪后，这将对德国人在其人口比重或经济影响上的自我认知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德国的影响模式以这种方式在东部固化，但德国心脏地带发生了根本变化。各个公国的形成逐渐变得更加明确，统治者的权力得到确立和制度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公国成为主宰着德国伟大王朝的基础——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以及萨克森的维丁王朝。与此同时，城市逐渐变得更加重要，日益发展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大学也开始纷纷建立：德国比法国或英国起步晚，但进度却快得多（自16世纪起，德国在150年内建立了14所高校）。1450年左右，古腾堡开始在德国美因茨使用印刷机。它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发明——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它至少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数字革命同等重要。

总之，知识发酵开始在德国蓬勃兴起。作为更广泛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部分，它受到意大利思想者的强烈影响，而印刷机的发明促进了知识在北欧的传播。这就给教会及其曾经对知识的垄断带来多方面挑战。作为在多个精神层面上僵化，政治上妥协、腐败的机构，教会很难对此作出回应。事实上，教会面临的麻烦早有预兆，而且曾经在不同的地点出现过，例如14世纪的英国（罗拉德派教徒[11]）和15世纪的波希米亚（扬·胡斯教派[12]）。人们对教会日益不满，尤其痛恨罗马为了其雄心勃勃的宗教建筑计划而大肆搜刮钱财，同时还厌恶教会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敛财。德国人对此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感受更深。这里的火种比任何地方都要干燥。火种一旦被点燃，烈火就会迅速蔓延。

伟大的马丁·路德点燃了火种。1517年，也许他并没有将自己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但这篇檄文很快传遍德国全境。1520年，教皇威胁说，除非他收回意见，否则要将他开除出教宗，但他拒绝那样做，而且公开将教皇诏书付之一炬。

最初反对教会腐败的行动逐渐演变成教会改革。在可以快速书写和制作的印刷小册子的帮助下，这场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传播。马丁·路德发动的不再是一场改革活动，而是一次革命性的教会分裂运动。

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人们对马丁·路德的了解可能比对任何其他人的了解更加全面，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关于他的大量历史记录。他的布道、赞美诗、桌边谈话小册子，为我们完整展示了一个形象丰满、有血有肉的人。他聪明热情、爱冲动、脾气大、胆识过人，而且善于雄辩。

1521年，当他被要求出席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时，他就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丢掉性命。哈布斯堡王朝的年轻皇帝查理五世统治着广大疆域，有太多事情让他操心（其中包括西班牙、新世界[13]，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尤其是，土耳其对东南欧的威胁日益严重。维滕贝格似乎是一潭无关紧要的死水，马丁·路德更令他不胜其烦，查理肯定希望除之而后快，就像一个世纪之前烧死扬·胡斯那样。路德也必定知道这一点。但他拒绝收回对教会的抨击。他的辩护永垂青史——我们现在来重温一遍他的原话：“我站在这里；我什么也不能做。我愿上帝保佑，阿门。”他有一种以大众能听懂的语言表达观点的本能力量。1522年，萨克森选帝侯以拦劫、绑架的方式把他送进瓦特堡加以保护。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圣经的德语翻译——他的精彩翻译最终成为令德国语言实现标准化和更加稳定的里程碑。他对德国人的自我认知和思想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仅限于路德教会。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仍然没有消失。他的神学提出个人应当在神面前负责自己的生活决策。他告诫说，你应当独自做出判断，就像独自死去。你生活在两个领域中——一个是由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构成的领域，另一个是由这个世界、这世界上的责任和义务构成的领域。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他的所有言论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路德不打算推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众所周知，他鼓励王公贵族们残酷镇压1525年的德国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托马斯·闵采尔。二次大战之后，东德共产党政府将其推崇为英雄和烈士）。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路德曾经对犹太人进行过令人汗颜的大肆抨击，其中著名的是他于1543年发表的《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这篇文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犹太人在帝国境内法律地位的逐渐改善带来冲击，历史学家们对此争辩不休，但几个世纪之后，一些心怀恶念的人如获至宝似的抓住他的话不放。

路德未能实现改革——或者至少没有实现他想要的教会改革。相反，人们在教义要点上形成分裂的看法，并展开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其中一些教义的深奥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独立的路德派教会开始出现，而罗马皇帝试图重新建立统一的宗教，于是内战随即爆发。1555年，德国皇帝在奥格斯堡再次召开帝国会议，但会议陷入了僵局，最后只能让每位王公自己决定选择信仰天主教还是路德教——这就是所谓的“统治一地者，亦控制其宗教”原则。除了它的宗教意义之外，这种解决办法比以往更突出了地区统治者的权力和帝国的相对弱势地位。但德国政治距离完全摆脱罗马帝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德国政体几乎很少改变，或者没有可能改变——更不必说它会像英国和法国那样自发地演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同样是在这段时期，路德教派逐渐深深融入普鲁士的文化中，而普鲁士后来发展成为德国最强大的一个邦国。1525年，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条顿骑士团最后的大头领——皈依路德教，成为宣布新教为官方宗教的第一位欧洲统治者。但东普鲁士从来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尽管普鲁士的世袭权对整个德国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但要在更晚之后它才会变得显著起来。

宗教上的和解带来了60多年的和平。但它并不稳定。一方面，它没有为其他新教教会的地位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文——特别是加尔文教派，这一教派在多个地区占主导力量，并且将自己视为最彻底奉行路德新教派的代表。这些教派会合并吗？在某段时间内，它们似乎有可能合并。虽然德国各个教会之间搭建了一些沟通的桥梁，但教会领域最后却出现了信众、教会、世俗权力之间的三方裂痕，这些裂痕是统治者采取的不同宗教决策造成的（他们对其统治下的人民强加信仰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德国的宗教状况在所有欧洲主要国家中显得最为独特。即使在今天，它对德国社会心理的影响也往往被低估。到了19世纪，德国走向最终统一的进程变得更加令人忧虑。

更糟糕的是——更大的麻烦也即将到来。1617年至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天主教和新教派之间不稳定的权力平衡受到争夺忏悔室操纵权的愚蠢干扰。新出现的军事化天主教统治者在波希米亚和他的新教贵族之间展开较量，由此导致了著名的“布拉格扔出窗外”事件[14]，进而导致莱茵兰-普法尔茨的加尔文派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婿）受邀在布拉格登上王位。他在当地待了一个冬天后，帝国军队入侵普法尔茨地区，随后与新教徒展开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而新教派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就像后来在1914年发生的愚蠢行动和误判[15]一样，这场斗争引发了一场持续30年的战争，其破坏性和后果比任何人设想的都更加深远。

越来越多的德国土地被卷入冲突，越来越多的欧洲土地涉入其中——尤其是瑞典人和法国人。欧洲就像一个广阔的舞台，一部伟大的莎士比亚悲剧正在上演。这些主要演员展示了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出来的人类情感以及野心、愚蠢、邪恶——从“一冬国王”腓特烈被赶出波希米亚之后徘徊在帝国西部地区的可怜形象，到阿尔伯莱希特·华伦斯坦（他们的命运是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伟大三部曲[16]中的主题）的狂妄自大，年轻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一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胜利中送命，再到统治者和将军们的老谋深算、优柔寡断，所有人都试图控制和利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以便从中渔利。

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士兵（通常是来自欧洲各地的雇佣军）、曾经领导欧洲贸易和知识交换的被毁城市中的市民，以及命运一贯悲惨的农民纷纷卷入战争。他们大多数时候都默默无闻，但偶尔也会发出悲惨的叫声。1631年，帝国军队在马格德堡发动的战役是一场标志性的恐怖之战，就像爱尔兰人记忆中的克伦威尔对德罗赫达的屠杀，残酷的烧杀抢掠深深地烙在德国人的意识里（尤其是信奉新教的德国）。这场战役也为德语贡献了一个新词汇“magdeburgisieren”，即“彻底毁灭和洗劫”。火焰风暴导致了马格德堡的第一次毁灭（它的第二次毁灭将在1945年到来，而且场面更加恐怖）。

今天的人们很难了解当时人们的个人经历，但一位杰出作家还原了那场战争的部分景象。汉斯·雅各布·克里斯托夫·冯·格里美豪森参加过三十年战争。他的写实性“流浪汉小说”描述了战争如何到来，如何将人们卷入其中，以及最后是如何结束的。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粗暴地篡改了三十年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阴郁气氛。他的小说是道德和宗教观念的载体，反映了人类经验和救赎的需求。他还以同样的战争作为背景描写过很多更加悲惨的故事，例如沙胆大娘（勇气之意）的故事。沙胆大娘是一名女扮男装的士兵、随军贩卖者兼妓女，每天都在挣扎着希望活下去。虽然这个故事没有结论，也没有人性的救赎，但最后主人公幸存下来，因为她是世界上种种诱惑的隐喻。300年后，在另一场战争前夕，贝尔托·布莱希特将“沙胆大娘”塑造成另一场悲剧的主人公——这个故事关于战争导致的绝望、生存方式，以及无意义的挣扎。作者试图说明，正是由于“小人物”的贪婪最终导致战争持续不断。

1648年，战争双方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全面重申了几乎一个世纪前的宗教和解办法，但这次明确规定了加尔文改革派的地位。

争夺王朝和国际权力的政治斗争显然比对冲动动机的忏悔更加重要。

在帝国境内，权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央完全转移至地方统治者手中。哈布斯堡家族可能拥有皇帝的头衔，但他们主要是为了获得奥地利（及其他）领地的利益而行动。殖民开拓活动也增强了萨克森州和巴伐利亚的实力。霍恩佐伦家族正在普鲁士、勃兰登堡和几个西部领地上巩固他们的统治，将这些地方逐渐合并成一个州，最终在两个世纪之后统一了德国。

其他的变化也在酝酿之中。欧洲的经济活力正在从其地理中心——德国土地——转向大西洋海岸。因此，和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德国城市拥有的社会权力已经大幅衰落。所有世袭统治者——无论大小——都是受益人。他们没有采纳长子继承制来确定继承顺序，但他们的领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分裂成更小的单位，因此这个时代便成为“小邦小国时代”——面积较小的公爵封地和其他领地的数量开始增长，在德国疆域内大的权力中心四处散布着小块封地。

这是一个培养专制主义的时代。宫廷文化在各地蓬勃发展。无论是在维也纳、德累斯顿、慕尼黑，还是在其他二线中心城市如圣公会维尔茨堡，统治者一直忙着建造教堂、宫殿，以及各种文化纪念碑。

不仅是统治者，市政府和和教会也是如此。一般而言，这种喷薄而出的文化能量是深受意大利文化、天主教和新教中心影响的结果。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些建筑（有些建筑遭受20世纪大轰炸的破坏后得到了修复），例如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豪夫大教堂和圣母教堂，慕尼黑的圣特埃蒂娜教堂，柏林的夏洛腾堡宫，维尔茨堡的居住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