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少年意气(3)

【少年意气】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又称陪都，对于当时的逃难者来说，那几乎是唯一的方向。

1939年夏天，袁兴烈带着一家人终于抵达了重庆。放到现在，从汉口到重庆最多也就一天一夜的时间，袁家竟辗转奔波了一年多，还好，他们一路上虽说经历了几次断粮，但一次次都从饥饿中挺了过来。一路上遭遇过日寇飞机的多次轰炸，都说枪子儿不长眼睛，但一家人都奇迹般地躲过来了。到重庆时，一家人也没有失散，一个个都全须全尾地活着，在半途上还增添了一张吃饭的嘴，那就是在湖南桃源生下的袁隆平的五弟隆湘。

重庆既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江城，山江之间，云遮雾绕，浓雾从嘉陵江蔓延而来，一座城市的轮廓若隐若现，如海市蜃楼。然而这幻境很快就被日机的轰炸打破了。一家人抵达重庆不久，连脚跟还未站稳，就遭遇了日军飞机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那是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机对重庆发动了连续两天的大规模轰炸，当场炸死了近四千人，两千多人受伤，二十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从中心城区一直到嘉陵江畔，化为一片火海。大火扑灭之后，街道两边的房屋只剩下了摇摇欲坠的残垣断壁，残砖断瓦间堆满了缺胳膊少腿的尸体，很多尸体烧得如枯黑的木炭。在一位死去的母亲怀里，她的孩子还在吮着她的乳头。那些没有被炸死和烧死的人，却比那些死难者更痛不欲生。袁隆平眼睁睁地看见一个被炸断了双腿的“扁担”（脚夫），抱着妻子的尸体绝望地哭喊：“你走了，我这没了腿的瘫子还怎么活啊？你生下的那一堆崽子我拿什么养活啊！”

这惨烈而悲绝的一幕，化为了袁隆平刻骨铭心的记忆，贯穿了他的心理成长过程和整个人生。多少年过去之后，只要提到重庆，他就会讲起重庆大轰炸，他痛心疾首地说：“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叫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在侵略者毁灭性的轰炸之下，天底下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但中华民族顽强的意志是无法毁灭的，那些被日军重点轰炸的工业基地、交通枢纽，哪怕在短时间内陷入瘫痪，很快就会被抗战军民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恢复，重新运转起来。街道与店铺哪怕被炸成了一片火海，只要还有一家劫后余生的店铺，照样开门营业，大中小学也一律照常上课。袁隆平也一直没有中断学业，抵达重庆不久，他就进了龙门浩中心小学。孩子们只能在日机频繁轰炸的间隙里打开课本，时时刻刻都可能遭遇日机的轰炸，谁也不知道灾难会不会降临自己的头上。但二毛毕竟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都无法压抑一个孩子的天性，没有什么能拘束那颗小小的心，无论走到哪里，他身上都有一股率性而为的野气。那绝非一个好玩的年代，却偏有这样一个好玩的孩子。

袁兴烈到了重庆便投笔从戎，担任了西北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一名上校军官，他们家租住的房子就在嘉陵江边，这让袁隆平如鱼得水，没多久就学会了游泳。每天放学之后，他便如同一只小鸭子似的往江边跑，把书包往江滩上一撂，浑身脱得只剩下一条小裤衩，扑通一声，一个猛子扎进江里，痛快，太痛快了。他还特别喜欢那种顶风破浪的感觉，越是有狂风巨浪猛烈地冲击他，他越是觉得痛快、刺激。在游泳上他还真是有天赋，天生一身好水性。有时正上着课，忽然拉起了空袭警报，师生们赶紧从教室里转向防空洞，袁隆平眼看着别的学生没命似的往防空洞里跑，他却一把拉上弟弟隆德，撒丫子就往嘉陵江边跑。他觉得，躲在江水里比躲在防空洞更安全，日本人不会那么傻，故意把炸弹投进江里，日本人要炸的是市中心的楼房和人群，而不是江里的鱼虾，虽然有些炸弹也会落到江里，却是一些流弹，不小心落下来的。他这想法虽说天真，倒也猜得八九不离十。当他游泳时，日本人的飞机有时飞得很低，几乎是贴着江边掠过，连机上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楚。但日机还真是很少往嘉陵江里投弹，而是将尾巴一摆就向市区飞去，随后远处便传来一阵闷雷似的响声，还有一道道如闪电般的光芒从嘉陵江上划过。袁隆平在水中攥紧了拳头，他知道，又有许多房子被鬼子炸毁了，又有许多老百姓被鬼子炸死炸伤了……

袁隆平在嘉陵江里躲过了日机的一次次轰炸，却躲不过父亲那双眼睛，尤其是父亲的那台高倍军用望远镜。一次，袁兴烈正举着望远镜，站在一扇临江的窗前，居高临下地搜寻江边的动静，在江滩上迎风摇曳的草丛中，忽然出现了两个孩子的身影。他把焦距拉近了，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家的两个臭小子，二毛正拉着四毛（隆德）往河边跑呢。“这小兔崽子，他又想去玩水，竟然还拉上了弟弟，不要命啦！”在一个父亲眼里，嘉陵江是危险的，每年不知有多少人在这江里淹死。在二毛眼里，父亲是危险的。此时，袁隆平虽说看不见父亲，但他也知道这很危险，一旦被父亲抓住了，肯定逃不过一顿打。不过，他人小鬼大，鬼点子还不少。譬如说，他每次下河游泳，都要拉上弟弟，这就是他想出来的一个鬼点子，两个人一起犯错误，如果挨打，那也是两个人一起挨打，各打五十大板，会打得轻一点，但结果却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这天小哥俩还没来得及跳下水，就被飞奔而来的父亲从背后来了个突袭，一只手拎着一个，像拎着两只鸭子似的，一路气呼呼地奔回家。结果已经注定，二毛被父亲打得屁股蛋子开了花。四毛没有挨打，站在一边看，可他一直痛苦地支着身子，看上去比挨打更难受，父亲一鞭子抽在二毛身上，四毛就像挨了狠狠的一鞭子，身体猛地一颤，嘴巴一咧，先就痛苦地叫了一声：“啊——！”

但二毛怎么挨打都咬紧了牙关不哭，他是哥，在老弟面前必须保持男子汉的尊严。结果，他遭受了更严厉的惩罚。

在二毛看来，最厉害的处罚还不是挨打、下跪和惩罚性的背书写字，而是“不准吃饭”。挨一顿打，那是阵痛，很快就过去了，但那种挨饿的滋味则缓慢而难受，那不是阵痛，不是挨打的一个地方痛，而是浑身上下都说不出的难受。这最厉害的一招袁隆平也经历过，当父亲对他施以“不准吃饭”的处罚时，母亲再心疼，也只是躲在房间内默默垂泪。她从不出来为孩子们说情，她也知道，对于二毛这种野性难改的孩子，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直到父亲出门办事去了，母亲才会端着一碗米饭过去，热着的米饭上面还盖着一个二毛最爱吃的荷包蛋。她一边看着儿子大口大口吃着，一边用手抚着他的肩头，讲一些他能听得懂的道理：那嘉陵江有多危险，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宝贵，如今人们活着又多么不容易，不说鬼子每天都在轰炸，就是能吃上一口饭也难啊。人啊，活的就是一口饭！

袁隆平还太小，有些话他听着不一定明白，甚至就像一阵耳边风，但只要亲身经历过一次，一下就明白了。有一天，袁隆平和母亲一起上街买东西，母亲拉着他的手在摇摇欲坠的屋檐下走着，由于日机的轮番轰炸，有的墙壁已歪向街道，眼看就要倒下来，却又像有什么东西支撑着，一直没有倒塌。这狭窄的老街上挤满了难民。母子俩穿过混乱的人流，看见一个瘦得皮包骨的耍猴人牵着一只瘦小的猴子，人与猴一起打躬作揖，有气无力地哀求路人赏口饭吃。袁母上街买了点油盐米菜，口袋里只剩下了两角小钱，她赶紧掏出来递给了耍猴人，却又黑压压地围上了一群人，四面八方伸过来的都是又瘦又长的手臂。那一刻，二毛看着母亲那想要救助穷人又无能为力的悲哀神情，看着满街饥民浮肿的脸上一个个黑洞似的嘴巴，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洪荒年代的神农，那个“天雨粟”的神话，这让一个孩子蓦地产生了异想天开的幻想，若天上落下的不是日本鬼子的炸弹，而是一粒粒的谷子该有多好啊！

尽管战火一直在蔓延，但时间不会因战争放缓，也不会因战争而加速。1942年夏天，袁隆平从龙门浩中心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级中学，他在复兴中学只念了半年就转学了。这所初中没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却留下了一个与时间有关的笑话。他写了一篇作文，想到自己来重庆一转眼就三四个年头了，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他对自己在作文里用上这样一句成语还有些自鸣得意，可他不会写“梭”字，结果写了个错别字。这篇文章交上去后，让那国文老师好一阵摇头晃脑，一个十来岁的小屁孩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怅叹，简直就是无病呻吟嘛，况且，连个“梭”字也不会写！这老师也够尖酸刻薄的，朱笔一批：“臭文章！”还在课堂上把这篇文章作为反面教材又批了一番。在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袁隆平没有低头，倔强地挺着腰杆和脖子，不过那脖子根儿都红了。他在心里暗自发誓，从此，他一辈子再也不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一类人云亦云的成语了。

第二年春季开学，袁隆平转入了赣江中学，这是他们江西老乡在重庆创办的私立中学，为现重庆市六中的前身之一。袁隆平在这所中学读了一年，又转入了他哥哥隆津就读的博学中学。这是一所在武汉沦陷前夕从汉口迁来的名校，当时的校长胡儒珍先生，是一位毕业于香港大学和英国伯明翰舍里欧研究院教育系的双料博士，从1928年上任到1950年卸任，胡儒珍担任博中校长长达二十二年之久。他一方面吸收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一方面又从中华文化精髓中萃取营养，提炼出“勤朴博学”作为校训。这一校训融入了一代代博学人的血液，也为袁隆平注入了血缘传承之外的另一种血脉或基因。

这种战乱中迁来的学校，只能在重庆远郊的荒岭野坡上盖起一些临时校舍。博中和其他从内地迁来的学校差不多，最好的房子是一栋学生宿舍，一半是砖瓦，一半是土墙，其余的校舍都是师生们在山上砍竹、割茅草，再敷上黄泥巴搭建的棚屋。“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胡校长常以《陋室铭》来勉励师生。虽然办学条件很差，但师资队伍是一流的，很多骨干老师都像胡儒珍先生一样学贯中西。

袁隆平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都不拔尖，更不是那种传说中的“学霸”。这与他的性情有关，一句话，他干什么都是跟着兴趣走，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对自己喜欢的功课，他兴趣盎然，上课用心听讲，下课继续钻研，成绩就很好。对那些不喜欢的功课，他就只是应付，及格就行。他自称“最不喜欢数学”。要说呢，他也并非天生就不喜欢数学，只因有两个问题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从而挫伤了他对数学的兴趣。一个是在复兴初级中学念初一时，数学老师讲解有理数乘法，有一条最基本的运算法则是“负乘负得正”，这让袁隆平感到特别奇怪，他又开始摸脑袋想了，正数乘以正数得到的是正数，这个很容易理解，可为什么负数乘以负数其绝对值也是正数呢？凡不理解的问题，袁隆平从小到大都是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一问，那位数学老师一下哽住了，又好像感觉很突兀，好像这是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不该问的问题。思考片刻后，数学老师才扶了扶滑到鼻尖上的眼镜，慢条斯理地回答道：“你们刚开始学习代数，只要牢牢记住这条法则，按照这条法则运算就行了。”

应该说，这位数学老师的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数学是基础课，对于还处于初中一年级这个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先要打好基础，而运算法则就是最基本的，只能在打好基础后，等到将来再去弄懂真相。而袁隆平提出的是一个超前的问题，他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是更高的境界了，掌握运算法则的关键在于理解，不但应懂得如何运算，而且要懂得为什么这样算。而在那位数学老师看来，这个过程还真不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能够搞懂的，他也就没把有理数乘法讲出让一个初中生足以信服的合理性，而是要袁隆平牢记“负乘负得正”这条法则就行了。但袁隆平觉得这种死记硬背式的牢记实在是“呆记”，他愤愤地想：“怎么呆记呢？要讲道理呀，这有理数，简直太无理了！”

代数如此，几何亦如此。老师在教平面几何时，说到在古希腊三大几何难题中，有一个难题，如何用尺规三等分任意已知角。在此之前，人类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二等分一个已知角，那么三等分怎么样呢？结果是，连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也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但袁隆平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例如一个九十度的直角，分成每个三十度，怎么不能三等分呢？换了任何一个已知角，即已知的任意角，都可以三等分。事实上袁隆平的这个想法是错的，现已证明，在尺规作图的前提下，此题无解。但问题是，几何老师仍然没跟他讲道理，只跟他讲定理，既是定理，那就必须牢记！就是这一个法则、一个定理、两个牢记，让一个初中生伤透了脑筋也伤了心，他觉得数学没有搞头，从此就对数学更不感兴趣了。

袁隆平也有后悔的时候，后来，他对自己没有学好数学一直追悔莫及，他觉得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但他的追悔与遗憾，又何尝不是对教育方式的一种反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强调的是接受力，而解惑则是对理解力的强调，那些“有问题”的学生，往往就是最用心、最爱动脑筋的学生，每一个老师都应该把他们提出的问题讲透彻，一点一点地消除他们的疑惑，而不是一味地向他们灌输什么，逼着他们去牢记什么。当袁隆平身为人师后，一直特别反对那种死啃书本、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尤其是如今的应试教育所催生的那种填鸭式教学方式，他觉得就算学生考了高分，当上了“学霸”，也难以成为那种充满了活力、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才，只能是千篇一律、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书呆子。

抗战胜利那年，袁隆平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进入青春期了。

一个孩子的成长，仿佛在不为人知的岁月中发生，连他的父母亲也会觉得突然，这小子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嘴上长出一层毛茸茸的小胡子了，脖子上长出喉结了，连声音也变了，带着男子汉的深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