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1)

沙漠中的小城

圣何塞铜金矿（San José）[1]位于智利阿塔卡马（Atacama）沙漠[2]中一座陡峭、光秃的圆形大山内。大风常年呼啸，蚕食着山体，橘灰色的细粉尘在山脚堆积，逐渐形成连绵起伏的沙丘。矿场上方，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太阳肆无忌惮地炙烤着这片干涸的大地。大概每隔十几年，这里才会下一场叫得上名字的大雨，而每次雨后，灰头土脸的圣何塞都如刚搅拌过的石灰浆一般。

很少有人会造访这处荒凉的沙漠之角，但自然博物学家达尔文在十九世纪英国皇室派遣的环球考察中，确实在此作过短暂的停留。他听着当地人讲述起那些降雨稀少与频发地震相关联的荒诞无据的故事，特别惊诧于这里的空旷无边和荒无人烟。因此，在日志中，他这样写道：“比最狂暴的洋流更为糟糕的一片隔离带。”直至今日，途经此处的打猎者们都说，这里基本不见任何鸟禽。在沙漠最深处，唯一明显的生命迹象就是采矿的工人，偶有女工，他们坐着卡车或小客车来到这沙漠的荒山中，开采铜金铁等矿物。

荒山底部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吸引着众多工人来此打工。他们大多来自附近的科皮亚波市（Copiapó）[3]，还有些人从智利偏僻的角落远道而来。其中，胡安·卡洛斯·安吉拉（Juan Carlos Aguilar）更是跋涉了一千多英里。地图上，智利形如蛇状，而安吉拉从家到矿场的漫长行程则覆盖了蛇身的一半。他每周从智利南部气候温和的雨林地带坐车上班。在矿里，他是三人小组的头儿，主要负责铲车和长臂螳螂状的敦实机器“挖掘机”（jumbo）的维修工作。每周四早上，为期七天的轮班工作就要开始了。但通常情况下，他周二傍晚就得从智利湖大区（Los Lagos）的县城出发。当地的工作远没有沙漠中采矿的报酬高，所以人到中年的安吉拉便拖着疲惫的身躯挤上了紧凑的普尔曼（Pullman）客车，开始他漫长的上班之旅。车窗外，山毛榉斑驳的树影、桉树环绕的农场，还有大大小小的山川河流都忽闪而过。外面的天气沉闷阴暗，雨滴敲打着车窗，正如安吉拉此刻的心情。每次出发上班，天上都会飘起雨点。在他的家乡，南纬四十度，年平均降水量可达一百零二英尺。

安吉拉组里另一名机修工住得离圣何塞稍近一些。劳尔·巴斯塔斯（Raul Bustos）家住港口城市塔尔卡瓦诺（Talcahuano），南纬三十七度左右。五个月前，这里曾遭遇八点八级特大地震，并引发了强海啸。灾难夺走了五百多人的生命，全市各处可见成滩的水洼，数千条鱼在“吧嗒吧嗒”乱跳。这次大海啸也冲毁了巴斯塔斯工作的海军基地。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细心、可靠，也是一位忠诚的丈夫。每周，他都会坐上这趟北上的巴士，沿途经过智利平坦的农业地带，随处可见温室花房、拖拉机以及或闲置或繁忙的田地。车会经过智利镇（Chillian），安吉拉手下的另一名机修工会在这里上车；然后，路过塔尔卡市（Talca），这里同组那个开“大钻机”的大高个儿会搭另一趟巴士，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圣何塞，矿工们分成两班，一班和二班，每次轮流上班七天。刚才提到的那几位都在一班。同一班的工人再夜班和白班两班倒，矿场昼夜不停地开工，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再从晚八点到早八点。

很快，一班那些乘车上班的工人们就会抵达圣地亚哥市，这里满是正在建设中的摩天大楼和纵横交错的高架桥。那些南部来的人到达这里的时间应该是周三清晨时分。这是一座正在蓬勃发展的拉美首都，其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附近安第斯山脉雄伟高耸的轮廓，虽然常隐没消失在臭名昭著的雾霾之中。

圣地亚哥中心的城际客车站离智利总统府不远，更多的工人从这里开始朝圣何塞出发。马里奥·塞普尔维达（Mario Sepulveda）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热情、疯狂。在工友们眼中，他开铲车很是生猛（因此，总得找机修工修理），说话太多太吵，行动莫测，情绪也捉摸不定。周三下午，他从圣地亚哥出发，开始了前往圣何塞的五百英里行程。其实，这个时间出发有点晚，他很有可能无法准时到达矿场。在矿里，他被称呼为“狗仔”（Perri），是“狗”（Perro）的昵称词。你若问马里奥为什么会被叫狗仔，他会告诉你，一是因为他爱狗（家里就收养了两条流浪狗）；二是因为他像狗：像狗一样忠诚，但你若伤他，他便咬你。他跟妻子埃尔韦拉（Elvira）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在一次激情的邂逅中“站着靠在一根柱子上”孕育的。如今，他们在圣地亚哥郊区安家，他最珍贵的财产是一间大大的冷藏室，他最爱的地方是客厅里那个方形小餐桌。他喜欢跟妻子、十来岁的女儿斯嘉丽和小儿子弗朗西斯科在桌边匆匆吃个晚餐，然后再北上出发上班。

离开圣地亚哥中心，穿过北部工薪阶层聚居的郊区，那些载着一班矿工们的巴士便会陆续驶入山谷地带。道路两边满是葡萄园和果树，八月皑皑冬雪覆盖的安第斯山就在右侧的远处。这里属地中海气候，但每过一小时，每北上一个纬度，三十三度、三十二度、三十一度，周围的绿意便越发得少了起来。很快，他们就乘车到达了干旱荒芜的诺特奇柯（Norte Chico）近北区。

智利有史以来不断有采矿人和探险家沿此路线行走。北部是智利的沙漠边界，属于“西大荒”（Wild West）。国家前军人首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4]曾在此囚禁俘虏，一千多名政治异见者被圈禁在一处废弃的硝石矿洞内。在沙漠纯净的天空下，他们观天象、研天文，聊以度日。北部也见证了智利工会运动的诞生：工会二十世纪初由硝石矿工们成立，后在伊基克市[5]遭镇压。在如今民主的智利，很多北部人依然是左翼忠诚的拥护者。皮诺切特还把屠杀的男男女女草草地埋在沙漠浅坟里，就在诺特格兰德（Norte Grande）远北区，四十年后，那些寻觅“失联亲人”的家属们还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残骨遗骸。

工人们到达港口城科金博（Coquimbo）后，距圣何塞矿场仅有250英里远，之后的行程就跟达尔文1835年的航线一样了。当年，智利还很年轻，刚建国二十五年。达尔文跳下“贝格尔”号皇家海军舰艇，驾着四匹马和两头骡子到内陆来考察地质和动植物。科金博和科皮亚波之间的道路穿越智利历史最久的采矿区，这位英国博物学家沿此路线缓慢跋涉，也遇到了很多采矿工人。

在奥尔诺斯镇（Los Hornos），工人们乘坐泛美高速公路五号线，顺海滩而行，沿途可瞥见壮观的太平洋，夕阳的余晖在阔大的洋面温暖地跳跃着。想来，这差点是这些人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海、这样的地平线，还真是有点残酷：因为接下来的七天，他们会在两千英尺的地下过着昏天暗地的生活，他们容身的山洞也仅有一辆巴士大小。南半球的冬季，在工作周里矿工们难得见到阳光，大概只有在轮班开始前清晨的短暂几分钟，以及从矿洞里出来吃午饭的时候，才能感受这温暖的照耀。在离奥尔诺斯海滩不远的地方，达尔文曾看到过一座矿山，经过一系列开采后，“千疮百孔如巨大蚁窝”。他后来得知，当地的矿工们有时也会大发横财，然后“像满载而归的水手一样”，总会设法“挥霍”掉自己的财富。他遇到的那些工人都嗜酒如命、挥霍无度，用不了几天时间就又“身无分文”，再次回到痛苦无比的工作中，继续“牛马不如”的生活。

可是，一班的这些矿工们可不会很快就身无分文。实际上，与大多数智利工人相比，他们的待遇甚是丰厚。挣得最少的每月也有一千二百美元（这大约是智利最低工资水平的三倍），再加上一些私下的额外津贴，他们的实际收入还要高。这些矿工并没有挥霍辛苦钱，而是努力去营建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全套消费者债务[6]、商业和住房贷款，并且赞同付给前妻赡养费以及承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等。班里有几个工人是福音派的禁酒主义者，而机智善变的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则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一员，他也是滴酒不沾。但是，在一天劳累的工作结束之后，大多数人还是会舒舒服服地喝上几口，舒缓放松一下。他们比较偏好威士忌、啤酒、红酒等。当然，总会有那么几个贪杯的会喝大了。在科皮亚波，那些南部工人们乘车上班所到的最后一站，他们的北部工友可能正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第二天一早他很有可能没法赶去上班。即使是在现代的智利，地下采矿工作依然非常艰辛，繁重的体力劳作会让人觉得自己“牛马不如”，而且死亡的幽灵时刻威胁着工人的生命。当年达尔文骑马北上之时，曾偶遇一位采矿人的葬礼。遗体由四名工友抬着走向墓地，他们身着怪异的“礼服”：长长的黑羊毛衫子、皮质围裙，腰间系一根明艳的腰带。现在，工人们已不再穿这样的装束，但最近几年，圣何塞的矿工们又开始穿丧服为遇难的工友哀悼。有时候，那些看似牢固坚硬的岩体会突然坍塌，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工友被砸伤致残。矿难是最不可预测的。劳尔·巴斯塔斯，那名来自塔尔卡瓦诺港市的机修工，算是刚来圣何塞的新人，他也见到过工友们在地下为遇难者建的神龛。此刻在巴士上，他正拿着一串念珠，等上班时带到矿井下，为那些亡灵念经祈祷。

巴士之行的最后一段儿，他们会进入阿塔卡马沙漠的南部外缘。这片平地上，达尔文曾费力地给骡子和马找草料。阿塔卡马是地球上最干旱，或许也是最古老的沙漠。那里，有的气象台常年检测不到一滴雨水。从车窗向外望去，你会觉得上帝似乎决意拔除这里所有的绿树，大多数灌木、矮树丛也被撤离，只剩零星几株耐旱植物来点缀这棕褐色、带点儿橄榄黄的荒凉之地。当巴士驶入科皮亚波河谷时，路边的景色又恢复了生机，满眼都是灌溉过的各式各样的绿色。胡椒树，美国沙漠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绿植，原产地便是智利的这片地区。车辆驶入科皮亚波后，这种树便多了起来，细长的叶子低垂着耷拉到地面。行程的最后四五百米，他们会路过该市最古老的公墓，这里安息着好几辈的采矿工人，其中便有一班一名矿工的父亲：也是个退休矿工，喝酒致死，前几天刚安葬在此。之后，巴士很快穿梭过一片铁皮屋顶的棚户区，智利最贫穷的地方之一，然后再从短桥上跨过科皮亚波河。

圣何塞的矿工们大多居住在科皮亚波，离矿场最近的城市。他们主要为退休矿工，四五十岁或六十出头，在他们记忆中，这片河床地带是美好的。他们小时候，这条河生机勃勃，在凉爽、没过脚面的河水中，总会有孩子嬉戏打闹的身影。那时，高速五号线过桥的地方，河塘边满是美丽的丁香，当年达尔文来到这里也在日志中记下了这花的芬芳。大约三十年前，这条河开始慢慢消亡，如今已成为一条黄褐色的死河，垃圾遍布、荆棘灌木肆虐、惨不忍睹。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不足半英寸，河道里已经多年未见水流。最近的一次大暴雨也是十三年前的事儿了。

巴士到达终点站，一班的工人们下车取了行李，然后坐出租车穿过科皮亚波市，来到两间出租房里。接下来的一周，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就在此过夜。8月5日，轮班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除了一个人，整个一班的工人都已到达科皮亚波或者附近工人聚居的郊区。

1835年，达尔文到达智利时，地质学初步发展。南美航海之旅中他阅读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书籍之一：查理斯·莱尔爵士[7]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他刚到智利，就经历了安第斯山上的一次火山爆发。他当时观察到，海平面以上几百英尺的地面中，竟然有贝壳的存在。在智利南部瓦尔迪维亚（Valdivia）附近一处森林小憩时，他又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仅持续了两分钟的大地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达尔文推断，他所站立的地面正在被逐渐向上推移，这股推力导致了火山的喷发。而一个世纪之后，板块构造理论才正式面世。当时他就写道：“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慢慢、逐步向上推移地面的力量，跟那些导致火山物质从山口向外持续喷泻的力量，是同一种力。”如今，地质学家们认为，智利正好处于“太平洋火圈”[8]（Ring of Fire）上，此处为地球内部大陆板块间的接缝。纳斯卡板块移动至南美板块下方，就像小孩非要挤到床上，被子就会鼓起大包一般，纳斯卡也推高了南美板块，因此形成了两万英尺高的安第斯山峰。地质学家们称这一过程为“碰撞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