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判官巷之行
【第一话 杀死人妖的少年佐藤幸三（十六岁）】
我杀了那个男人。他不是好东西。他说自己是女人，把我骗得团团转。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也怪我太激动，没沉下心来看清楚。
他带我去了他的公寓，我还看见他家挂着男式西装，迹象够明显了吧，但我跟他进被窝后都没发现，我也真是傻。所以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他是男人时，一股火就冲了上来。我哪是好欺负的？他可收了我一千日元。
不过，我本来没想过一定要杀死他。我假装去厕所，在走廊打开折刀的时候，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突然我捅了那家伙一刀，有刺进软肉里的手感。他大声怪叫着倒地，于是我抱起房间里的衣裤，从窗户逃走了。我一边跑一边才发现抓错了裤子。
但跑着跑着，我心里一凉，想起裤子口袋里有刻着我名字的奖章。我留下了证据。完了！跑不掉了！我打算认命自首了。
那天晚上我是离家出走才在外面的。从前我在家里就很孤独。我家里有六口人，父母、二哥、二嫂、三哥和我，大哥战死了。
有过这么一件事。打仗的时候，我们被疏散到神奈川县高座郡，那里有一个女孩和我同龄，我们很要好。我特别喜欢她，回到东京后也思念她，于是去年八月，我到底背着家人，跑去找她了。但她家搬走了，没找到。打那以后，我做什么都没意思。母亲看我没精打采的，很担心，就说：“既然你那么喜欢，早点也没关系，把那姑娘找出来，娶了人家吧。”可是我上头那个二十岁的三哥却反对说：“我都没结婚，他才十六。”父亲也这么说。
不光是这件事，我动不动就和家人吵起来。只有母亲是真心为我着想。那天早上也是因为一件小事，我和父亲大吵一架，给母亲写了封遗书。我下定决心，要将考虑很久的事情付诸实践。哪里都能活，死又有什么关系。
我揣起当月的学费和正月的零花钱，加起来有两千五百日元，还有去年年底买的防身用折刀也放进了口袋，然后在下午三点左右离家出走了。半路上我在新宿下车，寻思着反正都要死了，看场电影吧，就看了一部《女贼和判官》。出了电影院，我买一包和平[1]抽，味道不好。
我大脑一片空白，漫无目的地在新宿车站的西口附近晃悠时，一个年轻男人向我搭话，说：“有漂亮女人，要不要去玩玩？”
死之前我想体验一次女人。然后他带来的人，就是那个男人。
这篇手记倒是能改编成童话吧。少年在赴死途中嫖娼[2]纪念人生，又有人妖登场，真是一个污秽不堪的童话，但似乎说得上是斯特林堡[3]风的童话。
十六岁的少年曾在避难的村子里和一个姑娘结为玩伴，那时两人都不到十岁吧。少年忘不了那个女孩，又回村子找她，但对方早已搬走，因此他失望了。
直到这里为止，都很像是怀着《塞根先生的山羊》[4]的纯真，谈《青梅竹马》[5]的恋情。实在是至纯至美的童话世界。由于少年丢了魂似的，钻牛角尖里出不来，母亲便想为他们牵姻缘，但二十岁的哥哥反对说还轮不到他，父亲也赞成哥哥。十六岁的年龄结婚过早，这是大众普遍的常识。理性的父亲依循常识也是理所当然。但母亲无视常理，自己的儿子既然那么惦记，让他们结婚不就好了，这也浑然是母爱天性，往往盲目溺爱。双亲观点的分歧和争论等，可演一出净琉璃[6]的重头戏。
童话与净琉璃中的少年与家人吵架，离家出走后，剧情陡然流入污浊，转到了现代风嫖娼。他的出发是暗淡的，离家出走，或是自杀，此时带上防身用的折刀，我不是不能理解。去自杀，还说防身用，乍听起来好像矛盾，但自杀和他杀差不多，当一个人心情悲怆，日月无光，伤痛得难以自持时，不论自杀还是离家，路上可能埋伏着的强盗、山贼、妖怪挤挤挨挨混杂一团，悲怆的心情综合了所有令人不安和痛苦的事物，一件也拆不开。即便是十六岁的少年，人的心理也绝不会简单分明。
但是，他先提了自杀，却不强调刀具用来自杀，而说用来防身，大概是孩子共通的诚实优点。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他害怕被误认为自己的目的是杀人，而自杀这种用途又有几分相似，所以故意说成防身的可能。再有最近安眠药才是自杀的代名词，这时候的少年或许是没想到折刀也能自杀。被皮条客搭话那一节虽已陷低俗，但多少飘着童话的气氛，蕴含着游冶风流的诗意。
以前的女孩离家出走，坏人迎候在路边、车站，上前搭话，哄骗拐卖，屡见不鲜，但却没怎么听说过皮条客招呼男孩。现如今在那里，大人小孩被一视同仁。主动踏进花柳巷的暂且不论，只是走在灯红酒绿之中，孩子就会被皮条客叫住。以皮条客为首的现代派卖淫业具备一种务实精神：有钱就是爷。更何况不乏比十六岁还年幼的妓女。
现在的少年在家里是少年，可一旦踏出家门一步，成人世界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遭遇如大人的经历。爸爸只知在家与公司之间往返，孩子却会看看电影，喝喝茶，闲逛爸爸不知道的那些娱乐场所，说不准会因此更多地参观成人世界。不过，少年也有少年自己的理想，自成一套道德观或洁癖，即使站在成人世界的门口，受到可疑人物的招待，也不会轻易越过那道门槛。杀死人妖的少年似乎也是这天第一次越界。当家长的有必要牢记，孩子超出你们想象地靠谱。醉醺醺地去一次娱乐场所就立刻接受可疑人物的邀请，而后把肠子悔青的这种莫大忧虑是属于家长的，孩子的意志力才没有那么薄弱。
若不给予信任，过度地怀疑孩子，那就是给他们的逆反心理火上浇油，久而久之，“我就做给你看看！”逮到借口就难保不会实践了。要论为什么，孩子拥有洁癖和自制力的同时，当然也有性欲，以及旺盛的好奇心，并且一定会盼望能有个机会，让自己转嫁罪恶感，挣脱自制的枷锁。而最好的机会，无疑是父母给了委屈，由此发生口角，自暴自弃奔出家门的时刻。原因在于，家长施加的压力是孩子最有力的刹车。被刹车踩住的愿望悄悄地等待着，等一个能够将罪过转嫁他人的正当借口；想方设法自然地，或是表面上自然地摆脱刹车。无法理解少年人这种心情的家长，反而会早早便将孩子赶上歧途。第二话的女孩便是如此境遇。孩子将罪过转嫁家长，家长也半斤八两，不假思索地依赖常识性道德观，用一句棍棒出孝子推诿自己的懒惰、愚蠢、无能。孩子拿他人当借口转嫁责任时，其实还是抱有痛苦的罪恶感，但家长仰仗修身教育的法定准则，没有人追究他们的罪过，包括他们自己。
且说少年跟着男人去了他的公寓。因为房间里挂着男人的外衣，少年开始感到蹊跷，上了床以后发现真是男人，于是很不爽，不甘心被骗，便谎称去厕所，在走廊打开折刀，捅了男妓。扑哧扎进去，男人一声怪叫，想跑，他下意识又是一刀，男人大叫着倒地，于是他抄起上衣和裤子从窗户逃走。这段的观察，或者说回忆的角度很像电影。也许在应对不幸的犯罪时，他只能想起电影的回顾手法，有样学样。但无论如何，唯独这里像极了电影，很写实主义（山际语）。在当今的时代，分量和本领最大的教育者，可不是电影吗？
说来惭愧，我身为巷谈师，却从未拜访过人妖的住所，实为遗憾。但我也曾在夜游上野[7]丛林带时，不无敬畏地暗暗注意过一伙人妖。大体来讲，比起视觉上的观感，听觉上的阴阳怪气更能突显他们的特异之处，纵使一眼看不出是男人，只消听听声音，便如兜头一盆凉水泼下来，污浊感劈头盖脸。人妖怪就怪在声音，然而少年认识其真面目的过程、观察的角度又都是单一的视觉通道，比如房间里挂着男人的外衣，因而起疑的桥段也很有电影风格。完全就像是看电影一样观看、架构自己的现实，使人禁不住猜想：他除此表现手法再无他法。一般来讲，电影不会采用“诶？男人的声音？”作为疑心的出发点；一般都是从说话的内容产生怀疑。
见到男人的外衣，所以开始感到蹊跷，上了床后知道是男人——在什么情况下得到的证实，想来真是污秽不堪，从《青梅竹马》、《塞根先生的山羊》和净琉璃的重头戏，突然来一个怪诞的大反转，闯入这个场景，融合了最纯真的稚嫩与大人都无法直视的污秽，这种情节太过于悖谬、脱离现实，因此在我看来近似童话。可仙女与安达原鬼婆[8]交织而成的少年，却并非弗兰肯斯坦那一路，而是日本现实的一部分，现代少年们的生活现状的的确确存在这一面。毕竟他们心无杂念地散步，大门也会随时随地敞开。
以为是女人，结果是男人。被骗难怪会发怒，要是一声不吭地笑笑就过去了，反而恐怖。但发怒就砍人，普通人不怎么能做得出。即使是带点自杀想法的离家出走，内心悲怆激昂之际，大多数人也很难干得出来。
醒悟自己被骗，幼儿稍微倾向于立刻拿起武器，积极报复，但上了小学后，罪责意识萌芽，除了少数人，大家都学会了控制自己，不再立刻拿武器。成年人还有制裁要接受，更不会去犯险。与幼儿同样马上端起武器报复的，唯有国家。只适用于幼儿的报复理由，在国家手里，却足以冠冕堂皇地掀起战火。国家撒泼不亚于婴孩，当真是个我行我素的暴力团伙。
说是被骗，不过是性别问题，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并不值得动怒。人妖登不上人生的表面舞台，甚至占不了后台的一席之地，他们躺在碍不着人的路边或角落，怪异却也仅仅是荒谬的存在。与这种可笑的怪物相比，抬眼皮一扫政界、官场、实业圈、教育界、宗教圈、文坛、学界，到处都是更加妖邪的贻害无穷的大怪物。几万把折刀也是杯水车薪。政界还有长了三五枚舌头的怪物，但那也得往后排。少年都活到十六了，应该跟人妖以上级别、有实际危害的大怪物打过交道吧，然而他发现了人妖，却发现不了大怪物，可见他脑子并不灵光。
蠢笨得对成人世界一无所知的孩子，有些人将其视为天真无邪，自然纯洁，但是任何情况下的无知都没有赞赏空间。知与行是两码事。聪明人有求知欲，知善恶，而不行恶，或许算是优点；不知，也只是痴愚，等长大后懂了，天真变质，凶恶难料。所谓单纯，只是无意义的时间差罢了，而且饱含滋生误差的因素，家长若在这种认知中放宽了心，待到孩子长成，就会猛然束手无策：孩子已然妖魔化。
满十六岁的年龄，理解力快赶得上成年人了。可这名少年理解人生的能力不强，略显低能，似乎是勉勉强强从电影学来人生。在手记中也是，突然出现“心情阴郁地走出电影院，买一包和平，味道却不好”的描写。这里也很电影化，仿佛“由于失恋或是什么原因，主角愁云笼罩，香烟抽不下去撇掉”的场景。有的是更应该交代的重要情节，但他却寥寥几笔跳过，特别地专注于情景描写的画面感。换言之，除去电影手法，他再不会回想自己的人生。
虽是因为弱智把人捅了，但他的理解力、判断力、抑制力多半能发展成熟，以后长大了倒也未必会成为邪魔外道。他伤感于家人的不谅解，顾影自怜，被骗固然发怒，却仿佛未曾想过骗人。是弱智，不是邪道。也许捅人这件事本身，就是因为他弱智得混淆自己与电影而模仿。
然而，即使低能至此，仍会有顾影自怜的伤感，人类也着实可悲。事实上，如少年这般享有丰足母爱的人不是很多吧，只是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但他也明白母亲爱他。还有一些人是误解爱，或硬生生否认爱，比较起来，少年还不是很扭曲。只不过他将重点放在了不予理解的人身上，父亲、哥哥、嫂子等，大抵就是看什么都不满意，撒娇使性，被母爱宠坏的味道扑鼻而来。总之他虽然低能，却非性格乖张，一言以蔽之：乳臭未干。但话说回来，无法得到理解的伤感应是真实的感伤。不管如何幼稚、低能，这种伤感是世人共通的刻骨之痛，别无二致。或许越是年轻，痛得越厉害。长着一颗多愁善感的心，便做不了幸福的灵魂，但也算不上乖僻。可以说是诗人的灵魂。是低能刺死了人，灵魂不多刺。
杀人也分很多种。有一种低能是自诩正义地替天行道，暗杀高官，洋洋自得。同样的低能杀人犯之间也有云泥之别，自诩英雄的人暗杀高官，其出发点应是来自政治观点的判断，然而都是个拥有理论判断能力的成年人了，却弱智地选择了杀人这种手段，行为野蛮且恶劣。少年的情况是被骗去一千日元，开门见山，构不成理论云云，就是幼年普遍的低能。等他智力发育，低能稍稍得到改善，估计就做不出这种事了。虽然同样热爱正义，嫉恶如仇，自诩英雄的人却是以一己之见归结了政界的善恶，甚至为此杀人，却不知反省自身行为的善恶，反倒骄傲地以英雄自居，好一副野人嘴脸，没有比这更像文明人的邻居的了。但少年憎恨的恶却很纯朴、直接，他所爱的正义也并非野人那异想天开的作威作福，而是世俗寻常的纯朴之善。少年表现的低能不像硬伤，想来以后会有所长进，只要提高智商，那么应该还有救。视杀人为神圣的冷静弱智才无药可救。就像一只疯狗自诩正义，若不与疯狗同流，怎么也不会想到发起战争。少年长大后智力发育，就不会借着幼儿的歪理拿起武器捅人了吧。我期待这个少年保持着嫉恶如仇之心，快点长大成人。大人净是怪物。你也会成为怪物吧，但看起来缺乏成为大怪物的潜力。
【第二话 诈骗犯[9]女孩山口公子（二十岁）】
我是在旅馆工作时和吉米相识的，他说他有外国国籍。他从不掩饰对我的好感，很照顾我。
从小到大这二十年里，我一直没遇到过什么挫折。其实，连我也意识到从小被双亲溺爱，自己的性格有多么任性。可是，当我到了适婚的年龄，父母立刻变得神经质，啰里啰嗦地管我。我说服父母，到旅馆工作，也是因为受不了家里沉闷的气氛，想去闯荡自由的社会。
所以，尽管我对吉米没什么感情，我们的交往对我来说，却是一种救赎。我开心极了。
虽说是出去玩，我也不会跳舞什么的，也就在银座散散步，看个电影吃顿饭。
不过，每晚我都必定回家。我家住镰仓。父亲规定的门限是晚上八点。虽然我很注意守时，但和吉米交往后就时常晚归了。每当那时，父亲都会狠狠地骂我一顿。我心里不痛快。镰仓那么远，即使只是看场电影，超过八点也很正常。
九月份我离家出走的那天，晚上也是和吉米在一起来着。等我想起看表，早就已经过了八点。横竖会被骂，我索性和吉米多待了一会儿。
十点到家，门锁上了，灯还亮着。但父母怎么也不让我进门。我来气了，调头往车站走，可说到底，也没有别的去处，只有吉米住的旅馆。
当晚在旅馆，我第一次把自己献给了吉米。这是没办法的事。也许是对双亲的反抗。而且，他对我很好。
打那以后，我就没回过家。吉米原先说他是外籍的贸易商，但在共同生活中，我知道了他的真名是新佛典仪，还有父母在广岛生活。不过吉米特别富裕，那段日子可开心了。随便买东西，随时看电影，一个按铃就能满足需求的旅馆生活——就像美国电影一样。可是一月初，搬到雅叙园后，吉米也开始为钱发愁了。
旅馆一再催账，最后吉米和我商量，要么假扮钟表商干一票。听了他的话，我感觉行得通，毕竟，我还是想有钱花，想回到之前那样的生活中，我放不下这强烈的欲望。
按着吉米的吩咐，二十三号我在八洲旅馆与东京商会的人会面，收了六十六万，溜出旅馆的时候心跳个不停。等在外面的吉米一见到我就说“你可以去买新衣服，到太阳旅馆待几天，看看情况”，我听他的。我在旅馆藏起钱，一整天闭门不出，心里七上八下，很害怕，希望快点见到吉米。但来的人不是他，是警察。刚开始我还在警察面前虚张声势，死鸭子嘴硬，但冷静下来一想，便深切地反省到自己做了错事。不管会被骂得多惨，我也想回家，从今往后洗心革面，比如当一名家庭英语老师。只不过同时我也觉得，似乎无法和吉米分手了……
这是一对蠢父母无意中帮孩子离家出走的故事。要求在东京工作的女儿每天八点准时回家，可不是为难人吗？既然那么担心，最好给她的脖子拴上链子。谁都会没事想看一场电影，何况女儿都已自立工作，就该明白她会谈恋爱，并协助她谈一场美好的恋爱，这才是为人父母的明智之举。多了协助，孩子也难免犯错，但如果能疏解孩子的罪恶感，教他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做人有进步，那也是件好事。就像第一话所说，在少年这个年龄段，即使成人的大门就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不会贸然跨入。好像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家长，对孩子本身的刹车不予理解，只自满于严格的管教，直到孩子的叛逆心惹是生非，都意识不到帮凶是谁，还坚信自己尽了家长的责任。
将十点回来的女儿关在门外，敲门不给开，帮工终于圆满，这对父母真是弱智得让人心服口服。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么上过学念过书吧？学的什么东西？好歹看些解析人心的小说，也能了解一点孩子的心理，这花不了多少时间。即便是没文化的体力劳动者，只消反躬自省，接受身边事实的无言的教训，都会自然而然地掌握一套心理学；反观身居高位，领导众多男女社员的人物，智商居然如此低下，简直不可思议，教人费解。
女孩想看电影，对跳舞感兴趣，喜欢在银座散步，有人请吃饭就会开心，这些都无可非议。也有人讨厌这些事，喜欢做做家务、读读书增长见识，两厢比较，道德上并没有高低之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我要是找老婆，爱做家务活的不如爱玩的，因为那种魅力更能吸引我。这也是个人喜好的问题，没什么可议论的。
女孩渴望些许自由是人之常情，双亲将门限设为八点，给她的叛逆心煽风点火的做法，才是愚蠢得不可理喻。转嫁罪恶感的借口一旦成立，孩子就会抛弃洁癖刹车，肆意冲下好奇心的坡道。既然那么怀疑，干脆让你们怀疑个够——孩子们最常用且通用的赌气思路。任何人的内心都生来就有善恶对峙，要打破平衡一心向恶，当事人也需要莫大的决心，但双亲因此过度地怀疑，导致孩子自暴自弃，却是最易打破平衡的一种情况。女孩也有几分错。即使自暴自弃地昏了头，得到刹车失灵的借口，也还是悬崖勒马的女孩比较多吧。不过当然了，父母的低能还是远远凌驾其上。
女人一旦横下了心，之后就全看男方了。如果男人爱她，有能力让她活得比以前和父母一起时更快乐，女孩便会与他同化。既然已经横了心，理当有如此变化，不足为奇。反过来，就算了解了男人是诈骗惯犯，但男人财大气粗，娇宠自己，而与其生活同化，也并不能代表女孩本性恶劣，行为不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指一般的女性，归根结底，应该说让她越线的父母愚不可及。毕竟与男人的生活同化了，自然会随之蛮横，也会随之端庄。如果和诈骗犯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奢侈的背面又被旅馆催账，妄图干一票挺过难关，那么人当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报纸报道了她被捕后的情形，她满不在乎地说“不就是还钱吗”，如果过惯了彻头彻尾的无本买卖的生活，泼辣的言辞自己就会往外蹦。但那种泼辣并非与生俱来，许多平凡的女性都具备步她后尘的性质，当踏上同一条路，也就会习得同样的泼辣吧。被捕的当时，真正狡猾的人反而懂得装老实，那可是到了中学生级别才能学得的本领。
“虽然同时我也觉得，似乎无法和吉米分手了……”手记以此收尾，两个字：肤浅。这也是个弱智女孩，错不了。她欢喜吉米提供的奢华生活超过吉米本身。假使吉米以后出狱，无业又没钱，诈骗的技能再被封，绝对过不上好日子。思索未来时，人们会下意识地参照现在，但被捕的吉米未来还能和过去一样光鲜吗？一般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她的智商连一般人的水准都达不到，考虑得少不说，还极其肤浅。报道左边有一张照片，是她被保释后，与母亲一同敲击天理教[10]的大鼓祈祷的画面，这也愚昧极了。反复无常的信仰，迟早心灰意冷，但女孩的愚昧与母亲如出一辙。她能否活用这次经验脱胎换骨，其潜力非常值得怀疑。偶然碰到好男人，倒是有望攀着男人重新站起，但凭她自身，我看不出这种天赋或实力。或者说，她不一再将越线的责任转嫁他人，就是万幸了。话又说回来，如果重蹈覆辙而毅然无悔，那也潇洒。相比与丈夫同床异梦、忍受难以忍受的生活、没有其他出路和经验、只得以泪洗面的夫人，当然是这个女孩的人生更死而无憾，要是这么算起来，应该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吧。越线之时或是命运的分歧点。即使有天性的偏向，也未必会做那般选择。但这个女孩的情况，却是免不了由低下的智商开拓命运，从而只唤醒了与智商相匹配的资质。总之，学聪明非常重要。毕竟谁都至少有潜力达到自身智商的极限。
【第三话 遭税务局员工殴打的妇女竹内须惠（四十四岁）】
我家住东京新宿区，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十八了，丈夫是一名装裱师。
说起缴税，哪家都一样头疼吧，但我在交税这件事上，真是伤透了心。昭和二十四年度的纳税申报表，我填写的所得金额是六万日元，分两期缴付税款，每次都缴了一千三百八十九日元。税务局却发来更正通知，改成了十八万日元，但我们的实际收入根本没有那么多，所以就提起了申诉。然后他们改了，却仍有十五万左右，并在去年九月初，要求我们上缴火盆、饭桌和屏风等三件家具，抵押税款的二万七千日元滞纳金。
之后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十月十三日，那天正好我丈夫不在家，四谷税务局的一名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和三名民工开着一辆卡车，来接收抵押品。
他们那态度简直傲慢得不像话。因为门脸太不好看，我向亲戚借钱买了新窗户，那人一个劲盯着窗户看，走进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好……这是发了啊。”就是这种语气。然后他们立刻开工了，我也帮忙把饭桌抬到门口。
火盆很重，我实在搬不动，就拜托了他们。税务局的人态度过于嚣张，我自知没礼貌也忍不住说：“那个火盆确实是抵押给你们了，但里面的灰和炭火总不会也抵押了吧？我们穷人买灰也得省吃俭用，所以还请你将灰倒在那边的地上。”税务局的人照做了，但搞得四周漫天灰尘，我就拿了布头在楼梯口拍打。
然后他又往调查报告里添了一项“前屋的玻璃窗四面”，一边让我借他印章。于是我说：“当家的不在家，我不能借给您。况且那扇窗户要是卸了，外面看里面清清楚楚，更别提防盗了。如果您无论如何都要卸，也请等我丈夫回来再说。”没有把印章交给他。
之后我回了一趟里屋，再来到店里时，就见他们已经卸了一块窗户，正要卸第二块。我光着脚跳出去，拼命哀求他们“求求你们千万不要动窗户！”这时，突然一只拳头凶狠地打中了我的右眼下方。那一下打得我头晕目眩，记不清之后的事了，据目击者说，在那猛烈的一拳后，我又被连着扇了五六个耳光。
目击者中有几个邻居，还有一位姓村田的年轻人偶然路过我家前街，他看不过去，将情况通报给了附近的派出所，又跑来告诉我，说警察马上就来逮捕现行犯。但那时税务局的卡车已经收工了。那块玻璃窗到底给我留下了。
丈夫被孩子叫回来，他大吃一惊，急忙赶回家里，又当即去警察局叙述了详情，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那天晚上，四谷税务局的课长[11]和另一个人带当事人来道歉。课长不断地赔不是，说：“我们犯下了严重的失误，实在颜面尽失。那人出身农村，如今景气不好，要是被解雇就活不下去了，还请你们大人大量，给他一个机会。”
那时是我丈夫出去应付他们，他说：“总之，我现在也在气头上，你们改天再来吧。”就请税务局的人们回去了。但是，又过去了将近十天，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十月二十三日，我丈夫和大约三十位邻居一起找上了税务局。局长接见了我丈夫和四名代表，当场却说：“我的部下没有过错。那天晚上，税务局派三个人是去调查实情，不是去道歉。相反你们才是妨碍公务。”于是，我丈夫在回家路上就下定决心提起诉讼了。
不光是那一个人，街坊们也时常抱怨，说税务局的员工有很多年轻人，身处服务大众的位置，言行却横暴无比，人神共愤。
公务员本应和蔼可亲，那班人却这副德行，难道不该管吗？因此我要抗议到底。
这起事件正在打官司，写这本手记的妇女既是原告，也是被告。因此不能与犯人的手记混为一谈，无法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议论。但很不巧，我手头只有这份遭到殴打的妇女的手记，打人方的说法、证人的证言都是空白，所以单方面听信这篇手记也不公平，可话又说回来，我本来就从未妄想做个纸上裁判，并没有丝毫法官意识。
打了？还是没打？分辨真相论定是非，这些都轮不到我。但法律这个东西，只要你掌握了钻漏洞的窍门，做足了表面功夫，就怎么也构不成犯罪，所以并不牢靠。我没听过广播的采访，不甚了解详情，但据我探问，大致意思是税务局的人没有动手，而是那位妇女自己火冒三丈，脚步踉跄地一头撞了过去。再问证人怎么说？又好像记不清了。法律会如何裁决这桩案子，我无从推断。据说那位妇女脸上的伤，让她两个星期没能出家门，也没看医生，所以伤势痊愈后根本作不了证。目击者的证言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毕竟除了口头证言以外，并没有其他有力证据，我这个门外汉可猜不到法律会倾向于哪种结论。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事件起因在于税务局一名职员的胡作非为。竟然将人家店面的窗户添进抵押品名单并动手拆卸，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恃强凌弱的恶劣性质远超打人嫌疑。拆掉窗户的话，一来无法防盗，二来冬天灌风，有损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据说这种等同搞破坏的回收作风是家常便饭，他们不知也不必悔改。丧心病狂！人不学好反学禽兽。法律能否对此判刑？这种问题本身就腐烂至极。
一人做一人当地耍耍威风还凑合，但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公务员可坏了，因为国民最重要的日常生活直接与其关联，受其支配，教人如何容忍。我深深地感到，日本人不适合当官。这位公务员在摘下头衔时，应也不会亮出獠牙，可只要当了官，便会摩拳擦掌地逞起威风，以至于向弱者张开血盆大口。无论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有一种毛病：给他特权就性情大变。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以目前来说，只要官员还握有特权，那么谁当官谁完蛋。可悲可叹。
不过我们当然会想：总不会所有税务局职员都丧心病狂，强拆窗户。然而这也有可疑之处。关于打没打人的争执，至少因为是触犯法律的问题，他们似乎还自觉有必要说一句抱歉——虽然税务局扬言并不是去道歉。无论如何，强拆窗户在他们眼里自一开始就不成问题，以此推论，我不得不认为这是他们惯常的思路与行为。
不是去道歉，而是去调查实情。这个说法挺有意思。他们要调查的是哪门子实情呢？单看这本手记，被打的妇女一家并没有当天就去税务局抗议。那位丈夫应付他们的说法是“我现在也在气头上，你们改天再来吧”，所以他不可能在当天就主动找上税务局了。
准确地讲，手记里写的是他去报警，但缠夹不清。那么也许是警察局与税务局通电话了，可事实经过如何，本该由警察最先着手调查，而非当事人自己吧。警察自己不去调查，反倒给当事人打电话，委托他们调查，有可能吗？
他们从谁口中得到消息？去调查什么？我实在是摸不着头脑。
又说我方没错，相反你们才是妨碍公务。这句话也耐人寻味。既然他们犯了名为妨碍公务的重罪，那个“调查”结束后，岂非正是闪电执法的时刻，可是看样子，直到对方找上门来为止，这个罪名都并没什么了不起，很是宽松。那对夫妇的哪一点行为构成了妨碍公务，我好奇得不得了。
打了没打，无所谓。即使如税务局所说，实际上是这位妇女自己大发雷霆，踉踉跄跄地撞了过去，导致误伤，那我也要说，她的怒火有理有据。妇女独自在家，眼见来人拆起了窗户，必然会张皇失措。他们若是冲上前勒住女人脖子撬她的金牙，说不定还多一些幽默感；要么默默拿起剃刀给女人的头发刮个干净，也能卖去假发店，或可抵得上四面窗户的价钱。遥远的平安时代，曾有一名农民结婚买不起喜酒，便向寺院的和尚借了两斗。没等还酒，他却病死了。于是和尚来到他床前，说：“喂！你这人，欠着东西就要死？这可不行。你下辈子来我的寺院做牛吧，干四年活儿，我就当你还清了债，再放你自由。”农民无可奈何，哭着投胎成了牛，干了四年活儿，好容易被超度了。在平安时代，和尚也属于特权阶级。扭着农民的胳膊带回寺里，那双胳膊也做不到每日耕田犁地。反观让他转世为牛，使唤四年，讨回债务，这个主意棒极了。
不过，如果实际打了却说没打，被这种官员占领的日本真是走到末路了。还不如把日本打个粉碎。
注释：
[1]香烟牌子，寄托对和平未来的期望。1946年开始发售。（译注）
[2]原文中的娼妓特指二战后以美军为对象的野妓。（译注）
[3]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瑞典的国宝，世界现代戏剧之父。（译注）
[4]法国童话故事。（译注）
[5]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的代表作，描写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东京下町有名的风俗区域吉原花街发生的故事。（译注）
[6]日本民间曲艺，在三味线的伴奏下说唱。（译注）
[7]地名。位于东京都台东区，以上野站为中心的区域。（译注）
[8]日本神话中的女鬼。（译注）
[9]原文中的诈骗特指伪装成相关人士骗取财物，再从建筑物的其他出入口逃脱的犯罪形式。（译注）
[10]日本新兴宗教之一，教祖中山美伎于1838年创立。（译注）
[11]日本的工作岗位名称，独立部门的主管，大致相当于科长。（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