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即将出兵朝鲜，而杜鲁门并不愿意出任总司令，不愿在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认为毫无价值的地方，依靠一名他从来都不喜欢而对方也从来不尊敬他的战地指挥官，打一场他不愿打的战争。将军们从一开始就不合作。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顺道走访五角大楼，与李奇微中将讨论了朝鲜战场的指挥问题。担任参联会副主席的李奇微在刚刚崛起的新一代高级将领之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被指为继麦克阿瑟之后最适合担任朝鲜战场指挥官的合适人选。几乎没有人比艾森豪威尔更清楚麦克阿瑟的行事套路。艾森豪威尔先后在华盛顿与马尼拉担任过麦克阿瑟的助理，因此非常清楚麦克阿瑟在向华盛顿军、政两界报告战事时，是如何巧舌如簧地夸大事实的。艾森豪威尔告诉李奇微，现在朝鲜战场上急需一名更为年轻的指挥官，而不是（用他的原话说）一个“谁都管不着的人”、一个不可捉摸的人或者一个擅自决定什么消息可以让华盛顿知道什么消息必须隐瞒不报的人。
后来艾森豪威尔写道，军事与政治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会小心翼翼地遵守这个原则；但是，麦克阿瑟却与众人迥然不同，“即使麦克阿瑟将军意识到这条界线的存在，他也宁愿对此置之不理”。马克斯·黑斯汀斯写道，麦克阿瑟一生都根据某种信念行事，这一信念就是“那些为少数庸人制定的规则并不适用于麦克阿瑟本人”。
杜勒斯和阿利森亲眼目睹了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之初坐立不安的狼狈模样，但是普通美国民众对此却无从得知。相反，在资深媒体记者、出版商与编辑面前，麦克阿瑟始终是一个全民神话。麦克阿瑟对这些重要的传媒人士一直殷勤备至，这就是他的形象能够在公众面前一直屹立不倒的奥妙所在。在朝鲜“入侵”之后的第四天，《纽约时报》就像往常一样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对美国能够拥有麦克阿瑟这样的谋臣良将深感欣慰。“全世界不会再有比麦克阿瑟更合适统治这个自由不羁的民族的人了。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一位才华出众的领导者；他临危不惧、英勇无畏、机敏果敢，并且始终能够保持着莫大的耐心与沉着的气质。”
当时的麦克阿瑟已经年逾古稀。这位从西点军校走出的天才人物少年得志，一路青云直上，最终成为美军的高级将领。有人说，现在只有上帝的资历比他更深。麦克阿瑟年少时便在西点军校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校历史纪录中的最高分获得者之一——四年的平均成绩为98.14分，这超出了其自己立下的誓言。在此后的仕途中，他总是获得晋升的最年轻的军官。在“一战”出征法国时，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师长。在西点军校的历史上，他又是最年轻的校长（还是西点军校实施现代化改革的代表人物）。他是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最年轻的少将，以及最年轻的上将。新闻界众口一词地赞颂他，并且塑造出一个圣人般的形象。这不仅因为他事业的辉煌与资历的深厚，更因为他始终煞费苦心地竭力维护着自身的形象。他无时无刻不在确保自己在每一场胜利中都能够获得最大的功勋与褒奖，反之，他的手下能得到的则越少越好。他是美国军界中最矫揉造作的一位。让他席不暇暖的是，他不仅要处理将军的公务，而且要用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演绎一个将军的神话。伟大的麦克阿瑟将军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历史就是他的剧场，生活就是他的舞台，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观众。
虽然《纽约时报》常对麦克阿瑟歌功颂德，但是其社论版的理念属于中右翼，远没有《时代》周刊那样言过其实。当年，《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和主编亨利·卢斯对中国和蒋介石有着极大的兴趣，并且和后来被称作“院外援华集团”的那帮人过从甚密。在“院外援华集团”看来，中国就等于蒋介石，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援助力度还远远不够。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就政治影响力与社会舆论导向而言，《时代》周刊远比其他任何一家杂志都更强调“亚洲第一”的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卢斯的父亲曾经在中国传教，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卢斯。除了丘吉尔之外，蒋介石或许是卢斯心目中最伟大的世界领袖；正是由于其他国际主义者对亚洲毫不关心，而麦克阿瑟却和卢斯在亚洲问题上一拍即合，所以麦克阿瑟便成了卢斯心中最为理想的将军。朝鲜“入侵”事件发生后，1950年7月10日，麦克阿瑟一跃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在那个年代，能够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亮相是一件有相当影响的事情，而这已是他第七次在《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堪与蒋介石媲美。下面的这则报道，即使是为了赞扬一位深受国人爱戴的将军也显得过于夸张，其吹捧艺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曾经使日本保险业帝国中心的东京第一生命保险大厦内，一位近视的参谋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抬起头来，不无骄傲地自言自语道：‘天啊，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也坦承：‘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此外，可敬的空军上将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则更直截了当地评价道：‘他是史上最伟大的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如果说麦克阿瑟在讨好那些一言九鼎的出版商和主编方面不遗余力的话，那么这位高傲而虚荣的将军对于普通的新闻记者根本不屑一顾。许多记者都对麦克阿瑟身边的阿谀逢迎气氛议论纷纷。对麦克阿瑟的采访从来都不会像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简单，反倒更像是一场个人表演；将军投入这场表演的精力与关注程度，要视采访者的地位而定。史迪威将军曾经对自己的高级助理弗兰克·多恩说，麦克阿瑟的问题在于“他已经成名太久了”。史迪威在1944年说：“他在1918年得到第一颗将星成为准将，这意味着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当了将近三十年的将军。让一群人在自己身边三十年如一日地溜须拍马，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1950年的麦克阿瑟高高在上，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他的指令行事。实际上，他不仅在规模庞大的军队中纠集了一支对他唯命是从的小部队，甚至还创造出一个由他一人大权独揽的小世界。华盛顿方面的任何指示、建议甚至命令，即便是来自麦克阿瑟名义上的上级部门，他都一概置之不理。在麦克阿瑟的等级观念中，那些所谓的上级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因此也就没有资格对他进行非难或者发号施令。他营造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极其危险的小圈子。无论是从社会、政治还是军事方面来说，这个小圈子都将他自己与现实世界里的社会、政治和军事事务脱离开来，只对麦克阿瑟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对他的所有言论都奉若圣旨，只差把它们镌刻在石碑上名垂青史了。在他们看来，麦克阿瑟不仅是一个活在历史中心的智者圣贤，更是一位能够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的预言家——因为对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那些冠冕堂皇的泛泛之言似乎从来都能够得到验证。麦克阿瑟身边的人无不对自己的主子敬畏有加，而那些不够毕恭毕敬的将领很快就会被他排挤出去，更不用说在这个圈子里久留了。那些经麦克阿瑟钦定的来访者在抵达位于东京第一生命保险大厦的司令部后，都可以在访谈的时候亲眼目睹一出由将军本人自导自演的剧目。在接待来访者的当天早晨，麦克阿瑟会穿着浴袍站在镜子前提前演练，等那些来访者到来以后，他就能够信心十足地告诉他们即将发生哪些事情；而大多数人，无论如何学富五车，对这些事情都要谨言慎行，因为历史总是变幻无常。麦克阿瑟的表演总是光彩夺目，虽然每一场演出都经过他的精心排练，但是他总能把它们演得就像即兴演出一样。每次表演时，麦克阿瑟都是一个技巧高超的独白者。在这样一个无法控制、无法安排的真实世界中，麦克阿瑟的表演永远都构思精巧、安排合理、排练充分。然而当今世界已经不同于此前的任何一个世纪，总是会不断出现一些突如其来的敌对力量。
根据东京司令部里不成文的规定，所有人都是麦克阿瑟忠实的听众；没有谁会挑战麦克阿瑟恢弘的言论，没有谁会质疑麦克阿瑟扮演的先知。他高谈阔论，大到全球时事，小到苏联和中国的动态。虽然他早已与真正的美国失去交流，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这个国家，他也仍会大谈特谈美国时政。然而，他身上缺乏一种任何成功的军事将领都应该具备的关键品质，那就是倾听的能力，不过他根本就不想学会这种能力。没什么比1948年凯南的到访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凯南奉命前往日本，就当地战后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复苏事宜进行指导。很多资深外交官和高级指挥官都对凯南的到访兴奋不已，尤其是那些要和苏联人打交道的当事人。虽然他们对凯南的观点并非全盘接受，但仍然认为与凯南的短暂相处可以让他们受益良多。那时的凯南声誉日隆，被视为美国政府中最能洞悉苏联意图的首席专家；人们公认凯南才智过人，思路清晰，熟稔苏联和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凯南可能略显稚嫩，但无疑是个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然而，凯南却无法跨越他与麦克阿瑟之间的那道鸿沟，因为他太像麦克阿瑟讨厌的那类人了，所以两人之间不可能推心置腹或者互通有无。凯南对于自己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感到极为震惊。他写道，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竟然“如此有意排斥、满腹猜忌”，而凯南自己的工作仿佛就是“在与一个总是充满敌意、处处杯弓蛇影的外国政府展开对话并且试图建立外交关系一样”。
如果说杜鲁门是一位由意外事件造就的总统，那么麦克阿瑟绝不是一位偶然出现的将军。麦克阿瑟从出生起就被刻意培养，这是一件很多人无法企及的事情。这种培养来自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一位凭借自身才华赢得众人敬畏的军官。阿瑟·麦克阿瑟不但是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的战斗英雄，而且在此后的镇压菲律宾起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老麦克阿瑟在儿子的眼中简直就是传奇中才有的丰碑式人物。而这一传奇则由阿瑟的妻子、道格拉斯的母亲平克尼·麦克阿瑟精心创造并完美演绎。她经历丈夫的离世，目睹丈夫对自己未竟事业的眷恋和不舍。然而幸运的是，她看到了儿子身上有超乎寻常而又百折不回的雄心壮志，以及一种独一无二的专心致志，因此她成为了儿子事业的设计师。
虽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勃勃雄心和顽强斗志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的母亲，但是他的父亲阿瑟也不是个含蓄谦逊的角色。反之，阿瑟·麦克阿瑟的内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悲剧式诉求：他要时时刻刻让自己绝对正确。他自认为在军事艺术和政治判断力上无人可与他匹敌。他的副官伊诺克·克劳德上校评价说：“在见到他儿子以前，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阿瑟·麦克阿瑟的军事生涯既辉煌夺目又充满荆棘，有时好像惊鸿一瞥，有时仿佛黯淡无光。退休之前，他几乎出任过美军所有的重要职位，获得了当时能有的最高军衔，包揽了美国能够给予英雄们的所有奖章。他以当时的最高军衔中将结束自己的军事生涯，还被授予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但是他却始终对自己的事业深感不满，对军队非议颇多，更与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抗争多年。凭借自己一生辉煌灿烂的经历与至高无上的荣誉，阿瑟·麦克阿瑟完全有资格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可是出于政治上的怨愤，以及与当政者的疏离，他断然拒绝了这项提议。
从某种角度来看，阿瑟·麦克阿瑟虽然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可是他的爱国却包含着很多扭曲甚至是反国家的情绪。这似乎是因为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极为黑暗的一面，或许是因为他所投身的事业需要他超越小我、为更博大的理想与信念做出冒险和牺牲，而这些都不允许他将过多的心思放在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中。因此，无论他获得了多少殊荣，无论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都无法填补阿瑟·麦克阿瑟灵魂的欲望。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他永不知足，只有没有得到的东西才会令他魂牵梦萦，让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念念不忘。阿瑟·麦克阿瑟和自己的儿子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如果什么东西不在他的掌控之中，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意志发展，那么他们宁愿将其毁掉。军中有许多高级将领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后，都会变得不喜欢或者至少是不信任政客们，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因为政客与军人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中。一般来说，那些出类拔萃的将士之所以如此优秀，是因为他们不会像政客一样见风使舵。然而，阿瑟·麦克阿瑟绝不仅仅是普通地厌恶与怀疑，可以说，他对政客之流的排斥已经到了某种病态的程度。无论对方的政见如何，无论对方是谁，他都会毫无例外、强迫性地进行抵制。阿瑟·麦克阿瑟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华盛顿怎样对待他。到了晚年，他天天咒骂那些邪恶的政客，而这种态度无疑也遗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军旅生涯即将开始时，他面临的是一场极为艰难的竞赛：他不但肩负着青出于蓝的使命，去取得父亲曾经取得的成就，而且要对所有曾经令父亲不满的对象伺机报复，对那些曾经中伤和轻视过父亲的人以牙还牙。事实证明，这些使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过于沉重。父子两代人的生命和事业交织在一起，在美国国土成倍扩张、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实力迅速强大、政治影响力蒸蒸日上的关键时期，演绎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神话。阿瑟·麦克阿瑟出生于1845年，18岁时成为南北战争中的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生于1880年，在20世纪的三场大战中，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后来的朝鲜战争，他都是美国军队中举足轻重的战地指挥官。道格拉斯于1964年去世，正好与其父成为战争英雄时隔整整一个世纪。除此之外，父子二人事业的终结方式也几乎如出一辙：当时荣膺少将的阿瑟·麦克阿瑟在率军成功镇压菲律宾的民族起义之后，却因自己与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些不必要的纠葛被勒令回国。半个世纪以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同样因为过于频繁地跨越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分水岭以及表现得过于政治化，而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国总统撤销总司令的职务，黯然下台。
阿瑟·麦克阿瑟出生在密尔沃基，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才能卓越、颇有雄心的法官。内战爆发时，他试图将儿子送进西点军校。此外，他还让威斯康星州的一名议员带着阿瑟·麦克阿瑟去白宫觐见亚伯拉罕·林肯。可惜当时所有的职位都满员了，因此这位法官先生只好利用自己在政界的人脉关系，将儿子安排进了威斯康星州第24步兵团，成为一名少尉副官。就这样，18岁的阿瑟·麦克阿瑟成了一名美军军官。虽然步兵团里的许多人最初对这位娃娃官并不看好，但是1863年11月，在查塔努加附近的传教士岭一战中，阿瑟·麦克阿瑟崭露头角，开始赢得公众的关注。当时南军已经占领传教士岭的高地，并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大量集结在高地下的北军。此后，北军指挥官下令展开牵制性进攻，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让本就十分脆弱的北军损失惨重。然而转机出现了，仿佛是惨烈的战况激起了战士们拼命的决心，北军的士兵奋不顾身地直逼敌军的坚固战壕，最终把他们赶走。
事后人们才发现，这次冲锋是由第24步兵团的阿瑟·麦克阿瑟率领的。当有两三名士兵倒下以后，接下来高举团旗到达高地的人就是阿瑟·麦克阿瑟。时任北军司令的菲尔·谢里登将军对眼前突如其来的变化瞠目结舌，他喝令自己身边的士兵：“给我好好掩护那个高举团旗的小伙子，他刚刚获得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二十七年中，阿瑟·麦克阿瑟并没有真正获得那枚奖章。此后，在谢尔曼夺取佐治亚州的远征过程中，阿瑟·麦克阿瑟参加了十三次战斗，前后四次负伤。由于骁勇善战，他在19岁时就被授予上校军衔，成为联邦军中最年轻的上校。在南北战争期间，人们满怀钦佩地称其为“娃娃上校”，他英勇过人、神机妙算，对作战有种天然的直觉。南北战争结束后，阿瑟·麦克阿瑟离开了军队。但是平民生活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因此即使在失去战时军衔的情况下，阿瑟·麦克阿瑟还是义无反顾地重返军中。
重新入伍的阿瑟·麦克阿瑟很快就晋升为上尉，但是在接下来整整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得到提拔。对于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孤芳自赏的人来说，没有外界褒奖的二十三年是何其漫长的等待，这深刻地影响了阿瑟·麦克阿瑟后来的个性。在这一时期的西进运动中，阿瑟·麦克阿瑟指挥军队战斗在国土扩张的最前线。他所在的作战地区大都艰苦落后，毫无法纪可言，因此阿瑟·麦克阿瑟的话就成为当地的法律。凡是他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会遭受排挤而被边缘化，几乎没有人能对阿瑟·麦克阿瑟发号施令，而政府对于这位指挥官的管辖形同虚设。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限制的话，那么这种限制来自华盛顿的政客。在阿瑟看来，这些远在天边、不懂战事的政客除了喜欢指手画脚，让军队为他们肮脏的政治目的流血卖命以外，别的什么都不会。在军人眼中，他们要对付的政客要么已经妥协，要么正在妥协。
在枪林弹雨的前线，阿瑟仍然像从前那样英勇机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对自己统率军队作战指挥的能力也变得越发自信。虽然阿瑟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但是他有惊人的阅读能力，对自己的聪明才智格外有信心。没有地方官员干涉的战斗生活让原本生性高傲的阿瑟更加自负，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的话来说，这段经历让他对政府部门更加不屑一顾。但是后来，这种态度让他在菲律宾吃了大亏，并殃及了他的妻儿，因此整个麦克阿瑟家族都对政客之流分外仇视。然而正是这种对政治的仇视，反而让麦克阿瑟一家以一种怪异而又痛苦不堪的方式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1889年，阿瑟终于被提拔为少校，并且以助理陆军副官长的身份前往华盛顿。1897年，即美西战争爆发前夕，他被任命为陆军中校。1898年初，美国作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已经开始感受到经济腾飞带来的雄厚国力，但是西班牙却是一个日薄西山、腐朽衰败的封建帝国。阿瑟怀着能够晋升上校的目的，自告奋勇率军前往古巴歼击西班牙军队。时人认为，古巴是美西争战的焦点所在。然而出乎阿瑟预料的是，他并没有被直接提拔为上校，而是连跳两级成了陆军准将；他也没有带兵征战古巴，而是被派往菲律宾。时任美国总统的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他对美国如何扮演刚刚赢得的太平洋霸主角色怀有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像美国政府中的其他人那样，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但要应对南美的古巴暴乱，还要思索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得轻易胜利后的下一步计划。他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如何把美国人的意志施于亚洲人的身上；在菲律宾，当地的民族运动领袖们一心只想把西班牙的帝国主义者赶走。一开始，菲律宾人欢迎美国的帮助，可是很快就发现，美国人来这里不是为了帮忙，而是为了沾光。美国人想在菲律宾建立起一种在美国领导和统治之下的全新的政治秩序。这是美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殖民经历，却令人颇为不快。大约在1899年2月，美军与菲律宾起义军之间爆发第一次武装冲突。此时距离新世纪还有十个月之久，但美国在菲律宾国土上对当地人民的血腥镇压，却给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带来了阴影。实际上，美国最初对于菲律宾群岛的兴趣不过是出于偶然，也就是古巴战争的附赠品而已。在古巴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乔治·杜威率军前往马尼拉湾去打击当地的西班牙军队，意外地发现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军队早已气息奄奄；于是美军仿佛囊中取物一般，顺势拿下了菲律宾。
麦金莱总统对这个群岛没有太大的奢望。他告诉自己的一位朋友，他不会说“那些该死的岛屿坐落在两千英里之内”。然而，迫于内部的压力，美国必须进行扩张，这种压力不但是19世纪美国天命思想的延续，而且源于美国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世人展示自己强大经济实力的欲望。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产生了殖民的动力。如果有人想要考证美国在19世纪末的强大国力，那么殖民属地就是最好的证据。实际上，有两种原动力驱使着美国人的殖民扩张，一种源于军事和政治上的需求，另一种则更为残忍和贪婪，而且似乎比第一种原动力更重要，那就是获胜的欲望。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中所写的那样：“似乎有一种新的意识——力量的意识，逐渐进入了我们的头脑。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意识，我们才有了新的欲望，一种想要展示我们的野心、捍卫我们的利益、扩张我们的领土、炫耀我们的骄傲的欲望以及对于战斗的纯粹嗜好。无论这种欲望是什么，它都令我们生机勃勃……人民口中帝国的味道就像丛林中鲜血的味道一样。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政策。”
当菲律宾人奋起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为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时，美国曾经是菲律宾的盟友，甚至可以说是伙伴。美国人向自己的盟友一再强调，他们天生不喜欢统治别人。然而，美国最终却以一场对菲律宾土著惨绝人寰而又丑陋不堪的武装镇压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在此过程中，美国人的两种原动力得以暴露：一方面他们怀揣某种传教士的理念，认为自己的殖民统治可以帮助这些野蛮人走进文明世界，以此解除白人基督徒的负担；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异己的人种充满蔑视与敌意。美国人把当地的游击队称为“黑鬼”或者“咕咕”。“咕咕”是菲律宾人对当地一种树皮的叫法，妇女用它们来洗头发，后来这个词演变成一个更为宽泛的蔑称——“咕克”（gook）。从“二战”到朝鲜战争再到越南战争，美军官兵都用这个词来泛指所有亚洲人。
是否向菲律宾派兵，这是萦绕在麦金莱总统心中最大的问题。来自他身边的推动力要大于他自己的意愿，他看上去对占领菲律宾没什么特别的兴趣。麦金莱对某个传教士团说，自己最终派兵是无奈之下唯一可行的选择。他还说，出兵菲律宾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之后的决定。他甚至提到，自己曾在白宫双膝下跪，祈求“万能的上帝给予自己光明和指引”。一方面，他不能把这个群岛再送给西班牙人，这么做显得太懦弱、太不道德；另一方面，他也不能把菲律宾拱手送给另外两个殖民地掠夺者——法国和德国；他也决不能让孩子气的菲律宾人自治。因此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菲律宾收归美国管辖，从此让美国人“教育他们的子民，升华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成为基督的信徒。为他们奉献出我们的一切，就像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同胞献身一样”。
实际上，美国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却和麦金莱总统冠冕堂皇的言论有着天壤之别，菲律宾人似乎丝毫没有从美国人的实际行为中感受到他们的好意。美军最初低估了菲律宾起义军，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地人善于利用熟悉的地形，还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拿起武器，以游击战抵抗外国占领军，而且打得非常好。美国唯一略微占有优势的就是武器装备。多亏挪威人制造的新式步枪，这种“克拉格-约根森步枪”的弹匣可装五发子弹，使用无烟火药，也就是说，开枪射击不会产生烟雾，因此敌方士兵难以发现开枪者。当时在美军士兵中流行的一首歌唱道：“星条旗高高飘扬，我们用克拉格为文明开道。”所有这些不过是美军此后参与亚洲诸多战争的一个开端而已。出于对黄种人的蔑视，美国人最初将亚洲人视如敝屣，但是不久之后，他们意外而又痛苦地发现，这些亚洲人的反抗令他们难以招架。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打响之后，一名美军少校向自己的上级弗雷德里克·芬斯顿上校报告说：“上校，快点来吧，舞会开始了。”其实这绝不是一场舞会，实际上，菲律宾战场的艰难境况和惨烈程度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为了这次殖民战争，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像阿瑟·麦克阿瑟一样从边境及与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上赶来。他们对菲律宾人的态度正如此前对待其他战场上的敌人一样，不只是简单的敌对情绪，而且还包含着某种复杂的种族仇恨与他们对异族的莫名恐惧。有一个美国士兵对记者说：“只有像对待印第安人那样，把这些黑鬼斩尽杀绝，才能平息这个国家的战乱。”另一名士兵也有同样的看法：“菲律宾人只有死了才不会干坏事。”正如美国人六十年后对越南人的愤恨一样，许多美军指挥官都对菲律宾人恨之入骨，因为菲律宾人很少公开与美国人对垒，也很少在白天美军能够观察到他们的情况下进攻；相反，他们非常狡诈，昼伏夜出，擅打伏击战。由于菲国民众掩护起义军，被激怒的美国人对平民百姓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因为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没有哪个菲律宾人会持中立的立场。这场看似应能轻易而迅速地取胜的战争却大范围地蔓延开来。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共向菲律宾派出了11.2万名士兵，包括6.2万名正规军和5万名志愿军。
暴力不断升级，同时也变得越发邪恶。人称“魔头”的雅各布·史密斯准将告诉属下：“我不要战俘，我希望你们把他们统统杀了。你们杀的人越多，烧的房子越多，我就越高兴。不要留下哪怕一个能扛得起武器与美国为敌的战俘。”当一名士兵问史密斯对于被处决战俘是否有年龄限制时，史密斯的回答是“10岁”。“10岁？”那名士兵吃惊地问道，“10岁的孩子就能手执武器与美国为敌吗？”“是的。”史密斯毫不犹豫地答道。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半，到战争结束之时，美国人早已丧失最初的野心和热情。1901年，芬斯顿将军俘虏了起义军领导人阿奎纳多，而美军对菲律宾的疯狂进攻也加快了战事的结束。最后，美军有4200人阵亡、2800人受伤；有大约2万名起义军战士和25万菲律宾平民在战火中丧生。有一次，麦金莱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如果当初杜威在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径直离开而没有接管菲律宾群岛，那会为我们省去一个多大的麻烦啊。”
1900年5月，阿瑟·麦克阿瑟少将接替埃尔韦尔·奥蒂斯将军成为驻菲美军司令。阿瑟·麦克阿瑟非常鄙夷奥蒂斯，他对奥蒂斯的评价是：“一辆四脚朝天的火车头，怎么开也是原地打转。”奥蒂斯曾试图推行政治改革来争取当地民心，但是阿瑟·麦克阿瑟宁愿使用极端暴力来消灭游击队。上任之初，阿瑟·麦克阿瑟就注定将与华盛顿之间关系紧张：一方是固执己见、孤傲自负的麦克阿瑟，另一方是举棋不定、进退维谷的华盛顿政府。麦金莱总统不想卷入一场没完没了、消耗人力物力而又逐渐失去民众支持的战争，因此纯粹依靠武力镇压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办法。相反，他希望能够寻求某种政治途径来解决双方的冲突。1901年，麦金莱最终决定派遣一支五人小组深入菲律宾，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组长是他的朋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塔夫脱是俄亥俄州一位非常干练的法官兼律师，原本一心只想在最高法院赢得一席之地，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和菲律宾产生任何牵连。不过他也十分清楚，如果自己拒绝麦金莱的邀请，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进入最高法院了。这位体重320磅的大块头律师一想到要前往马尼拉就打不起精神。他在见到麦金莱时说：“总统先生，我对祖国在菲律宾遭遇的困境深表遗憾，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占领菲律宾，所以我想您应该找一位更加同情这场战争的人来出任组长。”麦金莱答道：“我和你一样也不想占领这个鬼地方。”据塔夫脱回忆，麦金莱坚持让他出访马尼拉。总统告诉塔夫脱，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值得信任同时又能够代表总统立场的人。
身为菲律宾军事总督的阿瑟·麦克阿瑟闻讯后勃然大怒，因为这个小组的到来将对他在菲律宾的绝对权威构成潜在威胁。麦克阿瑟决意不给塔夫脱任何机会。按照惯例，在工作小组到达马尼拉的第一天，麦克阿瑟就应该到码头迎接，可他只派了一名副官前去。更糟糕的是，用外交家、历史学家沃伦·齐默尔曼的话说：“麦克阿瑟纯粹是要压我们一头。他让我们五人在酷暑中足足等了一天，然后才像个君主一样接见了我们。”阿瑟·麦克阿瑟试图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就连接见他们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虽然塔夫脱和阿瑟·麦克阿瑟都面临着棘手的任务，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却显得尤为困难。在过去，那些相互看不惯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只会暗中怀恨、落井下石，可是阿瑟·麦克阿瑟却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对塔夫脱的蔑视。虽然塔夫脱在众人眼中一向做事利落、性格和善，却还是遭到了阿瑟·麦克阿瑟毫不留情的侮辱。侮辱塔夫脱就是在侮辱总统，可是阿瑟·麦克阿瑟并无不安。他的斗争结果是自我战胜了常识——他没有击败塔夫脱，而是击败了自己。
塔夫脱的任务是个政治任务：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的未来利益，同时协助菲律宾人在遥远的未来独立。有时候，他会采用“菲律宾人的菲律宾”这样的措辞，不过在某种场合，他也偶尔会用“我们棕色皮肤的小兄弟”来称呼菲律宾人。但是麦克阿瑟麾下的士兵们从不将这些战场上的劲敌视为兄弟，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他们的兄弟可能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但绝对不是我。”将军和组长之间的私人交往少得可怜，因此塔夫脱只能给他写信进行联络。此前，塔夫脱与许多最具影响力的政客打过交道，然而麦克阿瑟的自我膨胀还是让他感到忍无可忍，最后不得不写信给包括国防部长伊莱休·鲁特在内的华盛顿政要们，对阿瑟·麦克阿瑟的人品表示质疑。这些话与半个世纪后人们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评价如出一辙，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奇怪的轮回。阿瑟·麦克阿瑟缺乏幽默感，“宁愿热衷于研究某个民族深刻而抽象的心理状况，而对于初来乍到的本国政府官员却傲慢无礼、不闻不问”。塔夫脱认为阿瑟·麦克阿瑟喜欢夸夸其谈，却从不善于聆听。
塔夫脱不仅由麦金莱亲自任命，还是麦金莱密友，因此阿瑟·麦克阿瑟的行为不仅狂妄自大，而且目光短浅、自掘坟墓。在和塔夫脱展开的这场军政双方孰重孰轻的战斗中，麦克阿瑟无可挽回地触怒了美国四位至关重要的共和党人：麦金莱、鲁特、老罗斯福（1900年麦金莱参加总统选举时的竞选伙伴，在麦金莱遭到暗杀之后继任总统）和塔夫脱。
1902年，塔夫脱成为菲律宾总督，而后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1908年当选美国总统。在处心积虑地和塔夫脱周旋了十三个月后，阿瑟·麦克阿瑟终于被华盛顿召回。在马尼拉的日子是阿瑟·麦克阿瑟事业中最辉煌的时期。八年之后，当塔夫脱出任总统后，阿瑟·麦克阿瑟立即辞去军职。然而，他的职业生涯早在此之前就画上了实质性的句号。
虽然他被授予美军当时最高的中将军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陆军参谋长——这个在他看来最有价值的职位。除了那些功勋卓著的战绩，阿瑟·麦克阿瑟的事业与人生最终在一种绵延不绝的痛苦与无法排遣的愤懑中黯然结束。根据威廉·曼彻斯特的记载，在那些岁月里，阿瑟·麦克阿瑟在儿子的心中种下了一粒文武权力冲突的可怕种子：“这粒种子虽然耗费半个世纪的漫长等待才开出花来，但最终结出了惊人的果实。”
回顾阿瑟·麦克阿瑟的生平和他怠慢塔夫脱（也就是怠慢总统）的行为，再看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总统关系的破裂，这对父子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在历史上留下了怪异的一笔。类似麦克阿瑟父子这样的情况，恐怕在历史上屈指可数。
阿瑟·麦克阿瑟在1909年辞职后只活了短短三年。在他去世以后，妻子平克尼接过丈夫的衣钵，继续着丈夫的神话。在她看来，年轻的道格拉斯应当为麦克阿瑟家族报仇雪耻。她不断地教诲自己的儿子：“你必须成为一个像你父亲那样伟大的人。”有时候，她还会这样说：“或者成为一个像罗伯特·李将军那样伟大的人。”道格拉斯不但要达到父亲的高度，而且应该超越父亲的成就，让她成为最成功的母亲。当道格拉斯最终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时，平克尼说道：“要是你父亲能活着看到今天就好了！道格拉斯，你已经成为他最想成为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