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苦乐人生(1)

站在领奖台上，回味着刻在奖盘上的那“梅花香自苦寒来”几个字的深刻寓意，我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从学戏、练功、求师、拜师到争取获奖，我经历了难以承受的曲折，今天，我终于如愿已偿。回首我的从艺之路，往事历历在目，心情跌宕起伏。“梅花奖”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我从舞台上一路走来

我出生于1959年9月，这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的下半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饥荒，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再后来又被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罕见的自然灾害一直持续到1961年。据史料记载，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死亡的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那一年的9月26日，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西部的松辽盆地发现了油田。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所以时任黑龙江省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将这个油田以“大庆”命名。大庆油田的发现打破了世界地质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是贫油国的论调，从此，中国大陆石油工业正式起步。这个利好消息确实是给祖国的10岁生日庆典献上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1966年，我开始上小学，就读的学校是离家不远的大连东北路小学。由于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跳舞，10岁时被东北路小学招进了文艺宣传队。那个时候正是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我每天跟着戏匣子又是小常宝又是铁梅地唱着，觉得唱戏是很好玩的事。

11岁那年，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排演了全本的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在剧中饰演小常宝，颇受大家的欢迎。坦率地说，这个角色的成功确实在校园内外给我带来了小小的名气，我也由此深得学校领导的赏识。记得学校的军代表还带领我们去过几次驻守庄河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慰问演出，把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送给亲人解放军叔叔。

1971年，大连艺术学校成立并开始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当时大连市的几个剧团只保留了一个京剧团，时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市革委会主任刘德才看到如此情形，担心大连市的文艺界会后继无人，考虑到培养文艺接班人要从娃娃抓起，便有了要办个艺术学校的念头。当时既无师资，又无校舍，更无经费，记得我们刚刚入校的时候，去的是位于昆明街附近的原大连歌舞团大院，因为最初的大连艺术学校只是临时向歌舞团租借了几间房子，听说部分老师还是从“五七战士”中挑选的。我们京剧班招了五十余人，此外还有杂技班、舞蹈班、音乐班，一共一百七十多人。我们这些人作为大连艺术学校的第一届学生，载入了大连艺术的史册。

我能够顺利地进入大连艺术学校应该感谢我的母亲。1971年12月，当时正巧辽宁省艺术学校和大连艺术学校同时招生，我也就同时报考了两所学校。在母亲的陪伴下，我去了大连艺术学校参加面试，负责招生的老师让我现场演唱了几段现代京剧样板戏，接着又考核了我的舞蹈和踢腿、下腰等基本功。不久，我欣喜地收到了大连艺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便按照要求进行了例行的身体检查。这时候，辽宁省艺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我母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我放弃去沈阳读书的机会。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就这样安心地去了大连艺术学校报到，在艺术学校的京剧班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报考大连艺术学校的那一批学生可真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因为报名的人多得不得了。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城市的商业活动几乎停滞，中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基本无法分配到工作，城镇就业压力非常大。1968年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变成了再教育的对象。那个时候，城里的一些家长们并不是完全自愿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去，他们把让孩子进入剧团当演员、捧上铁饭碗看成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进入大连艺术学校不久，我就觉得唱戏不太好玩了。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上早课，耗腿、踢腿、下腰、劈叉、拿大顶、跑圆场……一遍功练下来，已经是大汗淋漓。早饭之后，又是前桥、单小翻、踺子小翻、云里加官……每个动作一做就是几十次、上百次。坦率地说，六年的艺术学校生活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武功基础。一天下来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动作，除了学文戏、吊嗓子，就是耗腿、踢腿、下腰、劈叉、拿大顶、跑圆场……晚上上自习课，同学们可以自由选择练习项目，什么前桥、小翻、云里加官、踺子小翻等等，我总是选择最苦最累的功来练。小伙伴们都叫苦不迭，我却很“享受”这种苦生活，并不断给自己加码。老师们也认为我是这块料，不断给我开小灶，让我专练高难度的武功动作。时间长了，艺术学校里开始流传一句话，说我是“累不死的李萍”。没办法，我是学刀马花旦的，文戏、武戏都要练，本身就要比别人付出很多。

在艺术学校期间，我不仅学会了演戏，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还养成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好习惯，后来也把这个习惯带到剧团的工作中。那时候我上班比别人早，看门大爷有时候还没起床，我只能叫醒他帮我开门。等同事们上班了，我已经是汗流浃背，练完功、背完戏了。

1977年，我们第一批学员正式毕业了。与国内其他艺术学校的学生一样，我们在学校学习的都是现代京剧样板戏，几乎没有接触过传统戏。学校本着对京剧事业负责、对学生未来发展负责的精神，决定六年里学习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唱段不能再唱了，我们这批学员要悉数留下，继续培养。就这样，京剧班毕业生全部留下，成立了大连艺术学校实验京剧团，开始学习封存多年的传统京剧艺术。

回望当年，对我个人艺术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闻占萍。

闻占萍老师1931年出生于北京，今年虽已85岁高龄，但她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闻占萍老师出身于梨园世家，父亲闻子芳是著名的武生，专攻武二花脸。闻占萍老师十四五岁时就已经是闻名京津两地的角儿了。她主攻旦角，多扮演大家闺秀，主演过传统戏《霸王别姬》《宇宙锋》《红娘》等。1954年，她主演的《宇宙锋》获得第一届戏曲观摩赛表演奖，得到梅兰芳先生的充分肯定。

闻占萍老师对我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唱、念、做、打，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她都手把手地教我。为了帮我找到正确的发音部位，我们师徒俩“上金殿”“老太君”什么的咿咿呀呀就是半天。无数个日日夜夜，闻占萍老师将太多的希冀和心血倾注在我身上，她期望的是京剧艺术能够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正是闻占萍老师的言传身教和我这种“累不死”的练法，让我在六年的艺术学校生活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很快，我就迎来了机会，被选中排演大连艺术学校第一出传统剧目《雏凤凌空》，我在剧中饰演巾帼英雄杨排风。我没有辜负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期望，这出戏公演后，大获成功。大连地区的京剧观众们也从此知道了大连艺术学校培养出了以刀马花旦见长、能文能武的演员李萍。

此外，对我个人艺术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的另一位老师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杨秋雯。

杨秋雯老师，艺名蓉丽娟，1912年出生于北京。杨老师从小喜爱京剧，14岁正式拜师学艺，17岁就红透了上海滩，同时还在上海拍摄了一部电影，那是我国第一部表现戏曲艺人生活的电影——《梨园外史》。18岁那年，杨老师在上海参加义演筹款，救助京剧界贫困同业，周信芳等诸多名家曾甘为她当配角，成就了一段她与大师同台献艺的梨园佳话。更值得一提的是，杨老师不仅文武兼备，青衣、花旦、刀马旦技艺精湛，而且做人也是铁骨铮铮、一身正气。1948年，因不满国民党当局对艺术的凌辱，她毅然以辞演抗争，息影舞台。抗美援朝时期，退出舞台多年的她又在祖国需要的时刻和李少春等名家同台义演，将演出收入全部捐助抗美援朝事业。

在我跟杨老师学过的戏里面，《穆柯寨》是让我受益最深的。记得当时杨老师已年近七旬，她对我说：“戏好学，功难练。没有扎实过硬的基本功，就不能完整地刻画好剧中的人物形象。”她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着我跑圆场，一口气就是几十圈，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并自愧不如。通过这出戏的学习和实践，我越发感悟到，只有不断勤奋学习，才能达到成功的巅峰。

这一切让我对艺术、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为我以后的艺术创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论在学校还是参加工作以后，我都一门心思扑在京剧事业上。我们京剧班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工人子弟，入学之前对京剧这一戏剧形式了解得比较少，基本上都是从零学起。回忆起那时学习京剧的经历，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当时为了达到老师的要求，同学们互相比谁起得早、谁练得多，谁得的小红旗最多……我每当看到自己的小红旗比别的同学多的时候，心里可得意了。

我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应该说得益于我在艺术学校六年期间和后来在艺术学校实验京剧团学到的全面扎实的基本功。我逐步掌握了唱、念、做、打这些演出的基本功夫，并陆续学习、出演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戏曲人物角色。这一时期我学习、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红色娘子军》（饰吴清华）、《六号门》（饰马太太）、《红灯照》（饰田小燕）、《雏凤凌空》（饰杨排风）、《白蛇传》（饰白素贞）、《十三妹》（饰何玉凤）、《拾玉镯》（饰孙玉娇）、《贵妃醉酒》（饰杨玉环）、《八仙过海》（饰金鱼仙子）、《虹桥赠珠》（饰凌波仙子）、《扈家庄》（饰扈三娘）等。我由于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舞台形象，开始引起国内京剧界的瞩目。

1984年，大连艺术学校实验京剧团全团转入大连京剧团，从此“大连京剧团”这几个字与我的艺术人生紧紧贴合在一起。1989年9月，大连京剧团有幸请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胡芝风来大连，为我执导、排演了她的代表作《百花公主》。

胡芝风老师1938年年底出生于上海。从少年时代起她便开始学习舞蹈、钢琴，在家人的影响下对京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胡芝风老师青少年时代学习过京剧，能演三四十出传统戏，后来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因迷恋京剧并酷爱这门艺术，在学业完成过半的时候，她又一次重新掂量科学和艺术在她心头天平上的分量，发现总是悄悄地偏向艺术这一边。为此，胡芝风老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而且影响其一生职业发展轨迹的决定——弃学从艺，惜别清华园“下海”唱戏。她学识渊博，艺术功底深厚，对京剧表演艺术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国内京剧界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力。

此前，剧团在北京演出时，我观摩过胡芝风老师改编、主演的京剧《李慧娘》，当时就被胡芝风老师精湛的唱、念、做、打功夫，特别是被她勇于创新的精神所折服。她运用了许多新的手法把李慧娘这个人物演绎得异常饱满、丰富、光彩照人、感人至深。当时，胡芝风老师在京剧界刮起了一阵不小的“胡之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看到这一切，我特别希望有机会能跟胡芝风老师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从而使自己在京剧表演艺术上更上一层楼。然而，我当时与胡芝风老师并不认识，托人联系了几次也没有结果。就在准备参加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活动的时候，我与中国戏剧家协会有了频繁的联系，剧协组联部的段大雄同志得知此事，表示愿意帮忙联系。他在北京的京剧界颇有人缘，与胡芝风老师的丈夫交情甚笃，就这样，经过段大雄牵线，我和范相成团长一起去了胡芝风老师的家。胡老师和她的丈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老师首先看了我的演出录像，当即谈妥了我向胡老师学戏的相关事宜。我原想学习胡芝风老师的代表作《李慧娘》，但是胡老师提出分两步走，她诚恳地说，《李慧娘》这出戏难度较大，人物塑造方面要求很高，而且戏中吐火的技巧需要一定时间的训练，建议我先学习《百花公主》，第二步再学习《李慧娘》。就这样，我先去了北京胡老师的家中跟她学习《百花公主》，过了一段时间又专程请胡老师来大连排演了此剧。我于1990年以《百花公主》参加首届辽宁戏剧“玫瑰奖”角逐并一举获得此项殊荣。

按照计划，在完成了《百花公主》的学习之后，我将向胡老师学习《李慧娘》，剧团也多次联系安排《李慧娘》的排练，但胡芝风老师的演出和讲学任务很重，而且她经常到国外讲学，因此计划一拖再拖，给我留下了遗憾。

1991年4月的一天，海滨城市大连已是微风习习，清新的空气中仍然能让人感到东北地区初春特有的阵阵凉意。不过，世间万物还是按照自然规律逐渐地呈现出春暖花开的迹象。我的艺术生涯也在这个时期迎来了一个“春暖花开”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