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隆隆的大山之内 深深的悲痛之中(1)
一 一班三十三人
在圣何塞，海平面是主要的参照标准。在海平面以上七百二十米，即海拔高度七百二十米处，五乘五米宽的“斜坡”通道自此开始，按“之”字形向山脉内部延伸，再往里便成螺旋状。矿工们驾驶重型卡车、铲车、皮卡车以及其他各类机器行驶过海拔二百米处，直到抵达含矿岩石。他们打通矿洞进行开采，然后再将矿物装车运回地面。2010年8月5日清晨，海拔四十米，距地面约七百米深的矿洞中，一班的几个矿工正在装运新开采的矿石。海拔六十米处，另一拨工人正在加固通道。一个月前这附近发生事故，一名工人失去了一条胳膊。有几个人停下工作，聚集在避难所（El Refugio）附近，休息兼偷懒。避难所，顾名思义，是一处应急避难场所，为一个教室大小的封闭区域，位于海拔九十米处的岩石上。因为有新鲜空气从外面进入，这里也被工人们当作休息室，可以短暂逃离矿洞的高湿和高热。一般来说，相对湿度98%，温度可高达四十度。工人们都把矿场比作“地狱”，这个称呼还真有些科学依据，因为是地热，越向下温度当然越高。
海拔一百五十米处，由卡洛斯·安吉拉带队的机修组工人们搭起了临时工作间，正在避热休息。此处离那个叫“拉约”（Rajo）的岩内大裂口“深坑”不远，空气在里面循环流通，能有一点微风吹向工作间。工人们正在让马里奥·塞普尔维达给他们展示如何操作铲车：只见马里奥踩下离合，直接挂倒挡，没踩空挡就刹车了。
“谁教你开车的啊？”他们纷纷说道，“错了，你不应该这样刹车。”这样会损坏变速器，磨损差速器。
“没人教我，”他回答说，“我就是看别人开，自己琢磨的。”这些机修组工人所在的公司与矿场有器械维修服务的合约。他们很快就发现，在圣何塞铜金矿，工人不经专门培训就能上机操作一些昂贵的设备，这是司空见惯的。圣何塞成立时间长，规模较小，以偷工减料、图省事出名，简陋的工作环境以及敷衍了事的安全措施人尽皆知。另外，这里的垂直逃生通道形同虚设，竟然连梯子都没有。
明白如何正确使用离合器之后，塞普尔维达就离开这里去海拔九十米处工作了。
整个上午，矿山上一直断断续续传来雷鸣般轰隆的哀号，先是远处的一声爆炸声，紧接着是长时间的哀鸣音。圣埃斯特万矿业公司的总经理卡洛斯·皮尼利亚（Carlos Pinilla）正坐着皮卡车，在圣何塞的各个矿洞内巡视，他也听到了这些噪音。本来，他的办公室在地上，但为了整顿工作期间散漫无序的纪律，他现在几乎常驻矿下。“我必须得从上到下训诫每个人，”他说，“这些家伙没一个听话的。我不想让他们害怕我，但是如果我下到矿洞里，看到六七个人正闲坐聊天，我希望他们至少可以站起身来表示一下起码的尊敬。这样都不行的话，这地方就得垮了……”
皮尼利亚五十岁左右，脸微胖，他从公司底层打杂干起，一步步爬到如今的位置，成了圣埃斯特万下属两家矿场的总经理。矿工们都觉得他傲慢骄横，对人颐指气使，好像浑身汗涔涔、脸上脏兮兮、头顶安全帽的他们本身对他就是一种侮辱似的。在智利这种阶层分明的国家，干苦力的劳动者永远都得忍受工薪阶层那种赤裸裸、高高在上的屈尊态度。在这里，对矿工们而言，皮尼利亚也是盛气凌人的“白帽”。而他的下属，一班主管乌尔苏亚说话柔声细气，这就更显得他嚣张跋扈了。最近几周，一班的卡车司机丹尼尔·埃雷拉（Daniel Herrera）好几次找到皮尼利亚，要求更换空气过滤器以及工人们戴的防护面罩。最终，他讽刺地答复道，“成，我去给你运一卡车过滤器来吧。”五十六岁的矿工豪尔赫·加利古洛斯（Jorge Galleguillos）说，皮尼利亚总经理简直就是“矿场的主人和上帝”（el amo de la mina）。这些上了岁数的工人还是很害怕他的，因为他有权开除任何人，而在矿场这种看重年龄和体格的行业，老工人失业后要想再就业是相当困难的。不过，也正是这些上了年纪的经验丰富的老人，才敢直言矿山出现的日渐严峻的结构问题。
圣何塞铜矿已有一百二十一年的开采历史，工人和机器早已掏空了这座大山，幸运的是，这座山的主体大多是由坚硬的灰色闪长岩构成。在采矿术语中，闪长岩就是“好石头”，因为即使被打穿，它也不会坍塌。如果说含矿岩石像酥脆蛋糕，你一戳它就开始碎裂；那闪长岩就是又硬又劲道的蛋挞。一般来说，闪长岩是用来打凿通道的较为稳固的优质岩体，基本不需要很多加固工程。圣何塞的斜坡道正是在这种岩石上打凿出来的，是进出矿洞的唯一通道。直到最近，也没人相信这里会有坍塌的危险。可事实上，几个月前，海拔五百四十米处的斜坡道内就出现了手指头宽的裂缝。
马里奥·戈麦斯（Mario Gomez）刚发现这个裂缝就立马向主管乌尔苏亚进行了汇报。戈麦斯，六十三岁，三十吨重型卡车驾驶员。“我要开车出去，”他当时汇报说，“我不会再开进来，你必须把经理还有工程师们都召集过来，让他们检测下这个裂缝，否则不能有人再进矿场。”几小时后，工程师和经理来到现场，他们将几面镜子放进这个半英寸宽的裂缝内，说“如果山体还在变化和开裂，镜子肯定会碎的”。可直到现在，这些镜子还都完好无损。
“大家都知道，斜坡道非常安全，”经理跟矿工们说道，“你们听到的那些爆裂声是从深坑里传来的，就算那里塌了五米，斜坡道这里也会安然无恙。”后来，又发现有水从裂缝中渗漏，他们又在里面放置了更多的镜子。好几个月过去了，这些镜子都纹丝未动。加利古洛斯每次开车路过都会认真地查看一下。他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发现：“海拔五百四十米，有东西从顶上掉落；海拔五百四十米，通道墙体出现断裂……”然后，他强行让矿场经理在笔记本上签字。后来，他又去找经理当面对峙。
“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趁我们不注意，去把镜子摆正了呢？”他质问道。
“你怎么了？”经理反驳说，“你是胆小鬼么？”
此刻，皮尼利亚正开着皮卡车在矿洞内巡查，他跟矿工们打过好几次照面。上午十点左右，海拔六十米处，乔尼·博瑞斯和他组里的工人们看见了他，并告诉他，“山里听到一些异常的声响，平常在这么深处是听不到的。”“别担心，”他说，“这只是山在沉降而已。”往上，海拔一百五十米处，另一拨工人也和他进行了类似的对话。当时，山里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轰隆隆的响声，这让矿工们非常焦虑。可很快，他们大多自行否定了这种担忧。采矿，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职业，时刻面临极大的风险，那些有几十年地下工作经验的老矿工们对此还深感自豪。一班的矿工们也常跟妻子或恋人抱怨圣何塞的状况，但他们基本都委婉地说，情况很“复杂”，然后在被继续追问细节的时候，又刻意掩饰了其中的危险。
主管乌尔苏亚也跟妻子提过矿里的“复杂”状况。几个月前，他接受这份工作时，就完全清楚这里频发的安全事故。今天上午，他听工人们跟他抱怨山里的轰鸣声，甚至有几个工人坚持要返回到地面上去。可他说，再等等吧。乌尔苏亚，五十四岁，有地形测量学学位，擅长绘制矿区内复杂的地形图。他坦然承认说，自己害怕“上级”。其实，他有好几次机会跟老板皮尼利亚当面对质，要求撤离所有工人。但他都唯唯诺诺没去，当时好几个矿工都觉得他太弱了。可当时，这些工人自己也都没有大声抱怨，没抗议说要罢工，或者说要立即撤离之类的。其实，之前圣何塞也发生过类似的罢工撤离。
六十三岁的马里奥·戈麦斯是一班年龄最大的矿工，他左手少了两根手指头，由此可见地下工作的风险有多大。大约中午十二点，劳尔·比利加斯（Raul Villegas）开着自动卸载卡车经过戈麦斯，他警告说海拔一百九十米处冒“烟”了。但戈麦斯却听从了脑海中传来的强硬声音：你应该小心，但不该担心。开车经过这些“烟”时，他瞟了一眼，却安慰自己：只是尘土而已，矿里看见尘土不是很正常么。
还是不断有人汇报各种异常的声响和爆炸。终于，上午晚些时候，大头儿皮尼利亚的举止也奇怪起来，好几个下属都有所察觉。海拔四百米，乌尔苏亚和二把手弗洛仁科·阿瓦洛斯（Florencio Avalos）看到他坐皮卡车过来，用一只巨大的手电筒照射斜坡道的墙壁。当时另一名工人也看到了，还说，“他那手电筒真是大啊，比我们的大多了。干嘛用这么大的手电筒，不会出事儿了吧。我都开始紧张了。”之后，又有其他工人看他拿着那个大手电，走进深坑里挖的一个矿洞，在里面照来照去。另外，他们还看他站在皮卡车旁，好像在听什么声响，想感受山内的动静。他还在海拔四百米的矿洞口停了下来，似乎也在听动静，然后还把写着“请勿进入”和“请绕行”字样的蓝白标牌给擦拭干净了。“太奇怪了，”乌尔苏亚说，“大头儿竟然在擦交通标牌。”午后，阿瓦洛斯又遇见了他。总经理跟他说他的车胎瘪了，需要立马换备胎。“他看起来很紧张，”阿瓦洛斯说，“刚换上轮胎，拧上最后一颗螺丝，他就开车离开了。之后，我们谁也没再见过他。”
大概下午一点钟，皮尼利亚开车朝地面驶去。斜坡道内，他碰到了富兰克林·洛沃斯（Franklin Lobos），前足球运动员，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个头很高，有点秃顶，在矿里以发牢骚、闹脾气出名，主要负责开卡车载矿工们进出矿场。此时，他正往里开车，准备拉工人们出来吃午饭。
“富兰克林，我要跟你说两件事儿，”皮尼利亚说，“首先，我得表扬你，你把避难所收拾得很干净、很整洁。”避难所里备有两铁箱的食物，大概可以够一整个班的工人维持两天。作为运送工人的司机，洛沃斯拿着铁箱的钥匙，负责维持避难所的秩序。“第二，”皮尼利亚继续说道，“我希望你一有时间就去找一下物资主管，我们还得再囤更多的应急物资。”他说，需要更多的食物、毯子、急救箱等东西。
皮尼利亚似乎迫不及待地要离开矿场，并且正在做一些应急准备。但他解释说，这么做并非担心矿里会出事故，只是害怕智利负责矿业安全的政府机构会因此而关闭矿场。他说，用巨型手电只是在对深坑内的矿洞进行常规检查，洞内有些地方高达六百英尺，他必须用特强的光束才能照明。而关于准备更多的应急物资，他说，是因为总有矿工偷吃里面的食物（他给箱子上了锁，并用铝条捆了起来预防偷吃），而一旦有安全检查员发现避难所物资缺乏，他们肯定会关闭铜矿。
2007年，圣何塞铜金矿发生山体爆炸，炸死了地质学家曼努埃尔·维拉格兰（Manuel Villagran），政府曾一度要求关闭该铜矿。之后，矿主们承诺，他们会采取措施，提高安全性，这才得以重新开业。在事发地，也就是维拉格兰和车辆的葬身之地，他们建起了神龛、燃起了蜡烛。跟科皮亚波市的其他矿场不同，圣何塞铜矿并不隶属大型跨国集团，而是由矿场已故创建者的两个儿子在经营。1957年，豪尔赫·凯梅尼（Jorge Kemeny）从匈牙利共和国流亡至此，创建了这间私营矿场。很可惜，两个儿子马塞洛和艾默科·凯梅尼并没有遗传父亲经营铜矿的智慧和热情，艾默科更是将自己的股份转给了妻舅亚历杭德罗·博恩（Alejandro Bohn）。凯梅尼跟博恩费力地维持矿场生计，在基本遵循政府要求的情况下，勉强能获得微薄的利润。之前，政府要求公司在通风隧道内安装逃生梯，以作备用的应急逃生出口；还要求增加风扇数量来加大空气流通，缓解矿井深处的高热（有时温度可迫近五十摄氏度）。或许矿主们也意识到了矿场在安全措施上的不足，于是他们跟一家叫E-Mining的公司签订合同，由它来负责矿场的日常运营。这家公司推荐安装一种地震监测系统，专门用来监测山体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灾难性位移，可这压根就没被列上采购计划。另外，他们还建议安装一个叫“地震检波器”的山体移动监测装置，可刚一个月，这些检波器的光纤电缆就被卡车压坏了。最后，圣埃斯特万公司拖延付款，导致E-Mining单方面解除合同，撤走了管理人员。于是，公司便雇用圣何塞的老员工皮尼利亚来负责矿场的管理。实际上，公司根本没钱购置地震监测仪，也没钱来维护那些检波器。当然，他们也没有按照政府的要求安装那些梯子和通风扇。从根本上说，如果这些都做到了，那这家中型矿场也就没法盈利了。此外，公司还欠债二百万美元，大债主是智利国家矿业公司（ENAMI），一家专门负责中小型矿场矿石冶炼与加工的国企。正如矿工们铤而走险去工作一样，矿主们也是如此，明知危险还要以身试法、千方百计维生。为了公司的苟延残喘，为了攫取金钱利润，也为了可能的一点社会责任，圣埃斯特万公司一直在拿矿工们的生命做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