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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在海斯镇的工商业区，使即将在希思罗机场降落的飞机（许多是由亚洲飞来的宽体喷气客机）发出的光亮格外醒目。这时我路过一间两面有窗、位于拐角的办公室，一位雇员正在打出一份关于“温馨此刻”系列产品销售业绩的文件。这种饼干上市已近1年。这位名叫瑞内的雇员陷入沉思、十分专注。我无法立即说清缘由，但是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令我联想到几年前在曼哈顿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看到的爱德华·霍珀的一幅画。

在霍珀的作品《纽约电影院》（1939）中，一位引座员站在二次大战前一个装饰华丽的影院楼梯口。观众陷入半黑暗之中，她却沐浴在一片黄色灯光里。作为霍珀的作品常采用的笔法，她的表情暗示她正在想心事。她年轻漂亮，一头金发仔细烫过，流露出一种感人的柔弱和焦虑，令人顿生怜悯之心、占有之欲。虽然她的工作卑微，在这幅画上她俨然是正直与智慧的捍卫者，是影院里的灰姑娘。霍珀似乎在传递对媒体的微妙意见，实际上也是抨击它，暗示使大众为之振奋的技术革新竟事与愿违地阻碍我们对别人的关心。这幅画的力量体现在两种观念的并置：一是这个女人比电影更吸引人，二是她被人冷落的原因恰恰正是电影。观众急于就座，不少人居然如此粗心，不曾留意到有一位女主人公此时此刻就置身于他们当中，她比好莱坞能够表现的女主角更值得同情、更引人注目。影片鼓励观众对某些事物视而不见，画家的任务便是以悄然无声、细腻周到的风格去弥补这一缺陷。

相比之下，海斯镇的公司总部里倒是洋溢着一股活力。这里存在明显的失衡：一边是饼干——一个被人看重的假想的利益中心，另一边是遭到忽视的人类价值，譬如努力工作以期达到他们的要求的瑞内。我很怀疑这些饼干实际上成了他们一直刻意要处理的问题的一部分，它们的生产和销售实际上引起了心灵空虚、神经紧张，而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会减轻人们的这种心理。

我大声对瑞内说出我的疑惑：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最大宗的钱往往是从出售最无意义的商品中赚到的，而且越赚越多；为什么作为工业革命核心的效率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极少超越寻常商品的供给，譬如洗发香波、避孕套、使用烤箱时戴的手套、妇女内衣。我告诉瑞内，我们的自动机械和发动机的收益在需求金字塔底部占最大的份额，我们在快速建造糖果厂的工作中显然堪称是专家，不过仍在找寻使感情稳定或婚姻和谐的可靠方法。瑞内对我这番分析未置一词。她脸上显现出十分恐惧的表情，要我可否别再来烦她。

后来，我离开海斯镇时塞车了，周围尽是存放减价家具的仓库和储存化学品的罐子。我发起脾气来，祈求《圣经》中记载的那类灾祸降临到饼干公司的房产上，这样它的董事们或许还能学会畏惧他们本该心存敬意的神灵。我想起约翰·罗斯金在《野橄榄花冠》中一段话，此书是1866年写的，81年之后，人们才发明雅法橙饼。“在所有浪费中，最大的浪费便是人力的浪费。假如你清早到牛奶场去，看到你最小的孩子正在同猫嬉戏，他把所有的奶油洒在地上让猫舔。这时你会斥责孩子，为浪费掉的奶油感到痛心。可是，假如那些碗不是盛牛奶的木碗，而是存放人的生命的金碗。你不是等待上帝在泉水边将它打碎，却把其中一只毫无意义地打碎、把人血倾倒在地上，听任魔鬼用舌头去舔。那还不是浪费吗！居然如此！你也许会想：‘浪费人力并不是杀人。’真是这样吗？我倒想知道，你还能用什么更极端的方法去杀死他们。”

好心的朋友们建议我不妨定时吃点儿使人轻松愉快的“我的时光”，因为我显得有点怪，甚至还有点儿歇斯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