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俗与宗教

一 民俗

（一）居所

据韩国学者推测，人类于4万～5万年前开始在朝鲜半岛上居住。旧石器时代，人类有的居住在洞穴中，有的则在平地筑屋而居。他们以摘野果、挖树根或渔猎为生。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约于公元前4000年出现于朝鲜半岛，并有迹象表明，约在公元前3000年，他们的足迹已遍及朝鲜半岛。人们普遍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是朝鲜民族的祖先。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深入内地以前，居住于海滨和河岸附近。他们的食物主要取自大海。他们用渔网、钓钩、钓丝捕鱼和贝类动物。打猎是他们获取食物的另一途径。其后，他们开始从事农业，使用石锄、石镰刀等器具。种植稻米始于青铜时代。韩国的青铜时代一般被认为延续至公元前400年，在此期间，先民们仍居住于地穴之中，殡葬时主要以两三块竖石上承一横石条（支石墓）和以石板衬砌的石墓埋葬死者。当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活动之时，村落便开始形成，同时出现了拥有最高权力的首领。要管理村社，就必须建立法规。据称，古朝鲜时期就曾经有过“杀人者立即处死、伤人者须以谷物赔偿、盗窃他人财物者罚为事主之奴隶”等严格的律法条款。

韩国传统式的住宅从三国时代到朝鲜李朝后期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温突”系统是韩国的一种独特的地下取暖系统，最初在北方使用。这种系统是利用地面之下构筑的烟道传送热气取暖。在气候较温和的南方，木地板下面也构筑有这种烟道系统。传统住宅的建筑材料主要为黏土和木材。屋顶用的瓦片通常是用红黏土烧制的黑色瓦片。韩国传统住宅在建造时不用铁钉而是用木榫、木钉。上层社会的住宅由几处独立的建筑物构成。一处归妇女和孩子居住，一处归家中的男子和他们的宾客使用，还有一处是给仆人居住的。住宅之外建有围墙。家祠建在住宅后面。有时围墙外面、住宅的前方还有一方荷塘。

由于北方寒冷、南方较温和，因此住宅的形状有所不同。在南方，简单的传统住宅有一长方形客厅，两端是一间厨房和一间卧室，住宅呈L形。在北方，住宅则呈U形或四方形，中间是一个小院落。

韩国的传统庭院包含土地、建筑、花草树木、溪流荷塘、岩石垣墙、小桥曲径等元素。韩国人依照顺应自然的哲学，将这些元素有机地整合起来，和谐有序地置于有限的空间，是生活起居的场所，也是修身养性之地。在韩国人看来，庭园是把自然融入家中，是另一个生活空间。位于庆州的鸡林和雁鸭池、昌德宫的后园、全罗南道的潇洒园等，是韩国庭园艺术的典范。观赏韩国的庭园毋宁说是在领略它所体现的韩国人的审美观、自然观和生活哲学。韩国学者认为，“东方的庭园虽然都以自然观念为基础，但各具特色。韩国庭园散发出天人合一的舒适感。相比之下，中国庭园是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体现一种恢宏气度之美，日本庭园则以其精巧玲珑体现出一种人工美，二者都给人一种紧张之感”。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建造了西方公寓式的建筑，韩国住宅的式样变化很快。自70年代以来，千篇一律的高层公寓拔地而起，很难再从居所中找寻到闲情逸致、天人合一的元素。

（二）服饰

韩国人很早便开始用麻、葛织布，并养蚕制作丝绸。三国时代，男子穿短上衣、长裤，外穿罩衫，配以帽子、腰带和鞋子。妇女则穿有两根长丝带的短上衣，丝带结成一个蝴蝶结，以及一条高腰长裙，配以布袜和钩头胶鞋。这种服装叫作“韩服”，千百年来代代相传，除短上衣和高腰长裙的长短不一外，没有什么变化。朝鲜战争期间西式服装进入韩国。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高速工业化时期韩服被认为穿着不便，穿着者大为减少。近年来传统的韩服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韩服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在日常生活中韩服日益简化，更容易穿着。女式韩服包括一条长裙和一件短上衣。男式韩服包括一件短上衣和一条长裤。男女韩服外面都可罩一件剪裁类似的长衫。在年节喜庆之时，身着艳丽的韩服成为节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二是在T形台上，由于时装界复古风和民族风的盛行，韩服比以往更加雍容华贵，色彩也更华丽，各种刺绣和龙、凤、松、鹤等传统图案点缀其中，成为表达韩国服装设计师设计理念和风格的重要载体。

（三）饮食

从古至今，韩国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米饭和泡菜依然是现代韩国人的最爱。米饭是韩国人的主食，也有不少年轻人喜欢吃西餐。韩国人餐桌上主要的菜肴是泡菜、汤、新鲜蔬菜和肉。泡菜是韩国最具标志性的饮食，对于韩国人而言就像盐一样不可或缺，每日三餐必备。泡菜是用大白菜、萝卜、小葱、黄瓜等蔬菜腌制而成的。每年11月底或12月初，家家户户便为漫长的冬季准备腌制泡菜。以前，韩国人将泡菜储藏于瓦缸之中埋入地下，以备冬季食用。公寓式的楼房出现后，家用电器商则专门为储存泡菜制造了泡菜冰箱。此外，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自己腌制泡菜而是买现成的，因此泡菜工厂的生意十分兴隆。

除泡菜外，“大酱”（黄酱）因其抗癌的功效引起了现代营养学家的关注。韩国人过去通常在家里制作黄酱。制作时先将黄豆煮熟，然后将黄豆在阴凉处晾干，用盐水浸泡，并置于阳光下使之发酵。今天，自制豆酱的家庭为数很少，大多数都买工厂制作的豆酱食用。肉类菜肴中，韩国人喜欢吃烤卤汁牛肉和烤卤汁排骨（牛排或猪排）。烤肉是深受韩国人喜爱的佳肴。

（四）家庭

传统的韩国家庭通常是三代甚至是四代人住在一起的大家庭。过去由于婴儿死亡率高，同时大家庭又被认为是一种福气，因此都渴求多子多福。为了发展经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每对夫妇生育的孩子数量大大减少，至80年代时，平均每对夫妇的孩子已减少到不足两个。1980年出生率降为1.67%。根据保健福祉部的统计，2003年韩国的出生率仅为1.17%。此后虽然有所波动，但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生育率下降是一种世界趋势，但韩国下降速度之快令人震惊。社会学家分析指出，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销声匿迹，子女效用价值的减退和养育成本的高涨使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追求自我实现的价值取向使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生育孩子上花费精力。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育龄妇女处于事业与孩子的两难之间，晚婚、晚育甚至是不生育的现象相当普遍。韩国社会需要积极地应对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

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人多认为长子是未来的一家之主，祈望生男孩的思想十分普遍。为了解决重男轻女的思想，韩国政府彻底改写了有关家庭方面的法律，保证男女在继承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工业化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紧张、忙碌、复杂，年轻的夫妇一般选择脱离大家庭自立门户。现在，多数家庭是以一对夫妇为核心的小家庭。近些年来，一人户逐渐增多。

韩国人的姓名基本上都是以韩语发音的三个汉字组成的。前面一个字是姓，后面两个字是名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以韩国的固有词为他们的孩子取名。韩国的姓有数百个，但只有很少一部分常用。最常见的韩国姓氏有：金、李、朴、安、张、赵、崔、陈、韩、姜、柳和尹等。韩国妇女婚后一般不改姓。除非在亲密的朋友之间，韩国人不直呼别人的名字。

（五）婚俗

婚礼是人生的重头戏，因此也被称作“人生大事”。

在韩国传统社会里，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结合，而更多的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因此也被称作“两姓之合”，在重视家庭出身和地位的贵族家庭尤其如此。传统婚姻程序从两家家长讨论婚事（议婚）开始。首先是提亲，双方家长同意联姻后互相交换婚书，就此确定婚事。男女双方交换写有生辰八字的庚帖和婚书，称为“纳采”。在传统韩国人看来，生辰八字反映了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天地之气，是了解人的本性特征的符号，同时也是解读命运的重要代码，有时甚至是判断男女双方婚姻是否相合的唯一根据。通过生辰八字占卜姻缘相合后，女方找风水先生选择良辰吉日，男方送来聘礼，等待完婚。

传统的韩国婚礼仪式相当复杂。结婚当日，“纱帽冠带”的新郎一大早就要骑马或坐轿来到女方家，先向木雕鸿雁行“奠雁礼”，借从一而终的大雁许下相伴终身的誓言，此时，身着艳丽的“公主服”、脸颊和额头中央点着红红的胭脂点和吉祥痣的新娘则端坐在里屋，等待着新娘的母亲掷过来的木雁。据称，如果木雁倒了就会生女孩，如果木雁端坐就会生男孩。随后，结婚典礼正式开始。新郎新娘分别站在礼桌的东侧和西侧，新娘先向新郎鞠两个躬，新郎回礼鞠一个躬，重复几次后坐下行交杯礼。前两杯由新郎新娘各自饮尽，第三杯互换酒杯，将新郎的酒杯缠上蓝线送给新娘，将新娘的酒杯缠上红线送给新郎，双双一饮而尽。交换杯盏象征夫妇二人合为一体，结婚典礼至此结束。洞房花烛夜是在女方家。新郎新娘在第三天一起前往男方家，称作“三日于归”。新娘向公婆行大礼，婆婆则将栗子等抛向新娘，祈愿早生贵子。新娘从第二天开始要早晚问候婆家的长辈，第三天开始进厨房准备早餐，开始在婆家的日常生活。结婚程序的最后一项是“归宁”，新娘用在婆家第一年耕种收获的粮食做成糕，酿成酒，婚后初次去拜见娘家父母，表明自己已经适应了婆家的生活。至此，婚姻程序才告结束。

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使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选择在教堂举行婚礼。也有的家庭除此之外还要举行一次传统的婚礼，昭示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与传统婚姻观不同，现代韩国人越来越把结婚看作男女两人在爱情基础上的结合。受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现代韩国人的结婚仪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花销巨大而又千篇一律的结婚仪式越来越受到冷落，取而代之的是在社会福利院或露天的婚庆场所举办婚礼，奥林匹克公园、南山公园、落星垈公园、果川赛马场等地也是不错的选择。随着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平等意识的增强，由女方率先提出结婚的情况越来越多。以往的教堂婚礼中，父亲带着新娘出场，亲自将新娘交给新郎，不少韩国女性认为这是男性至上的残余，因此越来越多的新娘选择与新郎同时入场。结婚后继续工作的“白领丽人”也很常见。

（六）丧葬

丧葬文化蕴含着一个民族对于生命的最原始的诠释。韩国丧葬文化融入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不同的文化元素。按照韩国人传统的生死观，生者的世界是阳间，死者的世界是阴间，出生之前的世界是阴间，死后要去的世界也是阴间，死亡意味着回归降生的地方。基于这一信念，韩国人传统的葬礼也就是将死者送回降生之地的仪式。在仪式中，融合了本土的巫俗仪礼以及外来的儒教、佛教、基督教等的宗教思想。

为死人举行的巫俗仪礼是为了将死者的灵魂引入阴间，而死者的尸体则要经过复杂的葬礼程序。死者着绸缎寿衣躺在棺材里，子女们将棺材供在家里，身着传统孝服恭迎前来吊丧的亲朋。这期间举行的仪礼程序几乎都是儒教式的，复杂而肃穆。要像对待生者那样每顿在祭桌上摆上饭食，并在桌前行礼。出殡那天，由32人抬灵柩前往墓地，一路上挽歌凄婉，多是佛教的内容，祈求观音菩萨引导死者走上极乐之路，可见韩国受佛教影响之深。

韩国人的风水传统根深蒂固，认为只有将墓地建在明堂吉地才能为子孙后代带来福泽。他们用土建成一个大坟茔，在上面种上草皮，定期清除杂草和修剪草坪。如果谁家不扫墓或对墓地疏于管理而杂草丛生，就不免受到邻居的指责。由于这种特殊的墓地文化，多数韩国人每年都要返乡扫墓，从而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中秋返乡扫墓大军。

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韩国的丧葬礼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巫已由做礼拜和弥撒的神父和牧师取代。弥撒多种多样，有祈求上帝保佑故人的慰灵弥撒，有葬礼前的死亡弥撒，有安葬时祈求保佑的安葬弥撒，有葬礼三天后的三虞弥撒，以及解丧时所做的解丧弥撒等。以往丧主多着素服，而今大都穿黑色西服，为故人焚香、敬酒的风俗也逐步改为敬献白色菊花。由于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传统儒教式的丧葬礼仪正在逐步被其他宗教祈祷仪式取代。

二 节日

以往韩国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宗教纪念活动。远在三国时代，韩国就开始过收获节和感恩节。除龙鼓节于农历十二月举行外，其他的节日活动通常在秋收后的农历十月间举行。在后继的各个朝代中，节日虽有增减，但庆祝秋收和迎接农历新年的活动一直沿袭下来。由于今天的生活十分紧张忙碌，韩国已经失去了很多的传统节日。但是，韩国人还有一些尽情欢庆的盛大节日，比如农历正月初一的春节、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农历八月十五的秋夕等。此外还有一些对韩国人来说很重要的家庭节日，如婴儿的“百日”“周岁”，老人的“花甲”生日等。

韩国的全国性假日主要有如下数个。

1月1日元旦，新年第一天为公众假日。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也称民俗日。这一天，韩国人要在祖先牌位前供奉酒食，祭祀完毕，要向家中长辈拜年。正月十五前夕，制作一个稻草人扔进河里。这种习俗在很多地方早已停止，但备办和吃各种应节食物的传统仍广泛流传。韩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春节或秋夕两个重要节日到来之际，政府一般会放假3天。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在节日来临时往往要举家返乡。特别是由于首都圈（包括首尔、京畿道、仁川等）集中了韩国近一半的人口，因此每逢重要节日来临，浩浩荡荡的返乡车流堵塞了从首都通往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此时火车票、飞机票也需要提前预订，有时则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窘境。

3月1日是独立运动纪念日。1919年3月1日，韩国民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运动，史称“三一运动”。为纪念这一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特设此纪念日。

5月5日是儿童节，在这一天里全国民众为儿童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佛诞日（农历四月初八）。韩国佛教徒众多，佛诞日的纪念活动丰富多彩。佛寺中有庄严的纪念仪式，大街上有热闹的提灯游行，各种活动相得益彰，吸引了不少非佛教徒参与。

6月6日显忠日，国民在首尔国立显忠院、大田国立显忠院、各地的显忠塔或忠魂塔前，举行各种纪念仪式，鸣笛默哀，一同缅怀为国捐躯者的灵魂。

7月17日制宪节，这一天纪念1948年颁布大韩民国宪法。值得强调的是，韩国宪法的制定早于韩国政府的成立。尽管在制定后经历了9次修改，但宪法在韩国的政治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设立制宪节，也是提醒国民尊重和遵守宪法的重要举措。

8月15日光复节，1945年的这一天，朝鲜半岛从长达35年之久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1948年的这一天，大韩民国政府宣告成立。

秋夕指的是农历八月十五，是韩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为了祭祀和扫墓，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大举返乡，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返乡车流。

10月3日开天节，这是为纪念檀君于公元前2333年建立古朝鲜而设立的节日。尽管檀君开天是一个传说，但是韩国曾以此纪年，在阅读某些韩国文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檀纪纪年的情况，需要的时候可以减2333换算成公元纪年。

12月25日圣诞节，同西方国家一样，韩国的数百万基督教徒和非教徒共同庆祝这一节日。

三 宗教

韩国犹如宗教文化的万花筒，生动地展现着儒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萨满教、天道教等多种宗教文化。随着宗教人口规模的逐步扩大，宗教日益成为韩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国调查公司盖洛普公司分别于1984年、1989年、1997年、2004年、2014年专门进行过五次宗教主题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这20年间，韩国的宗教信徒比例在44%到54%之间波动，女性人口中的宗教信徒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见表1-2）。

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从年龄层来看，年龄越大，宗教信徒的比例越高。以2014年的调查为例，19～2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31%的受访者表示有宗教信仰。而在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年龄层中，信徒比例达到38%、51%和60%，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宗教信徒比例高达68%。

从盖洛普的连续调查结果来看，20年间韩国人最主要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基督教（改新教）和天主教，形成了三大宗教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佛教和基督教信徒更多一些。以2014年的调查为例，佛教信徒占1500名被调查者的22%，基督教信徒占21%，天主教信徒占7%，其他宗教微乎其微。不信教的人士占被调查者的50%。

盖洛普调查还显示，从各年龄层来看，年龄越大，信仰佛教的比例越高。以2014年的调查为例，19～29岁的被调查者中，只有10%信仰佛教，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受访者中，有35%信仰佛教。基督教的信仰者尽管也有随着年龄增长信徒比例增加的现象，但不像佛教变化这么大。

从地区来看，2014年的调查显示，首都圈（首尔市、仁川、京畿道）和湖南圈（光州、全罗南道、全罗北道）等地被调查者信仰基督教者居多；而在岭南地区（大邱、庆尚南道、庆尚北道、釜山、蔚山）等地，信仰佛教的被调查者更多。在韩国中部地区的大田、忠清北道、忠清南道等地，佛教略占优势。

韩国统计厅《2015年人口住宅总调查标本统计结果》结果显示，韩国宗教信徒人数为2155.4万，占国民总数的43.9%。其中，基督教改新教是第一大宗教，教徒967.6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9.7%；佛教徒761.9万人，占总人口的15.5%，比2005年22.8%的比例下降明显；天主教徒389.0万人，占7.9%；儒教徒占0.2%。从纵向比较来看，韩国人中宗教信仰者的比例在近十年里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下降了9个百分点。注1具体内容见表1-3。

注1：韩国统计厅：《2015》，第17页。见韩国统计厅网站，http://kostat.go.kr/portal/korea/kor_nw/2/9/1/index.board?bmode=read&bSeq=&aSeq =358170&pageNo =1&rowNum=10&navCount =10&currPg=&sTarget=title&sTxt=。"

根据韩国《2015年人口住宅总调查标本统计结果》，从年龄结构来看，70岁以上韩国人信仰宗教的比例最高，达到58.2%；信教人口比例最低的是20～29岁年龄段（35.1%）。

（一）儒教

尽管从统计数字上看，儒教徒只占韩国总人口的0.2%，但这一统计数字可能不能真实反映儒教在韩国的现况。实际上，儒教已经融入国民的价值体系之中，其影响是如此深入和广泛，以至于人们往往忽视了它的存在。

儒学思想体系的基本伦理思想为仁、义、礼、智、信，旨在齐家治国，要求人们恪守社会等级秩序即“三纲五常”，倡导社会的有序与和谐。在朝鲜半岛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宋朝二程和朱熹的“性理学说”在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公元10世纪末引入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吸引大批学子研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将儒家的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韩国人心中。建立于1392年的朝鲜王朝以儒教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在教育、礼仪、行政管理方面推行儒学系统。朝鲜封建社会被认为是比中国还典型的儒教社会。在朝鲜李朝历史上出现了金宗直、赵光祖、李滉、李珥等著名儒学家，朝鲜社会也长期处于比较稳定、有序的局面，李朝延续了500余年的历史。但是，在西方现代化大潮来临之际，朝鲜李朝没有能够适应新的发展。

诺曼·雅可布斯（Norman Jacobs）等学者认为儒教伦理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儒教敌视生产性的商业和工业经济，提倡对平庸的上级的绝对忠诚，宣扬节俭而不是通过生产来解决贫困，追求个人道德完善而不是社会功利效果。在20世纪后期东亚迅速崛起之后，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等学者则试图用“新儒教文化”“后儒家伦理”等概念来解释东亚的崛起，认为儒教伦理中的某些成分有利于经济发展，比如重视教育、提倡节俭、强调和谐等。两派学者的观点明显对立。可见，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地从文化的层面去解释，而是要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约束进行深入的分析。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儒教受到了亲日势力的干扰，他们提倡皇道儒学，推行儒学皇国化。光复后，韩国儒学面临着恢复和净化的重任。1945年10月，全国儒林会议在首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儒道会、恢复成均馆。1946年9月25日，成均馆大学宣告成立，金昌淑任校长。成均馆大学的成立使具有1600多年历史的太学传统得以延续，为儒学的研究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载体。

1964年，《儒林时报》开始发行，后改名为《儒林月报》（1969）、《儒林新报》（1987）。1975年韩国妇女儒林会和韩国青年儒林会相继成立。儒学教育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日益活跃。目前，儒教在韩国有很广泛的影响。许多传统的儒教仪式，在韩国人祭祀祖先、婚丧嫁娶等重要纪念和庆典活动中依然很流行。

（二）佛教

在之前的韩国全国人口统计中，佛教经常占据第一大宗教的地位。但是，在2015年的统计中，佛教信众的比例降到了第二位。

佛教戒律严格、富于哲理，强调通过轮回转世来拯救自己。佛教于公元4世纪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是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将佛教奉为国教。由于王室好佛，这一时期佛教艺术和寺庙建筑十分繁荣，在新罗首都庆州建造了佛国寺和其他佛教建筑物。由于贵族沉迷于奢侈的生活，作为国教的佛教开始衰落。禅宗创立后，佛教在朝鲜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高丽王朝的统治者更加热衷于扶持佛教。高丽时期，由于贵族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佛教艺术和佛教建筑继续繁荣。这一时期出现的《高丽大藏经》是韩国佛教文化的代表。

韩国的佛教深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宋明佛教的教禅合一、儒释道三者的合流使高丽、朝鲜佛教出现了各教会通的情况，禅宗也相继在中国和朝鲜成为佛教的主流。佛教传入韩国后，与本土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鲜明的民族特征。例如，韩国把佛教的“世俗五戒”解释为“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阵无退、五曰杀生有择”，这与印度和中国的解释截然不同。佛教与儒教的影响相互渗透，使护国、忠孝成为韩国佛教的根本精神和道德伦理准则。

1392年，李成桂起义，自立为朝鲜王国开国君主，他努力清除佛教对政府的影响，并采用儒教作为治理国家和维护伦理道德的指导原则。在朝鲜王朝历时5个世纪的统治时期，任何复兴佛教的努力都遭到儒家学者和官员的强烈反对。日本于1910年强占朝鲜并使之成为殖民地之后，曾试图用日本的佛教来同化朝鲜半岛上各佛教派别，但是这些企图均以失败告终。光复后，韩国的佛教有了新的发展。

目前，在韩国众多的佛教宗派中，信徒在百万以上的有大韩佛教曹溪宗、韩国佛教太古宗、大韩佛教天台宗、大韩佛教总和宗等。不少在中国早已销声匿迹的宗派，如三论宗、法相宗等在韩国依然存在。超宗派的全国性组织“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是各佛教团体的核心，以弘布佛法、推行教化、进行教义学术研究、增进社会福祉、加强国际佛教交流为己任。韩国佛教于1968年建立军宗僧制度，军队和警察队伍中开始出现军法师和警僧。佛教的影响已经深入韩国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

1995年，全国人口统计显示，当时韩国佛教徒有1000万人。到2015年，佛教徒数量明显下降。在各类佛教团体中，青年佛教会、大学生佛教团体、佛教初高中学生会等比较活跃。韩国佛教各团体还开办有大专院校、初高中及大批小学和幼儿园等。

（三）天主教

天主教经中国传入朝鲜半岛，传统宗藩关系下的使节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朝时期，朝鲜国王每年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派遣多批使团赴北京，这些使团回国时将天主教介绍到朝鲜，带回了不少的书籍资料。这些书籍除了宗教教义外，还包含许多西方的学问，如阳历历法等，引起了朝鲜王朝实学派学者的重视。到了18世纪，有些实学派学者改变了信仰。1794年，中国神甫周文谟来到朝鲜半岛。尽管当时外国宗教在韩国土地上传播在理论上仍属非法，偶尔还会遭到迫害，但皈依耶稣的人不断增加。到了1865年，朝鲜半岛已有12名教士，管理约23000人的宗教社团。1863年摄政王大院君掌握政权后，天主教徒开始受到严重迫害，并一直持续到1873年。1925年，在罗马圣彼得教堂为朝鲜王朝时期殉道的79名朝鲜人举行了宣福礼。

朝鲜战争后，天主教救济机构和传教士的数量均有增加。韩国天主教会迅速发展。1962年，韩国天主教会由传教地教会升格为独立的教区，直属罗马教廷，并正式设定教阶制度。全国出现了首尔、大邱、光州等3个大教区和春川、仁川、大田、清州、釜山、全州等6个教区，其后教区数量和范围都有所调整。1968年，首尔大教区的金寿焕大主教升为枢机卿，韩国教会有机会在决定世界天主教会的重大问题中发挥作用。1984年，在天主教会庆祝其在韩国建立200周年之际，教皇保罗二世访问了首尔，并追认殉道的93名韩国和10名法国传教士为圣徒。1987年教皇第二次访问韩国，出席国际圣体大会，并特意为韩国国民和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祈祷。2005年4月保罗二世去世后，韩国总理李海瓒率领吊唁团亲赴梵蒂冈参加教皇的葬礼，足见韩国对于天主教会的重视。

据韩国文化观光部的资料，2002年韩国有天主教堂2348个，神职人员14310人，1995年全国人口调查时的天主教教徒数为295万。2015年调查显示，韩国有天主教信徒389万人。

（四）基督教

基督教在韩国被称为改新教。19世纪末，基督教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并对韩国的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开港后的朝鲜李氏王朝开始接受基督教。通过开化派金玉均等人的引见和介绍，188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医生艾伦（Horace N. Allen）, 1885年长老会传教士安德伍德（Horace G. Underwood）和卫理教传教士阿彭泽勒（Henry G. Appenzeller）等人陆续来到朝鲜半岛，行医治病，创办学校，传播基督教义。在思想启蒙、推进韩国的近代化方面，基督教与韩国的开化派是一致的。这也正是开化派积极引进新教的原因。

初到朝鲜半岛的传教士们的活动重点是教育、医疗和出版文化事业，特别是以往受到严重忽视的女性教育。艾伦因救治了甲申政变中受重伤的闵英益而得到了王室的信任，于1885年创建了朝鲜半岛上第一所西式医院广惠院。阿彭泽勒在1885年创办了培材学堂（由高宗命名），传教士斯克兰顿（William B. Scranton）于1886年创办了梨花学堂。这两所学校后来都发展成为韩国有名的大学。贞信女子学校、培花女子学校、英花女子学校等大批女校，在促进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的平等意识、号召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3年“首尔基督教男青年会”成立后，其他的新教组织也相继成立。这些组织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号召民众反对迷信和陋习、废止身份制度、简化庆典礼仪等。不仅如此，基督教的启蒙逐渐与民族意识的形成和独立精神的培养结合在一起，不少新教徒（如徐载弼、李向在和尹致昊等）开始积极献身于政治事业，成为独立运动的重要领袖。有了政府的支持和民众的积极参与，基督教在韩国展现了日益增长的活力，1905年韩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读经会，1909年的百万人救灵运动吸引了众多民众皈依基督教。

1905年《乙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广大基督教徒的强烈愤慨，他们走上街头，挂出“誓守国权”的条幅，号召国民保卫国家。在日本强制高宗退位时，基督教徒们组织了王室守备敢死队，不少义兵将领是基督教徒。1910年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后，基督教徒曾遭受残酷的迫害，基督教联合会也遭到镇压。1933年，朝鲜半岛有基督教徒约33万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民族的皇民化教育，教徒在做礼拜之前被强迫背诵《皇国臣民誓词》，各教派也必须改用日本教派名称，教权完全掌握在日本人和亲日派的手中。

二战结束后，韩国基督教艰难地进行了清算日帝残余、恢复信仰信心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猛，教徒数量快速增长。到80年代，基督教已经成为韩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1985年韩国基督教徒达648.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5%。1995年基督教徒增至850.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9.4%，基督教发展之快令人惊叹。2015年，韩国有新教教徒967.6万人，占总人口的19.7%。新教成为韩国第一大宗教。

基督教为何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这与韩国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有关。

首先，经济起飞后，韩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原有的缺少活力的、田园牧歌式的佛教对于缓解人们面临的各种新压力来说已经力不从心，而带有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信息的基督教成为人们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新的精神支柱。基督教鼓励个人奋斗和发展，强调理性，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向一致，于是城市青年、新兴中产阶级等纷纷皈依基督。

其次，基督教在传播基督教义、教育普及、增进社会福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庇护伞，这也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公平、基本人权保障等各方面的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基督教会就建立了产业传教问题委员会，探索如何向工人和城市贫民传教。1970年青年工人全泰一自杀引起巨大的社会冲击，教会对产业工人更加关注。

最后，韩国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积极地参与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其能够吸引更多民众的重要原因。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把韩国作为宗教变革引发民主化的典型。由于基督教在韩国快速扩张，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儒教对国家权威的尊崇和佛教的消极被动被摈弃，民主、平等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韩国的20世纪70年代正是维新体制下军事独裁和经济不平等最严重的时候。现实与信仰之间的巨大差距激活了基督教会的社会参与。1973年4月22日，在南山举行复活节礼拜的牧师和“韩国基督教学生联盟”的学生组织了反维新体制的游行示威。政府对他们的拘捕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和游行。1973年11月，66位基督教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废除维新宪法、恢复民主主义。1974年，5位主教领导数千名天主教徒举行了反对朴正熙政权的大游行。政府的高压使市民、学生、神职人员、社会在野势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基督教会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受到压制的民主人士的庇护所。在80年代大规模民主化运动到来时，教会已经成为反对军人政权、倡导民主运动、捍卫人权的主要场所，首都首尔的明洞圣堂成为标志性的教堂，是基督教参与民主运动的象征。

宗教的跨国性质，使得有教会参与或有教徒参与的问题都不再是一国的内部事务，而很有可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在韩国，教会积极参与民主化运动使威权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非常被动，加之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使威权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基督教的迅猛发展和各教团之间的竞争，导致教职人员规模的急速膨胀和素质降低，甚至出现了为赚钱而办教会的情况。教会林立的现象也很不正常。韩国著名漫画家李元馥在分析韩国人的特性时曾指出，除了韩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教会的尖塔如此林立的稀奇现象，甚至在一个建筑物上竖着三四个不同教堂的尖塔，整个首尔的夜晚成了红十字架的丛林。李元馥认为，这充分显示了韩国人的特征：“别人做了，我不能不做！”这与韩国人一窝蜂地去卡拉OK、染发、买泡菜冰箱如出一辙。然而，这种不甘落后的精神或许也是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五）其他宗教

除了儒教、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主要宗教以外，萨满教、天道教和伊斯兰教在韩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虽无组织系统，但通过传说和民俗已深入人民的生活。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信奉泛灵论，认为万物皆有灵魂。他们认为人类也有灵魂，并且永不消亡。安放尸体时，头要朝太阳升起的东方。先民们相信，诸如太阳这样的善良的神灵会给人带来吉祥，而邪恶的神灵则会带来厄运。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萨满教后来虽逐渐让位于儒教和佛教，但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萨满教巫师是沟通阴阳两界的媒介，被认为能祛灾、治病，并能保证人们平安吉祥地从今世进入另一个世界。萨满教巫师还被认为能解决活人和死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紧张关系。韩国的萨满教崇拜存在于自然界各种物体之中的数以千计的神怪，这些物体包括岩石、树木、山川，以及天体。萨满教仪式富于驱妖降魔的内容，表现出音乐、舞蹈等戏剧成分。儒教和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并没有使人们完全放弃对萨满教的信仰。在古代朝鲜，萨满教是一种令人敬畏而迷信的宗教。对现代人而言，萨满教已经成为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天道教是在19世纪60年代抵制西方的运动中兴起的，由大主教崔济愚创立，最初被称为“东学”，是朝鲜半岛的本土宗教。在创立过程中，天道教吸收了其他宗教的某些成分，如儒教的五常、佛教的净化心灵、天主教的组织和仪式等。天道教强调人神合一，意指人潜在地是神，但只有当人虔诚地信仰其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以及神的普遍性时，才能实现这种合一。《东经大全》《龙潭遗词》是天道教的经典。天道教的发展十分曲折。1864年崔济愚被以左道乱政罪处以极刑。1894年东学教徒在全罗道全琫准等人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史称甲午东学革命，后遭镇压。以孙秉熙为首的天道教徒参与了独立宣言的发表，是“三一”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天道教坚持排洋斥外、除暴救民，努力扩大教势，坚持抗日斗争。光复前夕，天道教有教徒9万余人。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天道教重建教会，并重新制定教宪。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天道教致力于编纂和刊行东学经典，整理和完善宗教戒律，设立教育机构，并积极参与民族和解与统一进程。据统计，2002年韩国天道教有教堂283座，教职人员5670人。2015年的调查显示，韩国有天道教信徒6.6万人。