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同一学派　亦在沿革

虽然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但是由于弟子众多，领悟能力差异较大，在孔子去世后，儒家内部开始分化。《韩非子·显学》一文中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至战国中晚期，儒家出现了两个影响力较大的人物，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他们都信奉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主张，但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孟子强调“性相近”的部分，并将其发展成为“性善说”。孟子认为善的人性必然产生善的行为，善的行为是作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行，这个必须具备的品行就是“义”。“义”是人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性又植根于人心之中，所以孟子一派更偏重心性学。荀子更强调孔子“习相远”的主张，并将其发展成为“性恶说”。荀子认为，人性有恶，恶的人性必然导致恶的行为。为了防范恶的行为发生，必须加强“礼”的建设，所以荀子一派更偏重礼法学。孟子为人类的道德存在找到了人性善的基础，而荀子则为礼法的建设找到了人性恶的依据。两人虽然各执一端，但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因为孟子的说法更有人情味，所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普遍接受；又因为孟子的“仁政”思想更符合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加之唐宋两代学者的大力提倡，所以孟子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荀子，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孔子继承人，被尊为“亚圣”。

尽管如此，孟子与孔子并不完全相同。抛开出身和性格方面等个体差异不谈，单就思想而言就存在诸多不同。第一，从思想理路看，孔子是“下学而上达”，孟子是“上学而下达”。孔子是先按照礼的规范立身处世，再探索这样做的道理，从而认识到“礼”源自“仁”，“仁”源自“天”，推广仁爱，实施礼教，是天之所命，然后用自己的一生去完成这个天命。而孟子是在孔子“知天命”的基础上，直接把如何完成天命当作自己的人生使命，并将之一贯到底。也就是说，孔子是从行动上升为思想，而孟子是从思想落实到行动。第二，从理论建设看，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的概念，但是还没有明确指出“仁”就是人性，也没有在“仁”与“天”之间建立必然的逻辑关系。而孟子则对人性问题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并区分“性”与“命”的不同，明确了人性的基本属性，在人与天之间建立了合乎逻辑的联系，从而为人类的道德存在找到了依据。另外，孔子提出“勇”德，并认为仁、智、勇为“三达德”，可是他并没有对“勇”展开论述。而孟子指出“勇”源自“浩然之气”，而“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义”又是人性中“羞恶之心”的产物，这样就使道德之“勇”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第三，从学说发展看，孔子所提倡的“仁”，仅仅是一种心理机制“爱人”，还停留在道德情感层面。而孟子却把这种心理机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想“仁政”，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实行仁政的措施。第四，从观念变化看，孔子在感情深处还存有很强烈的贵族情结，尊王意识和等级意识都非常强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他一生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孟子则明显带有平民情怀，他不但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口号，而且还赋予人民造反的权力，认为像商纣王这样的“独夫”，就应该杀掉。对于当时的等级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主张“在朝为爵，在乡为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并且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见大人则藐之”的大丈夫气概。总之，孟子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了完善与提升，使之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使儒学变得更加富有说服力。

庄子之于老子也同样存在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本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对此，章太炎说：“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心乃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己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论诸子学》）意思是，庄子看待世界的方法与老子相同，而他的内心指向却与老子完全不同。所以《庄子·天下篇》历数各家学说，将自己的学说与关尹、老子分裂为两派。庄子用“最高境界”褒扬关尹、老子，以“博大真人”尊崇关尹、老子，是因为关尹、老子的“自然”学说被自己所取用效法。将自己与关尹、老子分裂为两派，是不想用关尹、老子的权谋之术玷污自己。太炎先生的见谛可谓不浅，不过，说“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有点言辞过激。庄子在“道之体”的见解上与老子完全一致，而在“道之用”的见解上确与老子有所不同。老子讲究“以道治世”，而庄子讲究“以道解人”。我们来看看庄子《天下》究竟是怎么说的：“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把本原当作精微，把物体当作粗疏，把积存当作不足，安然独与神明共处。古代道术有侧重这方面的，关尹、老聃听到这种风气就高兴。“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恍惚茫昧而没有形迹，随物变化而没有常性，这是死还是生呢？是与天地一起存在吗？是与神明一起前进吗？茫茫然去往哪里？飘飘乎去往何处？万物都包罗在内，却不能当成归宿。古代的道术有侧重这方面的，庄周听说这种风气就高兴。从这两段文字上看，老子与庄子的最大区别在于：老子是“与神明共处”，庄子是“应于化解于物”（顺应自然变化，消解与物隔阂）。“与神明共处”时主体还在，主体还可以效法“道”来行事；而“应于化解于物”时，主体已经融入天地精神之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更不用说效法“道”行事了。这就提示我们，在化解主体意志方面，庄子比老子走得更远。接下来庄子自己解释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独自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轻视万物，不过问是非，来与世俗相处。可见，庄子也是讲立身处世的，只不过他不像老子那样考虑如何治世与救世，而是考虑如何处世与全生罢了。

总之，尽管国学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儒道两家都或明或暗始终在场。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相互对立与补充，使中华民族在天人关系的协调中找到了平衡；儒道两家学派内部的继承与发展，又使各自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为中华民族的诗意生活增添了一抹理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