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人损益　各执一端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立论原点。中国哲学的任何一个学派都是围绕天人关系展开讨论的，只不过不同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他们或强调“天”的伟大，或强调“人”的美好，儒家和道家也不例外。儒家更强调“人”，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家更强调“天”，所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天人两端的损益，是儒道两家的分水岭。

关于儒家的来源，历来说法不一。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源于古代的宗教活动。“儒”字的本字是“需”，“需”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一个象形字，像人立于雨中之形。就此人们还无法判断其意义是“被雨淋”，还是“等雨停”，还是“盼下雨”。“需”字在小篆中演变成一个会意字，从雨，从而。“而”字的字义是“胡须”，所以“需”的字义可以断为“拈须待雨”。但此时还无法断定是“等待雨停”，还是“等待下雨”，直到后来“需”字边加了个“人”字旁成为“儒”字，意义才明确。人们用“儒”字称代从事某种职业的人，而社会上没有一种职业是“等待停雨”，却有一种职业是“主持祈雨”，可见“儒”最早的含义应该是主持祈雨的人。这种人的工作不只限于从事祈雨活动，还包括从事祭祀、祈祷、问卜、治丧等所有与宗教有关的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儒”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周武王依靠百姓的力量，推翻了殷商统治，建立了周朝政权。这种伟大的历史转变让周人意识到人的力量要比天的旨意更值得信任，所以在立国之初，就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由信仰天帝调整为信仰人力。这样，原始的宗教活动逐渐减少变弱，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也开始转变职能。他们由原来的精神领袖逐渐转变为社会服务人员，在社会上从事祭祀与治丧等主持与服务工作。春秋时期，孔子的出现使“儒”的职能又为之一变。孔子兴办私学，终结了学在官府、不及庶民的时代，开启了一个私人办学、有教无类的崭新时代。与此同时，孔子还提出一系列拯救社会危机的新主张，并向各诸侯国推广。这样就以孔子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就被称为“儒家”。

孔子认为，国家治理得好坏，关键在于统治者。“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君子的德行就像风，百姓的德行就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这样，统治者的德行与才能尤其是德行就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加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行为规范只能靠教育，这就是儒家主张“礼教”与“德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目的就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根基已定，目的既明，孔子所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为这一主张找到充分的依据，并以此建立完整的思想体系；二是将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使之变成社会现实。

道家却对此不以为然。《汉书·艺文志》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道家这个学术流派，大概出自史官一职，因为他们记录了历代王朝的成败、存亡、祸福以及古今变化的规律，然后知道秉持要害、把握根本，以清静虚寂守护内心，以处卑示弱把持自身，这是教人面南背北君临天下的方法。等到将其夸大的人用起来，就想绝断礼学，放弃仁义，说只有凭借清静虚寂才可以治理国家。

班固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道家出自史官，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更宽广的视角考察历代王朝的兴衰变故。他们发现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其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社会治理不应该预设某种模式，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抓住根本，“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谓抓住根本，就是要紧紧抓住天地万物的本根——“道”；所谓“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就是通过“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来化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不要主动出击，不要大胆妄为，而要依道而行，顺势而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就所有的事。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

儒道两家的出发点都是为社会稳定与人生幸福寻找出路，只是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而已。两者虽然说得都有道理，事实也证明他们的学说曾经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他们也同时夸大了各自的学说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比如儒家提倡“礼教”与“德治”是正确的，但是单靠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不重视“法治”显然是不完善的。道家提倡“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是正确的，但是过分淡化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不妥的。人毕竟是人，既然上苍赋予了人不同于万物的思考能力，人就应该尽量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人类自己的事情办好。正是因为儒道两家各有长短，中华民族才比对两者的长短，在处理天人关系上找到平衡点，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使民族精神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